襟怀坦荡　岁月不老——从郑浩天看话剧《大国工匠》的人物形象塑造（张先）

2019-02-18

阅读：来源：《中国文艺评论》作者：张先收藏

　　内容摘要：就个体角度来说，郑浩天的形象充满了悲剧性。无论在大阅兵的活动中如何表现，有多么重要，他仍然是悲剧性的。而正是这种悲剧色彩使郑浩天形象得以在舞台上矗立，具有典型意义，因为这正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群落的经典写照。

　　关键词：《大国工匠》　人物形象　悲剧性　承担与牺牲　历史镜像

　　孔夫子曰：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当下每一天都会变成过去，艺术家无法再现历史，却可以对历史进行无限的想象，以帮助后来者去解读已经消失的历史和历史环境中的人。话剧《大国工匠》（编剧：林蔚然，导演：吴晓江，内蒙古自治区话剧院出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五次大阅兵[1]为时代经纬，将三代兵工人的理想、亲情、友情、爱情融入历史洪流，以诗意的气魄，描述大国工匠们的人生轨迹。回叙记录了军工技术科研人员作出的努力和牺牲。演出通过塑造兵器制造军工人的群体形象，完成了关于社会进步，国家富强，历史变迁，满带主旋律色彩的宏大叙事。

　　一

　　编导者在与祖国共命运的情节叙述中，创造出众多可圈可点的人物形象：如新老优秀工人代表形象陈之培、李泉兴；中年知识分子代表形象郑浩天、余香凝、陈启生；现代青年大学生代表王西及民营企业代表形象彭海洋等。其中最令人心动的是主人公郑浩天。究其原因，不在于其专家身份，不在于他的科研成果，更不在于他是多次阅兵盛典的参加者；而是在于他将个人的情感当作祭品，贡献给了国家的大国重器的研究，他命运轨迹本质地应和了“大国工匠”的要旨所在，除了坚持和刻苦，还要承担和牺牲。

　　根据剧情的介绍：工程师郑浩天，1939年生于一个富商家庭，20世纪50年代的海归代表。少年天才，极其聪慧。中国第一代军工专家。1954年就从北京来到内蒙古三机厂参与重大课题工程。喜欢发明创新的机械设计师。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阅兵，宣告中国人不能制造坦克的历史结束。郑浩天参加过四次大阅兵。他为投身理想，拒绝了爱情，终生未娶。他性格古怪，爱吃红烧肉，喝点小酒。他喜欢俄罗斯的诗歌，喜欢肖邦的练习曲。没事儿在家摆弄模型，眼前出现回忆。他想年年看到阅兵，看到祖国日渐强大。他没能去成阅兵现场观看，因为他每次都在保障技术层面。在2015年阅兵之前他亲临现场坐镇，在攻克难关之后，他满足地溘然长逝。

　　郑浩天这个形象承担着全剧情节主干的叙述，代表着创作者关于“大国”及“工匠”的想象。想象的起点，被编剧放置在郑浩天对“爱情”说“不”的节点上，这个关键的处理，引发了贯穿全剧的核心主题，“大国工匠”的成就难点，不是来自外环境的压力，而是在于克制自己的内心。大幕拉开，工程师郑浩天面对着事业和爱情两座并峙的高山。

　　洪莲穿着雨衣，拿着饭盒和一件白衬衫上。看见实验室门外地上放着的饭盒，叹了口气。

　　洪莲：（小心地拉了拉门，门从里面锁着）你又不吃又不喝，还没等建成社会主义，你先死了，我可怎么办。

　　屋内没有反应。

　　洪莲：我知道你在里头。我就想问你一句，咱们俩什么时候去照结婚照？一周之后就是婚礼了，领导和工友们都会来热闹热闹……

　　还是没有反应。

　　洪莲：（有点担心）浩天……（看看四周，有点羞涩但焦急）同志。郑浩天同志！

　　门一下子开了。头发乱蓬蓬眼睛红通通的郑浩天站在门口。

　　洪莲：你终于肯开门了。我已经六天没见过你了。门口的饭盒有时候吃了一口就扔出来，有时候凉透了都没动过。

　　郑浩天：洪莲同志，别再给我送饭了。组织会给我从食堂安排的。

　　洪莲：那不一样。

　　郑浩天：没有必要再送。我想说的是……反正很快你会忘了我。你必须这么做。

　　洪莲：（惊愕）你说什么？

　　郑浩天：请你原谅。我想咱们最好还是分开。

　　洪莲：……

　　郑浩天：请你走吧。我还要工作。

　　郑浩天欲关门。

　　洪莲：（用手和身体抵住房门）别闹了郑浩天同志，我还不知道你，离开我你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郑浩天：洪莲同志，我向毛主席保证，这不是开玩笑。

　　洪莲：别再说了，就当为了我委屈你一次，我已经找好照相馆了。

　　郑浩天：洪莲，我想得很明白了，我不会跟你结婚的。

　　洪莲：哈。我妈给咱俩做的被面，马上就缝好了。我爸托人弄的糖和花生还有酒正在路上。学校里的同事，工厂里的工友们，都通知了一遍。这时候别开这种玩笑。

　　郑浩天：对不起。

　　洪莲：……为什么。

　　郑浩天：（抓抓头发）我再三考虑过了。你看啊，我这几天除了一次一次做实验，就是想咱俩这件事儿。想得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睡不着觉我就接着做实验……不用照镜子我也知道，我这模样人不人鬼不鬼的，头发脏得跟收发室的鸡毛掸子一样……是，我知道你不会嫌弃我这个德性，你会跟我结婚，给我做饭洗衣服，隔三差五敲敲门看我是不是还活着。但我凭什么让你天天过这样的日子呢。你好好一个姑娘捡个破烂儿回家干什么。

　　洪莲：我乐意啊。你有学问有本事，懂技术，能成大器办大事儿。家里的小事儿我来就好了。

　　郑浩天：洪莲，你是不是傻，是不是有病啊。

　　洪莲：我傻，你聪明就行了。我有病，你就是药。

　　郑浩天：我很忙。我觉得你也是个有文化的人，我跟你说的你都能听明白。咱们就别浪费时间了。

　　洪莲：所以没有时间开这种玩笑。衣服换下来我带走，明天你给我一个小时，就一个小时，照相馆的师傅我去打招呼，不行的话请他到这儿来给咱们拍……

　　郑浩天：没有什么结婚照。洪莲，没有了。

　　洪莲：……

　　郑浩天：我已经想好了。我的生活里现在没法再装下你了。我满脑子都是以后几十年的事儿，那里头要是有你，我会后悔的。

　　二

　　一道已经开启的情感激流被阻断，刚刚绽放的花蕾被意志所摧残。郑浩天终止了结婚约定。而雨中的红莲，七天前还是郑浩天心仪的对象，是“将驾驶着坦克，向你方前进！”的恋人。在两座大山面前，郑浩天选择了对科研高峰的攀爬，止步于爱情的山脚。他认定自己无法“心有猛虎，细嗅蔷薇”，情感与事业无法兼顾。他否定自己会拥有“去时山川，归来原野”的豪情，感觉凭什么让心爱的姑娘“捡个破烂儿回家”；他以为自己内心容不下那么多关于家庭的内容，所以决绝地走上这条“襟怀坦荡，岁月不老”的报国之路。尽管这种选择使他显得怯懦、保守、不近人情；虽然这种处理表现了创作者对那个时代的镜像化理解，却本质表现出一代知识分子的判断标准：即个人一切皆为小事，家国最大，而家与国比，不值一提。面对这一结果，还惦记着照结婚照的洪莲近乎崩溃。

　　洪莲：你……有别人了？

　　郑浩天：你别问了。

　　洪莲：我是不是哪儿做错了？你告诉我，我可以改。是啊，上次我发烧不该埋怨你不来看我，你那么忙，我还跟你闹别扭……我来给你送饭也不再乱敲门了，你自己想着吃啊。你胃不好，以后咱们结婚了，我照顾你就更方便了。要不真是担心你照顾不了自己……结婚照你不想拍没问题啊，咱们以后再说，等咱们有了孩子，一家三口一起拍……

　　郑浩天：你没做错什么。是我不好。我不配跟你结婚，不配当你的丈夫。趁着现在还来得及……你应该有幸福的家庭啊……洪莲，你走吧。我要继续工作了。

　　洪莲：……

　　郑浩天：（微笑）照顾好自己。要搬蜂窝煤就找陈之培，让他帮你，或者来这儿找我……只要我没有在做实验，我一定去帮忙。

　　洪莲：只剩下七天了。

　　郑浩天：是啊。就剩下七天就要交图纸了……外媒说中国人不能制造坦克，我们偏要给他们看看！阅兵倒计时了……这是重大任务……我急得睡不着啊……这雨一直没停……哗哗的都下在我心里了……我一分钟掰成八百瓣儿都不够用啊，你快回去吧。不能功亏一篑，咱俩都成了历史的罪人，要当罪人我一个人来。那什么，要是你还能把我当朋友，哪天看见我饿得倒在门口，给我扔个你亲手蒸的窝头来。

　　洪莲：我是想提醒你，还剩七天咱俩就要办婚事了。

　　郑浩天：现在你解脱了。祝贺你！相信我，时间会证明一切的，等你老了，头发白了，昏昏欲睡地想起今天这一切，也许你仍然会觉得郑浩天是个王八蛋，但是你会觉得这一切都是对的。

　　洪莲把手里的饭盒换过来，又用毛巾仔细包上。

　　洪莲：面条趁热吃了，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送饭了。这件白衬衫是我托人从上海带来的，本想婚礼的时候给你穿，现在看起来用不上了。送给你做个纪念吧。郑浩天，好好工作、好好生活。我走了。

　　郑浩天：（看着洪莲慢慢离开，忽然地）哎！

　　洪莲：（停下，期待地转身）……

　　郑浩天：（走过去，用袖子给洪莲擦了擦头发上的雨水）擦干了，别感冒了。上次发烧还没好利索……

　　洪莲控制不住自己，一下子抱住郑浩天。郑浩天轻轻推开洪莲。

　　郑浩天：走吧。就跟所有人说，我是个坏人。随你怎么说。希望你别太恨我。

　　郑浩天疾步走回实验室，门关上了。

　　三

　　郑浩天的形象完成于对洪莲的“关门”行为。他后来的诸种行为都未超越那一刻。从剧情进展看，郑浩天从未后悔，并未反思，也没有检讨。可见他认为贡献是最重要的，个人的情感要求比起对国家贡献来说微不足道。就个体角度来说，郑浩天的形象充满了悲剧性。无论其后在大阅兵的活动中如何表现，有多么重要，他仍然是悲剧性的。而正是这种悲剧色彩使郑浩天形象得以在舞台上矗立，具有典型意义，因为这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群落的经典写照。

　　从我国现当代戏剧历史发展的脉络看，这种带有布莱希特“教育剧”倾向的作品有着相当长的历史传承。早在共和国成立之初，受苏联文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风气影响，文学艺术界践行新文艺的创作就蔚然成风。20世纪50年代，一部《卓雅和舒拉的故事》以及保尔—柯察金的自传体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成为文学艺术的具体坐标。在此前后，国内也出现了吴运铎的自传《把一切献给党》。这些作品适应了社会进步发展的要求，共同结构出知识分子人物形象在建设事业中的基本特点。随后一系列的人物形象被艺术家创作出来。戏剧舞台上，新创剧目“知识分子”典型概念不断涌现，形成了知识分子在不同社会样态中的形象系列。期间尽管因各种影响有所中断，但经典性的人物形象始终没有停止产生，表现了十分顽强的继承性。例如舞台剧《烈火红心》《千万不要忘记》《第二个春天》《丹心谱》《地质师》等，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几乎同时，也铸成了戏剧舞台中知识分子群体的形象特质。究其本质来说，这应和了整个社会对知识分子形象的镜像化要求。其最突出的共同点是：承担与牺牲。没有承担与牺牲的色彩几乎不能成为一个舞台知识分子形象。从传承的角度来说，郑浩天也是如此。为了完成大国重器的研究，为社会作出知识分子的应有贡献，他不能在感情的世界里倘佯，不能去享受温暖的家庭世界，而是要按照社会的需要，按照国家总体目标的要求决定取舍。在这样的环境及前提下，郑浩天虽然充满内心的纠结与痛苦，还是毅然决然的“关上了门”。这个行为表达了知识分子形象的担当和牺牲。

　　布莱希特在他的《戏剧小工具篇》中写到：“如果一个人被历史化，根据时代做出回答，并且在不同的时代做出不同的回答，他不就是‘每个人’吗？是的，按照时间过程或者阶级，在这里每个人做出的回答都是不同的，如果他生活在另一个时代，或者距今还不甚久远，或者生活在暗影里，他一定做出另外一种回答。”[2]布莱希特论述得十分清楚，郑浩天的行为，不是一个具体的个人行为，在作品中他是被历史化的，是一个形象。形象要根据时代做出回答。也就是说，他的作为要符合时代的需求，符合人们对一个知识分子形象的期待。作者的创作是居于满足社会期待的立场。

　　生活在当下的我们，向那个时代回望，会感觉到人物的选择非常合理。尽管郑浩天在情感中挣扎，却在事业上努力；感情上牺牲了，事业上成功了。或许会有人质疑，但总体上大家都能够理解，感到满足。在人们的认知中，这个结局符合道义，符合社会要求，一个知识分子应当应分为国家付出，这就是贡献。人物的“历史化”过程得到完成，根据时代的需求做出了回答。

　　值得指出的是，《大国工匠》的作者并没有试图将郑浩天英雄化，始终谨守分际，不从政治理念上进行人物形象的提升处理，他只是停留在牺牲小我，成就事业的结点上。这一个清醒处理，使作品没有落入理念宣传，概念造神的窠臼。

　　记得在很多年前，曾经有人研究作为文化现象的“样板戏”里的主要人物，对“典型英雄”的特点进行了概括：其一，自觉或本能的具有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并由衷地愿意为之献身。无论是在推翻反动统治的战斗岁月中，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里，主人公的最高任务总是指向这一远大目标。其二，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党性原则。事关大是大非，英雄们都是毫不含糊，绝不心慈手软。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那些中间人物总是在是非问题上态度暧昧。英雄会做细致的思想工作，通过事实教育群众。其三，具有人类普遍珍重的美德。牺牲自我，奉献他人，勤俭克己，吃苦耐劳，清心寡欲，造福一方。吃下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其四，具有人类非凡的能力。大智大勇，任何困难面前，总能春风化雨，柳暗花明，为众人指出方向。先知先觉，有善于在蛛丝马迹中发现敌人阴谋的大智慧。洞若观火，从而挫败一切挑战。其五，具有良好的心理和生理状态，男性，健壮魁梧或偶尔有粗心小疵；女性，端庄姣好而绝无妖艳之嫌。具有美好的性特征，但绝不会为异性打动。作为文化现象的这种总结是否准确，可以再行讨论。就创作规律来说，给形象做加减法，用“理想光环+细节真实”能不能成为剧作家的基本路数，还是值得怀疑的。

　　反观过去，可见证现在的进步。郑浩天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被刻意的“英雄化”，作者小心翼翼地写他作为一般人的状态，没有豪言壮语，只有默默的守候。将其放在朴素的时代背景中，发出普通人的光芒。

　　四

　　在《大国工匠》讲述的历史岁月中，为了国家美好富强的愿景，每个剧中人物都在努力，他们不怕艰辛，敢以身殉。不只是郑浩天付出了青春和爱情；焊工师傅陈之培付出了肢体的伤残；技术员余香凝则将生命交给了科研事业。如剧情所表现的那样，时代产生了每个人都共有的基础——国家情怀。剧中被英雄化的是所有的人物，是历史把她的主人——人民——这个总体形象推到了最前排。布莱希特指出“我们所需要的戏剧，不仅能表现在人类关系的具体历史的条件下——行动就发生在这种条件下——所允许的感受，见解和冲突，而且还运用和制造在变革这种条件时发生作用的思想和感情。”[3]《大国工匠》这种对社会历史中人物群体的处理和解释，明显与布莱希特倡导的创作原则相对应，凸显出该剧所具有的、不同于一般历史认知的特殊色彩。

　　如果就人物形象塑造提出一些建议的话，笔者以为剧中其他的人物，特别是洪莲还显得比较乏力。为什么同样的情感挣扎没有在她的心里引起波澜呢？在内心的丰富性方面，郑浩天与洪莲应是对等的，郑浩天的“关门”行为将引起一个花季女孩子的怎样反应，细想起来，怎样的反应都不为过。可令人遗憾这点被作者放弃了，洪莲作为一个怨妇终老全场。

　　法国当代文论家罗兰—巴特指出：叙述是人类开蒙、发明语言之后，才出现的一种超越历史、超越文化的古老现象。叙述的媒介并不局限于语言，可以是电影、绘画、雕塑、幻灯、哑剧等等，而作为上述媒介的混合。叙述，体式更是十分多样，或神话、或寓言、或史诗、或小说，甚至可以是教堂窗户玻璃上的彩绘，报章杂志社的新闻，乃至朋友之间的闲谈，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任何社会，都少不了叙述——而叙事是叙述中的一种规范化的表达，因为叙事常常是叙述者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展示由他个人提供的一个关于人生本质的、绵延不断的经验流。

　　亚里士多德也说过：诗人比历史学家描述的历史更具真实性，因为加入想象力之后的描述更能体现那个时代的本质。比较当前的社会，话剧《大国工匠》里面的人物，在今天一些青年人的耳朵里像是天方夜谭。但从对历史的记忆出发，去接纳这种叙事，去体验“一个关于人生本质的、绵延不断的经验流”，就能被那个时代的本质深深触动。人的个体性对社会性的简单承担，尽管残酷和怪异，却是社会普遍的认同。所谓贡献社会者，对个人来说一定是重大的牺牲。孔夫子曰：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当下每一天都会变成过去，艺术家无法再现历史，却可以对历史进行无限的想象，以帮助后来者去解读已经消失的历史和历史环境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