新时代工匠精神的伦理传承与类型探索——评电影《大路朝天》（峻冰）

2019-04-02

阅读：来源：《中国文艺评论》作者：峻冰收藏

　　内容摘要：因执导电影《十八洞村》（2017）而为人熟知的女导演苗月，新近执导的影片《大路朝天》（2018）可谓继《战狼2》《红海行动》《我不是药神》后又一部较为成功的坚守艺术尺度的类型化电影，它是对“父与子／师傅与徒弟”序列中新时代工匠精神伦理传承的思考。影片本身突破边界、跨类融合的有益探索以及浪漫现实主义的诗意表达，都使该片具有感人至深的审美魅力。

　　关键词：《大路朝天》　工匠精神　类型化　浪漫现实主义

　　英国电影理论家欧纳斯特•林格伦在《论电影艺术》一书中认为：电影不仅能成为“为了激动人的感情而激动人的感情，也就是说仅仅为了使人愉快而激动人的感情”的“娱乐”手段；成为“不是为了立即满足人们的感情，而是要把人们的感情带进现实生活中去起作用”的“宣传”手段；而且可以成为“只能表现艺术创作者个人的经历和观点”的“真正的艺术”。[1]显然，林格伦依据电影承载的主导功能的不同较为正确地说明了：电影可以区分为娱乐电影（娱乐片，以娱乐功能为主导）、宣教电影（宣教片，以宣传教育功能为主导）和艺术电影（艺术片，以审美功能为主导）三类。

　　之于国产电影，宣教电影即主旋律电影（主旋律片）：它全部或部分涵盖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战争电影和警匪片、传记片等样式或类型。在本质层面上，具有创新品格、道德底线的娱乐电影的创作也应被视为真正的艺术创造；而主要承继娱乐电影传统的类型（喜剧片、惊险片、警匪片、科幻片、传记片等）无疑也是如此。美国传播学者和电影历史学家弗兰克•毕佛认为：电影评论家和电影历史学家应将“类型”与艺术质量较高、十分重视“生产标准”的影片列在一起给予评价，因为“每类电影在电影史上和文化史上都起过各自不同的重要作用”；类型“是由经济制度产生的”；它们“从内容和风格上都为电影事业的发展开拓了前景”[2]。

　　毋庸讳言，近两年大获成功的军事题材主旋律电影《战狼2》《红海行动》以有艺术尺度的类型化的有益探索突破了历史，它们并非昙花一现的创作经验、美学规律、接受心理及其所折射出的大众文化对今后的主旋律电影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显而易见，不久前引起观影热潮的道德伦理电影《我不是药神》是此路径；电影《大路朝天》，可谓又一部较为成功的坚守艺术尺度的类型化主旋律电影——对工业题材深情注目的它必将为主流意识形态以及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所瞩目。

　　一、新时代工匠精神的伦理传承

　　《大路朝天》主要思考了工人与工匠精神的传承问题，尤其是传统工匠精神与科技创新的关系问题。片中踏实朴素的老石匠曾庆民（巴登西绕饰）训斥一天到晚不想当工人只想当干部的儿子曾馒头（杜天甫饰）时所说的话——“你娃晓不晓得啥子叫工人，工人就是做工的人，就是老老实实、本本分分、认认真真用自己的双手做活路的人！”——无疑是对工匠精神（当然是指传统的工匠精神）的极好诠释。站在雨中训过儿子的曾石匠让其跪地拜师的场景既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也具有感人至深的审美力量，其中所溢出的踏实认真、精益求精、执着奋进、默默奉献、无限忠诚的文化意蕴让共和国“工人”和“工匠精神”的概念显得鲜活、饱满，很接地气。

　　其实，不只是曾石匠，影片的主人公、退休的筑路工唐金全（李保田饰）也曾告诉过几十年奋战在路桥建设第一线的儿子类似的话——作为多个重大路桥项目的总指挥，唐真红（郭晓峰饰）更加强调拼命实干、优质高效、科技引领及个人成就的快速达成（这既令人肯定，也令人反思，因为科学技术也需要求真、求精、求是精神的引导，也需要有生活、有情感、有个性的人来实实在在地完成）。《大路朝天》的叙事结构统摄了四组“父与子／师傅与徒弟”同为路桥工人的关系线索：（1）唐金全（父一辈，路桥一代）与唐真红（子一辈，路桥二代）；（2）卢通达（父一辈，路桥一代）、卢兴旺（子一辈，路桥二代）与卢桥亮（孙一辈，路桥三代）；（3）老陶（父一辈，路桥一代）与黑娃（子一辈，路桥二代）；（4）曾庆民（父一辈，路桥一代）与曾馒头（子一辈，路桥二代）。他们之间杂糅着伦理意义上的血缘关系和师徒关系。也就是说，父对子的亲情传承同时也演绎着师傅对徒弟的文化传承。当然，“工人”的自我认同与“传统工匠精神”的文化浸润主导着这种不时闪现苦干、实干身影的传承链条的绝大方面。

　　事实上，《大路朝天》所暗示或传达的并不仅止于传统工匠精神的传承问题，导演思考的触角进一步延伸到科技创新的层面——传统工匠精神也需要现代科技的加持；要求优质与高效的平衡，科技创新必不可少。细读本文，不难发现，父传子，子传孙，师傅传徒弟的代际延续，既需要有对丰富的实践经验所结晶的代代相传的“绣花功夫”的持守，也需要适时融入现代科技的竞争、协作、标准、高效的工业美学理念——唐真红对速度的追求、对成就的执着，对传统产业工人必须进行技术培训和鼓励技术创新的要求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一直思考自己所学的科技理论知识如何与实践工作“链接”的西南交通大学的毕业生张弛（孙艺杨饰）与对新建成的宏伟的大桥莫名兴奋的路桥集团新进女大学生江雪花（杨洁饰）的植入，明显表征着“互联网+”与新的时代语境下科技创新元素对传统产业的融入将成为必需。片中诸如“链接=（路桥的）连接”“轮换=更新（升级换代）”“速度=高效”“打洞=探索（创新）”等崭新工业理念的反复陈述或言说，也呼唤着既秉持踏实认真的传统工匠精神，又掌握现代科技的新型产业技术工人的快速涌现。

　　其实，无论之于筑路架桥，还是其他什么产业，劳动的美无疑既指有一腔热血，靠体力汗水实干、硬干的踏实认真精神，更应该指智慧施工、绿色施工，以科技为矛，创新为盾的新时代潮流。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21日在云南调研考察时说：“在推动产业优化升级上下功夫，在提高创新能力上下功夫，在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上下功夫，在深化改革开放上下功夫，扎扎实实走出一条创新驱动发展的路子来。”[3]同年5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杭州高新区视察时又说：“企业持续发展之基、市场制胜之道在于创新。”[4]显而易见，《大路朝天》对“踏实认真+科技创新”的新时代工匠精神的确认契合了主流意识形态，而且也明确传达出：这种新时代工匠精神应该在企业工作中得到真正的落实和传承。

　　二、坚守艺术尺度的类型化有益探索

　　实事求是地说，《大路朝天》以父带子及师傅带徒弟的文化伦理传承实现了对踏实认真、精益求精的传统工匠精神和引入科技创新的新时代工匠精神的一再确认与褒扬——其题材与思想显然是主旋律电影的典型样态。然而，影片并没有沿继传统主旋律电影的模式化叙述和表达之法，而是将类型电影的某些元素融入，创制出与《战狼2》《红海行动》《我不是药神》等片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新形式、新格局。

　　影片采用多视点结构对基于四川路桥建设现实的写实故事进行把控。叙事者一开始便设置了一个贯穿影片始终的悬念——数十年路桥建设的大功臣、多个在建项目的总指挥唐真红突然被纪委调查了（俗称“遭起了”）。他一时间失去了联系，人找不见，电话打不通。但他为什么被调查，关心他的一众人等并不知情。父亲唐金全几欲向单位申诉，但犹豫之后还是却步回家，静等儿子的归来，因为他坚信：“红娃不可能是一个坏人”。将自小失去母亲（生病去世）的唐真红亲自带大的江雪花（陈瑾饰），因为唐真红曾给自己修过几间普通砖瓦房的事实，她急急慌慌将自己多年存下来的退休金取出，去给路桥集团的有关部门还钱（当然被拒绝了）——以俯瞰全景展现的她事后低头行在驳杂的城市斑马线上孤寂的身影，昭示着她发自心底的困惑与迷惘。

　　不仅如此，打洞工卢兴旺（孙敏饰）因与唐金全长期共事，二人结下深厚的友谊，他出于对老朋友和世侄唐真红的关心（尽管因追求速度和个人成就的唐真红曾对他进行过严厉的批评，只因他把洞子打偏了），积极向路桥集团的有关部门了解唐真红“遭起”事件的原委，并热心地让儿子卢桥亮（白微饰）劝说他的同事黑娃（张政勇饰）要勇于承认错误。因父亲老陶（于山川饰）被唐真红因“技术不行”换下岗后郁郁离世之故，“黑娃”这个朴实的路桥工诬告唐真红给下岗后生病的陶老伯治病的50万善款为其退给陶老伯的贿金。在多时空、多线索的叙述语境中，长年跟随唐真红奋战于路桥建设工地的卢桥亮此前已经发自内心地对“遭起了”的可谓拼命三郎的领头人几十年的路桥建设成就进行了肯定：他对前来调查的纪委同志的慷慨陈词（仰拍中景镜头中他的反身奔跑与激情陈说）准确地说明了这一点。影片从多个视点对以悬念来展现的实为一个被诬陷的好人的唐真红的一再确认，随着痛苦反省后的黑娃的主动坦陈错误而释悬。其间，对略显符号化的唐真红几无人情味地对建设速度和个人成就的过度追求的个性性格刻画，《大路朝天》似也流露出值得人们反思的一面：不允许人的失误、不注重“人本”自身的快速发展是否需要适当放慢节奏，因为人毕竟不是机器，而且这也必然是不可持续的——在人的行为进程中，只能尽可能地减少失误，但不可能杜绝，即便是机器，也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的精准无误。

　　随着悬念的释解，《大路朝天》以即将在路桥建设事业征程中再一次出发的唐真红的回归，并见证多年不相往来的父亲与江姨（自小将自己带大的江雪花）的喜结连理，为故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过肩全景镜头中唐真红对手拉手走在葱绿的田野、沉浸于幸福情境中的两位老人的深情注视，象喻出合情合理的工作节奏和建设进程将引为未来之必需——在深层意义上，这既是个人的未来走向，其实何尝不是国族的未来走向。很明显，悬念促动着的多处插入回忆性镜头的多线索平行叙述，实乃对侦破片、悬疑片等类型元素的大胆借鉴；也因这种坚守艺术尺度的突破边界、跨类融合的有益探索，“好看”的影片不仅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其中所蕴含的文化深意甚至是“韵外之至”也让人持续咀嚼回味。

　　三、浪漫现实主义的诗意表达

　　除了类型元素的有机融合，作为主旋律电影，《大路朝天》还对艺术电影表达了由衷的敬意。换句话说，它也巧妙地融合了艺术电影的某种表达方式。这主要体现于浪漫现实主义传统和创作手法的创造性运用上——主体意旨对性格塑造、物象选择、运镜方式个性化的主观浸润。

　　恩格斯在1888年4月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曾说：现实主义“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5]那么何谓典型？“典型既是一个人，又是很多人，就是说，是这样的一种人物描写：在他身上包括了很多人，包括了那体现同一概念的整个范畴人们”[6]，别林斯基如是说。略加分析，便可见出，《大路朝天》在典型的中国当代路桥建设的现实环境中（间以富有生活质感和历史厚重感的对过去时光的闪回）刻画了典型的高扬传统工匠精神的路桥工人群像——不论是父一辈的筑路工唐金全和他的暗恋对象江雪花，曾“打偏过洞子”的打洞工卢兴旺，老实传统并对儿子严格管教的老石匠曾庆民，还是子一辈的不忘根本坚持对大学生传帮带的路桥工地负责人卢桥亮，一心想当干部但最后还是醒悟过来拜父亲为师的曾馒头，即使是新入职的老是琢磨着“链接”的大学生张弛等——都因写实情节的有机叙述和典型细节的巧妙呈示而在体现出性格普遍性的同时又彰显了其独特性：他们是普通工人的大多数，但又是为国族利益无私奉献着的平民英雄（曾石匠训斥儿子“啥子叫工人”话可作此注脚）。无疑，这种人各有面的典型性格刻画具有充分的现实主义色彩。然极为可贵的是，影片本文的现实主义书写又基垫于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环境描写和影像修辞氛围中，从而使影片有着张弛有致的节奏、新颖贴切的叙事视点和涵蕴深刻的艺术感染力，因而，它也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significant form）”——这种“一切视觉艺术的共同性质”[7]，标识任何艺术都是创作主体按照审美的规律和形式法则对物质世界和情感世界合情合理的把握。事实上，“有意味的形式就是我们可以得到某种对‘终极实在’之感受的形式。……艺术家灵感产生时的感情，是人们通过纯形式对它所揭示的现实本身的感情。”[8]

　　《大路朝天》采用平行蒙太奇多线叙述，多条彼此互有关联的线索有序展开，节奏不温不火，人物情感及影像展现的情绪力量也被控制在适当的情境氛围中。其间，以俯瞰全景展现的四川山区优美的自然风光，仰拍（大仰角）或航拍的宏大的路桥奇观抑或奇诡的路桥局部，多角度、多景别、多运动方式达成的段落镜头或景深镜头对场景段落有意味的写实再现和主观表现——如前景中倚在二楼会议室门前护栏上的卢桥亮打着电话，后景中显然听到卢桥亮电话声的新入职的大学生张弛正在从一楼沿户外扶梯回二楼宿舍（苦干、实干的老路桥精神激荡着后学）的景深镜头，以及用复调蒙太奇展示的唐金全非常喜欢吃的“北京酥糖”（参加工作后的儿子唐真红经常从外地给退休的老爷子寄过来）作为物象象征对“甜美”生活、“甜美”记忆或“甜美”情愫的隐喻（尽管路桥建设本来就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尤其是在缺乏科技引领的过去年代）等——都使该片诗意盎然。这种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有机交融的表达形式和美学建构使影片自身的艺术水准达到了较高的层面。诚然，这与类型化的有益探索一起，在使影片实现对传统主旋律电影成功突围的同时，也高扬了国族尊严、工业文明、文化认同、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

　　事实上，较早进行了主旋律电影类型化有益探索的《战狼2》《红海行动》和《我不是药神》，也都以浪漫现实主义传统和创作方法的现代性呈现实现了对模式化（甚至是套路化）传统的突围。这些作品均改编自真实事件（2015年中国海军护航编队也门撤侨行动、2005年患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陆勇因私服、私售廉价印度仿制药被捕事件），在成功展示出极端的恐怖主义、残酷的战争或被专利所垄断的高价癌症救命药对普通民众造成的伤害的同时，亦体现出反抗暴恐、热爱和平或良知未泯、扶危济困的人道主义情怀。三片所刻画的不无浪漫主义色彩的个人英雄、集体英雄、具有英雄性格的平凡人物以及他们所具有的崇高的理想追求、至高无尚的奉献精神抑或朴素的生命渴望，也隐现出空前的国家尊严、民族意识、文化自信、制度自信与人性光辉。

　　四、国产主旋律电影的未来主导方向

　　毋庸置疑，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时代，主旋律电影确应建构自己的英雄（奇观化的国族英雄，或者有着英雄性格的平民百姓），也应该拍出有着令人振奋的标举爱国主义、人道主义和人性本位主题，认同历史，高扬真善美，且制作精良、艺术精湛、手法新颖、生动好看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精品力作。

　　基于这种前提，主旋律电影的类型化可谓主旋律电影在把控住艺术尺度的前提下借鉴娱乐化的类型可取经验的能指运动。长期以来，不少主旋律电影尚存主题先行、题材陈旧且程式化、套路化之弊，说教色彩较浓，有的甚至仅仅停留在“观念的传声筒”的层面。在实践层面，主旋律电影应借鉴类型电影围绕大众主流文化演绎不同故事的手法，将主流意识形态潜隐于内，创造性选材和开掘，精心结构与呈现，使题材和主旨、人物及境遇独到而富有新意，使情节与细节、手法与技巧、风格与节奏、修辞与表意既合乎情理又令人回味，进而激起观影情趣并使观众“释然”或达至心灵的宣泄、净化，同时得到认知和教益。

　　类型化的主旋律电影务必坚守艺术尺度，也即要保持艺术性与商业性的动态平衡。迎合市场的低俗、恶俗是极不适合也需极力避免的。一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9]《战狼2》《红海行动》《我不是药神》《大路朝天》等类型化的主旋律电影显然契合了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传播了“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了“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了“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有机统一[10]。另一方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一定程度上，《战狼2》《红海行动》《我不是药神》《大路朝天》等片亦可谓好莱坞类型本土化的合理借鉴。不应讳言，促成好莱坞电影雄霸世界影坛历久不衰的工匠精神和竞争协作理念所织就的艺术、商业魅力应值得国产电影借鉴。在某种意义上，好莱坞多数道德伦理电影、战争电影与不少类型电影（如警匪片、科幻片、传记片等）实可谓凸显美国意识的“主旋律电影”（凸显由所谓世界军事、经济领袖或司法公正等促成的美国至上的优越感，个人英雄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共谋，国民可平等、富足、安乐生活的想象所织就的安全观，家庭伦理、道德秩序、社会和谐与亲情、爱情、友情的重构而非颠覆等）——当然，它们只是形而上地标明了美国文化自信、制度自信的美国主旋律电影，尽管这在某种意义仅具有形式意义和宣传功能，与它们表面上所肯定（或者先批判后肯定）的美国现实（种族歧视遍布、集体枪杀案件多发、大国沙文主义横行等）相去甚远。

　　正如习近平同志《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所说的：“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创作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又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11]鉴此，国产电影导演应认识到不同的题材、样式或类型并非相互对立、截然分界而是可以相互借鉴、相互融合，从而以合理适当的拍娱乐电影的“类型意识”来拍艺术电影和主旋律电影，以拍艺术电影的“精品意识”来拍主旋律电影和娱乐电影，进而创作出既叫好又叫座的电影佳作来——当然，边界的突破应有限度，要“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否则，无限度的边界突破则使边界的存在没有意义，也使样式或类型的划分失去必要性，进而陷入所谓泛自由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话语牢笼。

　　概言之，有限度的坚守艺术尺度的拓宽边界、跨类融合可谓当代日渐类型化的国产电影未来创作的致胜路径。好莱坞优秀的经典类型电影已为此作出典范，如强盗片《教父》便融合了恐怖片、惊险片的元素，警匪片《沉默的羔羊》也融合了推理片、惊险片、恐怖片的元素，灾难片《泰坦尼克号》则融合了道德伦理电影、喜剧片、恐怖片、惊险片的元素等。它们因精巧细致、新颖生动的视听形象和多重审美功能的自然含蕴而使自身上升为艺术片。事实上，国产电影近几年的创作也明显地呈现出根植于中华文化之上的突破艺术边界、实现共融互鉴的积极态势——这自是全球化、后全球化语境下世界电影艺术与产业交流的频仍及好莱坞以类型电影为主流的创作倾向对世界电影的强势影响所致。《九层妖塔》《鬼吹灯之寻龙诀》等明显受到好莱坞漫威电影《钢铁侠》《金刚狼》，DC电影“蝙蝠侠黑暗骑士三部曲”：《蝙蝠侠：开战时刻》《蝙蝠侠：黑暗骑士》《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等科幻片的影响，在科幻类型中融入其亚类型魔幻片、奇幻片的元素及同级类型惊险片、恐怖片的元素。《杜拉拉升职记》《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等青春片则融入喜剧片、传记片的类型元素。而《疯狂的石头》《北京遇上西雅图》等喜剧片也在黑色喜剧或轻松喜剧中融入时髦喜剧、讽刺喜剧、滑稽喜剧（闹剧）的类型元素。

　　引伸开去，如果说，类型化的好莱坞电影是以“美国主旋律电影”为主导的，那么，好莱坞雄霸世界影坛数十年历久不衰的事实是否可以启示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主旋律电影的类型化（多样式、多类型展示，突破边界、类型融合；遵循类型升级、类型演变规律；坚守艺术尺度与道德底线；认同混搭美学与边界限度等）、普泛化（内容宽泛化，题材多样化、主题的令人振奋等）与世俗化（影像叙述的雅俗共赏，从人物到故事的正向审美，叙事与表意主次关系的确认，浪漫现实主义传统的现代性呈现等）也可以成为中国电影的未来主导方向。我们期待如《大路朝天》和《战狼2》《红海行动》《我不是药神》般的国产主旋律电影不断地创造惊喜，由电影大国成长为电影强国的中国梦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