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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评论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艺评论工作，作出了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文艺评论的健康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评论工作系列重要论述精神，落实中央宣传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建强文艺评论阵地，营造健康评论生态，本报携手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开办“北京·艺评”文艺评论专栏，刊登知名文艺评论家、青年文艺评论家及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对当下热点文艺作品、文艺事件、文艺现象、文艺思潮等的系列评论文章，推动创作与评论有效互动，充分发挥文艺评论的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作用，发出文艺评论独具特色的“北京声音”。

春风化雨　美美异和

　　文艺评论的主要任务是就文艺作品以及相关文艺现象进行公正合理的评说。不过，当文艺活动及文娱领域中出现流量至上、畸形审美、“饭圈”乱象、“耽改”之风等怪现象，而且这些怪现象已经直接危及文艺作品创作和鉴赏风气的常态时，对其加以及时和直截了当的批评，也应当是文艺评论的分内之事。在当前文娱领域综合治理中，文艺评论界应当发挥文艺评论本身的介入或干预作用。

（图片来源：影像中国，摄影：张家安）

　　一、“春风风人，夏雨雨人”

　　文艺评论应当通过评说中外历史上优秀的文艺作品，倡导优良的审美趣味，发挥健康审美风尚的引领作用，促进良好的文艺生态建设。孔子《论语·八佾》欣赏“ 《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情感节律，要求快乐而有节制，悲哀而不过度，在情感表达上合乎礼仪，体现审美风尚的导向作用。庄子标举“乘物以游心”的回归自然风范，倡导人们不是凌驾于大自然之上，而是要顺应自然的节律，跃入自然的怀抱而实现心灵的自由畅游。管子留下“春风风人，夏雨雨人”的名言，在后世演化出“春风化雨”的美妙憧憬，表明优秀的文坛或艺界应当形成相互尊重、如和风细雨般轻松自如的风尚。屈原追求“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突出“内美”而非“外美”的优先地位，等于是淡化当代所谓“颜值”的作用，突出心灵美的重要性。司马迁欣赏李广将军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谦逊气度，告诫人们美好的品质、风范并非一味地张扬，更不是张狂，而是谦逊的或自谦的，是非自夸而由他人评说的。宗炳标举“卧游”式自然审美习俗，表明他如此酷爱自然风景，以至到年老体衰不能出游时，也要通过静卧中观赏山水画而获得想象和审美上的满足。王羲之心仪于“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氛围下友朋唱和的雅集之乐，给我们留下了古代文人间人际和睦、天地人和谐共处的审美风范。这些不同的古典文艺范例共同表明，从事文艺活动的目的，不在于炫耀或自夸，更不在于借机诋毁或攻击他人而独秀自我，而在于既陶冶自我性灵，又尊重他人趣味选择，彼此之间“和而不同”；不在于证明人类有高于自然和胜过自然的超自然力量，而在于人类自觉地顺应自然的节律并寻求与之和谐共处。这些审美传统原则，应当成为当代人从事文艺或文娱活动的可师之范。

　　今天的文娱媒介、形式、门类等早已与古代的大不相同了。但其间跃动的中国艺术心灵传统应当是一脉相承的：通过文艺活动或文娱活动，实现春风化雨般陶冶心灵的作用，同时又充分尊重各自的和而不同。这从美学上说，就是既寻求美己之美，也注意美他之美，使得不同的美之间能够通向美美共在和美美异和的境界。美美共在，是说美与美之间虽有差异，但可以相互共存而不必相互敌对。美美异和是说，相互差异而又相互共存的美之间可以带着这些差异而实现平等对话和和谐相处。也就是说，我即使不能欣赏你的美，也会信赖和尊重你爱美的权利；同时，我们之间诚然审美习俗或趣味各有不同，但可以平等共处、相互和睦。

　　二、要“艺魂”不要“文丐”

　　文艺评论应当通过批评畸形审美观，促进文娱领域风气的好转。不妨以史为鉴。清末民初时期，以单纯的游戏及颓废态度对待人生的鸳鸯蝴蝶派作品曾一度风靡文坛。从“五四”时期开始，以鲁迅、茅盾和郑振铎等为代表的中国新文艺界，曾经同其展开持续的竞争和论战。鲁迅在1931年这样概括清末民初时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特点：“这时新的才子＋佳人小说便又流行起来，但佳人已是良家女子了，和才子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阴花下，像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但有时因为严亲，或是因为薄命，也竟至于偶见悲剧的结局，不再都成神仙了，……直待《新青年》盛行起来，这才受了打击。”这里回顾了以《新青年》为代表的“五四”新文艺对于鸳鸯蝴蝶派的坚决而有效的“打击”。郑振铎在1935年指出：“鸳鸯蝴蝶派的大本营是在上海。他们对于文学的态度，完全是抱着游戏的态度的。……他们对于人生也便是抱着这样的游戏态度的。他们对于国家大事乃至小小的琐故，全是以冷嘲的态度处之。他们没有一点的热情，没有一点的同情心。只是迎合着当时社会的一时的下流嗜好，在喋喋地闲谈着，在装小丑，说笑话，在写着大量的黑幕小说，以及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来维持他们的‘花天酒地’的颓废的生活。几有不知‘人间何世’的样子。……有人谥之曰‘文丐’，实在不是委屈了他们。”这里以“文丐”去评判鸳鸯蝴蝶派的实质，确实体现了尖锐和犀利的评论眼光！正是通过这样负责任的文艺批评，特别是通过创作感受新的现代生活脉搏的新文艺作品，新文艺界尽力遏制了鸳鸯蝴蝶派以文艺为单纯的游戏、消遣、娱乐、庸俗和媚俗等不良习气，积极地引导文艺为社会、为人民而创作，有力地促进了时代审美风尚的好转。

　　当前文娱领域的歪风习气虽然不代表主流，但其造成的危害性已毋庸讳言。文艺评论界应当发扬现代新文艺评论界的优良传统，敢于批评前面所说的流量至上、畸形审美、“饭圈”乱象等，在文娱领域提倡柳宗元式“文以明道”和苏轼式“有为而作”等创作风尚，倡导“内美”引导“外美”的内外和谐的文娱人物欣赏风气，在观众或“饭圈”中倡议“春风化雨”般非强制性的平等对话和交流，有效地促进当前文娱领域风气的好转。当代文艺和文娱领域都不需要早已被历史洪流所荡涤的庸俗“文丐”，而需要更多的敢于直面人生喜怒哀乐、酸甜苦辣的“文胆”“艺魂”，需要一大批带有古典文化传统风貌和现实主义精神的文艺杰作。

　　三、“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

　　文艺评论界还应当面向未来艺术发展，积极参与涵育中国艺术公心。也就是说，应当着眼于未来文艺发展和文艺生活，特别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的更高远的文艺发展和文艺生活，鼓励人们自觉地涵育中国艺术公心。在审美和文艺领域历来存在趣味或爱好的多样性和非同一性问题，但正像清代思想家顾炎武所说的那样，“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这里总结出先王之治的成功秘诀：人必有私，故需“恤私”即对“私”予以同情和理解，进而寻找将天下人之“私”融合为“公”的合理路径。假如天下人都能自觉地把各自的“私”集束和融合起来，那找到通向天下之“公”的路径应当就是可能的了。中国艺术公心，是指艺术家与观众之间、不同观众之间，可以通过文艺作品的创作或鉴赏，跨越各自的私利而找到共同的公正或公平之心，从而实现差异中的心灵对话、沟通和和睦。这不是强行地忽略、泯灭或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而是带着这些差异而展开的平等对话、沟通和和谐。

　　在今天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或融媒体时代，伴随经济全球化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造成的文化艺术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由于各种媒介或媒体的过于发达，要寻求人与人之间、“饭圈”与“饭圈”之间的完全认同与和谐，肯定是存在困难的。“饭圈”的存在及其相互差异有其必然性，但既不宜相互攻击，也不宜强求一律，而是既承认其相互差异又同时避免相互敌对，要求实现平等共处。因此，合理的办法不是强求它们之间达成完全认同和一致，而是承认它们的相互差异并且带着这些差异而展开相互间平等对话和真诚沟通，也就是达成前面说的美美共在和美美异和。这样的中国艺术公心，既是古典的又是当代的，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既是个人的或私人的又是公共的或公正的，应当成为当代中国文艺界对于世界文化艺术发展的独特而重要的建树。

　　四、“堵”不如“疏”

　　文艺评论还应当采取区分和引导的策略。文娱领域中“饭圈文化”中的参与者主要是年轻人，对他们的“追星”或“爱豆”嗜好需要适当区分对待，也就是把正常的人生榜样或典范喜好同盲目追星的极端偏颇区别开来。年轻人欣赏或崇拜自己心仪的文娱艺人、特别是成功的演员，这本身可以理解，表明他们有着对更高的人生榜样或典范的追求热情，向往更加高远的生活。但是，假如这些纯朴而真诚的爱好或热情转而演变成为畸形的盲目崇拜、不同“饭圈”间的相互攻击，甚至成为弃事业于不顾的“脂粉”（职业粉丝），或者甚至完全以此为敛财之道的极端的“饭圈”乱象，那就偏离正常轨道而需要加以引导了。引导，是说除了对作为圈粉造星等乱象源头的相关媒体平台、幕后资本等，采取必要的雷厉风行的强制性行政管理措施外，对于普通的“粉丝”则不宜采取同样的强制方式，因为那样不仅会于事无补，反而会不加区分地将这些年轻人一律推向对立面。真正合适的办法，不是“堵”而是“疏”，“堵”不如“疏”，应当如前面“春风化雨”所说的那样，以润物细无声的柔和涵濡方式去劝导和涵育，让一时迷途的年轻人逐渐看穿“饭圈”乱象背后不可告人的真相，重新回到对人生榜样或典范的常态化的仰慕和师承轨道上，进而通过自身的扎扎实实的人生奋斗，转化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积极力量。

　　北京作为首都，正在奋力建设全国文化中心城市，因而首都文艺评论界理应通过文艺评论而为首都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发声，为首都文化艺术事业高质量发展和在全国发挥领先和辐射作用而尽心尽力。

　　（作者：王一川，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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