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民作家”立传——评话剧《柳青》（高字民）

2019-03-02

阅读：来源：《中国文艺评论》作者：高字民收藏

　　内容摘要：作家柳青是扎根生活、深入群众的作家典型。由剧作家唐栋编剧、西安市话剧院创作排演的话剧《柳青》为“人民作家”立传，生动地塑造了当代舞台新形象。该剧通过选取典型的戏剧动作、设置精准的人物关系，开掘人物身份的多重性，塑造了柳青“人民作家”的生动形象，表现了主人公“身入、心入”群众的艺术追求与情怀。然而，该剧对柳青潜心投入《创业史》创作过程的开掘还欠深入。作品可进一步突显柳青的主观视点，通过《创业史》中的人物形象和现实中生活原型的对比映照，强化对柳青的艺术思维和精神世界的探索和表现。

　　关键词：人民作家　话剧《柳青》　西安市话剧院

　　一

　　作为一个有很高理论素养和强烈使命感的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柳青面向社会主义新时代大变革的历史语境，认真思考文艺与时代、作家与人民的关系问题。1952年，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0周年，柳青在一篇题为《和人民一道前进》的文章中写道：“我们伟大祖国就要开始建设，不仅仅是社会经济的建设，而且是社会意识的建设。我们祖国的面貌将迅速地变化，我们人民的灵魂也将迅速地变化。”[1]面对这一深刻变化，柳青欣悦坚定地表达了“和人民一起前进”的决心，深刻总结了自己的思考。这就是“一切归根于实践。对于作家，一切归根于生活！”[2]

　　正是带着这样高度的文化自觉，柳青离开了北京，来到西安，再到长安县担任县委副书记，最后连副书记之职也辞掉，落户皇甫村，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用这种近乎极端的方式来“下生活”，以今天的眼光打量，简直就像一出“浸没式”、仿真化的“行为艺术”。但在那个年代，对柳青而言，却是“诚意正心”的虔敬之举。他带着对乡土和百姓的深情，带着对社会历史的思考，带着作家和共产党员的责任和使命，深入生活，把自己艺术创作的根深深地扎进泥土。在长达14年的“蹲点”过程中，他不是走马观花，不是蜻蜓点水，而是带着真心，动了真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要拆除‘心’的围墙，不仅要‘身入’，更要‘心入’、‘情入’。”[3]

　　反观当下的文艺界，“豆芽菜”式的“无根创作”比比皆是——编剧们闭门造车，导演们“雷人”拍“神剧”，小鲜肉演员们滥用替身、只靠颜值。拍场跳井的戏，竟然要动用几车矿泉水来制造“纯净水井”，来为演员而非角色营造“干净”的氛围。这种没有“入”只有“隔”的“创作的时代病”，在当下甚为普遍，值得反思。在这个意义上，话剧《柳青》彰显了柳青的时代意义和对当代艺术工作者的启示价值。

　　二

　　剧作家唐栋很会写戏，精妙地抓住“圪蹴”这一典型动作，传神地为柳青深入生活“写照”。“圪蹴”——特色的“陕西蹲”，对关中农民来说，自然平常；但对外来人而言，则需要学习和适应。柳青主动地弃“稳坐”而选“圪蹴”，是一种经过了思考的有意选择，是富有舞台感的戏剧“行动”。为此，他必须面临背带裤挂钩绷断的尴尬，忍受由此带来的“腿麻”之痛。值得一提的是，剧作家并没有顺着这个“圪蹴”肆意挥洒文化阐发和想象漫溢，而只是白描式地勾画出这一动作的日常状貌。然而，正是对于这一简单日常动作的精准选择，并呈现于舞台，就让柳青的“屈尊”“亲近”、扎根泥土的生动形象鲜活地立起来了。和“圪蹴”相似，剧作家还为柳青撷取了其他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动作。比如，换掉西洋装，换上老农服；不穿背带裤，扎上布腰带；还回猎枪禁猎，挎起担笼赶集等等。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典型生活化行动，编、导、演为我们传神而细微地刻画了柳青“身入”“心入”“情入”群众的戏剧化过程。

　　然而，如果只是从情感角度来理解柳青的“深入生活”，未免有些肤浅和简单了。这位优秀作家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不只是简单地带着深情来描绘生活，他还带着头脑来思考，塌下身子来体验，继而全身心地审视现实生活，追求理想生活。在《创业史》的题记中，柳青写道：

　　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新生事物，他的出生，是要经过同旧事物的严重斗争才能实现的。社会上一部分人，在一个时期内，是那样顽固地要走他们的老路。在另一个时期内，这些同样的人又可以改变态度表示赞成新事物。[4]

　　柳青既是党员干部，又是人民作家。他完全拥护、热情讴歌新时代的新生活，以一个“历史书记员”的小说家身份，客观地审视生活，以期揭示时代巨变给社会意识和人的精神带来变革的秘密所在。在目睹了新旧时代的社会“改天”之后，他还要扎根泥土，通过切身实践来体验和理解民众的“换地”。他要到群众中去，熟悉农民们的喜怒哀乐。唯其如此，他才能知道和理解农民的所思所想，才能真正刻画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最终感染和打动读者。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文艺工作者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而是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5]

　　在话剧《柳青》中，艺术家们清晰生动地表现了作家柳青虚心向人民学习、积极从生活汲取营养的过程。在“赶集”一场，剧作家又抓住集市上进行牲口交易时“捏码子”的典型动作，诙谐机趣，很接地气。为了加强戏剧性，编剧唐栋有意把柳青“捏码子”的对象设置为一位妇女，从而增强了场面的喜剧感，也为导演、表演提供了更广阔的发挥空间。

　　西安话剧院对该剧的舞台呈现立足于编剧的坚实基础，在表导演处理方面有诸多可圈可点之处：既充满关中乡土风情画的洒脱气息，分寸又拿捏得恰到好处。喜而不谑，闹而不俗，在二度创作中，时有创意和亮点。

　　三

　　需要强调的是，柳青为了创作，离开城市，扎根农村，深入生活，和人民“打成一片”。然而，他不仅仅是客观实录，而是在纪录生活的同时，也在认真思索和热切期盼。在小说《创业史》的创作中，柳青秉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既现实地描摹生活，也努力探寻着社会历史发展变革的规律。作为小说家，他把自己对新生活的理解和向往，熔铸在梁生宝这一“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形象身上。柳青扎根皇甫村，十几年的蹲点，无非是想力求他笔下描绘的这一“新人”以及围绕这一“新人”的“新生活”坚实可信。作家必须首先说服自己，然后才能打动读者。要言之，柳青“辞官务农”的目的，就是要摆脱创作中的抽象化和概念化牵绊，“跳出个人际遇的小格局，站在更高的基点，以更宽阔的视野审视和分析现实，分析辨别新事物新动态，抓住本质、把握主流、预见未来，引领社会进步。”[6]

　　柳青既是思想者，又是实践者。他以实际行动，成为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和先倡者”。[7]话剧《柳青》深刻地把握了作家柳青人生命运的行动主基调，写出了这一典型人物的独特风骨。为了凸显柳青的基调和风骨，话剧《柳青》的编剧和导演特别设置了柳青昔日的战友、现在的领导——县委副书记韩健这一角色（实际上，他正是因接替柳青辞去的县委副书记的空缺职位才来到长安县的）。巧妙的人物关系设置，强化了剧本的主题立意，以侧笔映衬和深化了柳青的形象塑造。客观地看，韩健这一角色，是一个合格而优秀的党员领导干部。剧作家并没有为突出柳青而刻意丑化韩健。编剧唐栋如实地写出了柳韩二人在思想上的差异乃至冲突。这一点，对当下现实主义的主旋律创作，具有难能可贵的借鉴意义。剧作家通过柳青和韩健的映衬比照，让观众充分感受到柳青这一典型人物的独特性：他有特殊身份和鲜明个性，是一个有情怀、有追求的知识分子型的党员干部形象。在皇甫村，他虽然辞去了县委副书记，却还保留了县委常委之职。这一点，村里的百姓知不知晓已不重要。因为即便知道他是常委，乡亲们仍会亲切地喊他“老柳”，因为，在大家心目中，这个“老柳”即便是常委，也是一个有着非凡想法和高远境界的与众不同的“农民”。

　　艺术典型是“熟悉的陌生人”，是拥有鲜明个性同时也反映时代共性的“这一个”。西安市话剧院创排的《柳青》，为新时代的人物形象的艺术画廊奉献了一个全新的“人民作家”形象。这一作家，同时还是一个全新的共产党员的形象。就作家而言，这是以前话剧舞台上绝少出现的形象——一位如此躬耕陇亩、亲身劳动，和乡亲们袖手“捏码子”“把酒话桑麻”的“人民作家”；就共产党员的形象而言，在我们的舞台上，作为求索者、斗争者、引领者、奉献者、隐忍者、献身者、执行者、奋斗者的共产党员形象不胜枚举，屡见不鲜，但沉浸在深入体验和不断思考中的探寻者和实践者形象，却凤毛麟角。从社会实践看，在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进程中，我们固然需要一个个坚定的执行者、奋斗者，但同样也需要能走进人民大众，在体验和思考的实践中不断求索的思想者和积极的实践者。信念坚定、情怀高远、身体力行、知行合一——这不仅是历代知识分子向往的人生境界，而且是优秀的共产党员追求的宝贵品格。西安市话剧院塑造的“这一个”柳青形象，正向观众昭示了这一点。而创造这一形象的舞台艺术家们，也努力践行着自己的伟大使命，成为了当今“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和先倡者”。

　　四

　　戏剧是情境的艺术、冲突的艺术和行动的艺术。就话剧《柳青》而言，一个城里的大官、知名的作家抛弃优越和舒适的生活，下乡蹲点，为小说创作找感觉，过农民的生活——这一开篇的情境，就很具有悬念和吸引力：柳青能否克服一系列不适应，应付诸多现实矛盾，最终完成自己的人物塑造和故事讲述？这一悬念同时构成了本剧的核心冲突和贯穿行动。初到皇甫村，柳青就找来王三老汉等三位乡亲采访。这一场里，采访者与被采访者的文化隔膜、习惯差异和观念冲突，奠定了本剧的情节主线。而懒汉媳妇抱鸡前来索赔的片段穿插，丰富了情节，强化了冲突。叙事至此，剧中一个重要人物梁生宝还未出场。梁生宝的出现，是在接下来的“分稻种”一场。在这一场，剧作家聚焦梁生宝，围绕他的互助组分稻种一事，浓墨重彩描绘了精彩热闹的风俗化群戏——人物众多，各具神采，场面开阔，线索清晰；节奏多变，张弛有度。这是一场颇见剧作功力的热闹戏。

　　然而遗憾的是，在这场之后，戏就开始有点儿散漫了。随着亲情、爱情、战友、师生等支线情节的展开，柳青对以王三老汉和王家斌父子矛盾为代表的社会意志冲突的观照，和对互助组与合作社运动的展现，就开始时断时续，有些游离了。面对皇甫村社会变革中的思想博弈和灵魂激荡，柳青如何观察、体悟、审视乡村生活，最终完成从王家斌到梁生宝的艺术创造？这本应是该剧的戏核。作为一部揭秘作家创作秘密的话剧，剧作家完全可以让作家与自己笔下的人物以及生活原型展开多维对话，启发观众对生活巨变进行思考。但令人遗憾的是，剧作家的开掘还欠深入。在作品后半部，柳青作为党员干部的形象很突出，但作为人民作家的形象却略显单薄了，性格的丰富性明显减弱了。

　　在一些语言性见长的场面，编剧唐栋巧妙地通过柳青给“学生”上课、和战友争论、向妻子哭诉，淬炼出一些含金量很高、艺蕴性极强的闪光金句，赢得了不少评论家争相引用和点赞。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些金句有点儿像罗丹的巴尔扎克塑像，是太过“完美的双手”。美则美矣，却有些“抢戏”。有些话藏在心里，引而未发，磨得发亮，或许会更有力量。毕竟，话剧的台词，也应该作为语言行动来理解。

　　从这一意义看，柳青和革命战争年代的老战友韩健的戏，虽有冲突却仅限于观念争论，缺乏意志的较量；柳青和学生的戏，只是单向度的讲课，缺乏冲突。如此一来，即便讲课中冒出一些精彩的“金句”，却也只是对文艺创作者有用，普通观众不会有太多兴趣；同理，临近结尾处，柳青向爱妻马葳最后透彻心扉的倾诉，由于缺乏必要的前情铺排，不免显得有点儿突兀和仓促。从总体看，这些场景都“言语”有余而“行动”不足，戏剧性力量不免有些孱弱。

　　柳青十几年在皇甫村长期“蹲点”体验生活，是为了完成心心念念的《创业史》的创作。小说里的梁生宝、梁三老汉和生活中的王家斌、王三老汉，相互照应，相映成趣，是柳青文学世界中理想与现实的两极。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和生活人物原型，构成了一种复杂的镜像关系，可以形成互文性对话。然而略显遗憾的是，话剧《柳青》只是交代了现实生活中王家斌、王三老汉等客观原型的生活际遇以及他们和柳青的来往，但对柳青艺术世界里的梁生宝、梁三老汉等人物形象却没有观照和表现。对于作家柳青而言，梁生宝、梁三老汉的价值和意义远远要大于王家斌、王三老汉。如何通过挖掘和揭示作品中艺术形象和现实里生活原型在精神信念和理想价值方面的异同，呈现一个人民作家在艺术创造过程中的冲突矛盾与最终解决，是话剧《柳青》可以进一步深化的地方。

　　就二度创作的艺术呈现而言，西安市话剧院2018年的首轮演出，可谓风格质朴大气，色彩鲜明，场面开合有度，调度饱满有力。台词处理上，普通话和陕西方言的交融贴切自然，既突出了陕西地域特色，又体现了话剧艺术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