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民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创作成果

——电视剧《枫叶红了》带来的启示

　　枫叶为什么这样红？

　　34集电视剧《枫叶红了》于8月5日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段播出。该剧聚焦脱贫攻坚主题，讲述了内蒙古科尔沁草原巴图查干嘎查（村），在经济、社会、人文各方面的新时代面貌，播出后收视表现抢眼，一直稳居全国同时段前列。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同步播出，都获得良好的收视成绩。特别是电视剧还没播完，科右中旗这个曾经的国家级贫困旗成了网红打卡地，以草原红枫为标志的地域风光、以马业为特色的旅游产业以及扶贫项目蒙古绣等，都不断激发着人们的想象。

　　近年来农村题材特别是扶贫题材剧不少，为什么《枫叶红了》这部剧受到广泛欢迎？它有什么独到之处？《枫叶红了》带给我们许多启示。

　　人民性与真实性

　　描写一个贫困村脱贫的故事，观众认为好看，那一定是镜头对准了老百姓，一定是体现出了艺术真实。《枫叶红了》的真实性，除了地域真实和人物真实外，有两点是其他同类剧所缺少的：一是敢于写矛盾冲突;二是真实再现了基层党组织的日常工作，与基层群众的血肉关系。这在电视剧创作中是难能可贵的，以往要么缺乏勇气去表现，要么就是简单地贴标签或者刻意回避。这两点突破是《枫叶红了》的亮点，反映出创作团队对真实性的追求。

　　真实性的获得来源于对生活的深入。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就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这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成功的秘诀。

　　《枫叶红了》创作团队正是如此。从总导演哈斯朝鲁带着编剧采访开始，近两年时间里，主创人员在科右中旗扎下根来，主演孙茜、孟浩强、王卓等，不仅提前半个月进入拍摄地体验生活，而且与人物原型成为知心朋友，遇到创作上过不去的坎，就到当地的干部和农牧民中去找感觉，找解决方案。所有人物都有不止一两个原型。

　　驻村第一书记也称“溜达书记”韩立，村书记宝峰，一只手残疾的退伍军人，4个贫困户：拉家带口的寡妇高娃，酒鬼白银宝，赌徒刘长利，还有懒汉、假贫困户包七十三，都在脱贫攻坚的最后一公里，或以自己摆脱贫困的志与智，或得益于多种扶贫项目，实现了自己追求富裕生活的愿望。作为矛盾冲突一方的张志龙、张小龙父子，从过去的村干部变为村霸，也塑造得有血有肉、丰富有度，使脱贫攻坚战中的矛盾冲突贯穿始终。正是有了这一矛盾冲突，才使观众感到剧情真实可信。

　　脱贫攻坚是当今中国一场伟大的实践，在一线工作的党员干部有百万之众。《枫叶红了》创作团队深入到曾经是深度贫困的旗，自觉融入全党全国发动的这场硬仗之中，从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党和国家向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中，深切体会到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也受到教育感染，获得创作的激情和灵感，从一个旗县一个村，反映和概括出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的历史画卷，并在荧屏中留下一个个真实感人的人物形象。

　　创作之道与借鉴之技

　　《枫叶红了》是由中宣部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中共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旗委、旗政府协助拍摄，并作为北京市广播电视局重点剧目之一，在艺术上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创作理念和方法，向全国电视观众呈现的一部优秀作品。在制作团队的具体艺术实践上，也体现为一种回归，回归生活源泉，回归现实主义创作道路。

　　不论是向历史深处探寻，还是与时代同步，以人民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创作理念和方法，都是我们今天的文艺工作者应当践行、应当鲜明地加以强调的。《枫叶红了》创作于脱贫攻坚的现在进行时。人民群众在场，党的政策在场，文艺工作者也一起在场，这不禁使我们回想起战争时代的革命文艺：放下枪，就出戏。

　　新时代，我们也需要这样的文艺，回应时代关切，为时代立传铸魂，在作品中让时代主题与艺术创作相生相长，努力创作无愧于民族振兴的精品力作。

　　以人民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创作，是新时代的文艺创作之道。坚持好道，广泛吸收借鉴不同国家文艺创作的技，而不是以技为道，将西方影视创作的技奉为金科玉律。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被西方文艺观念框架、价值体系限定住了，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自己的话语。在新时代，我们必须从这个束缚中解放出来，在文艺创作和实践中，在理论学术的总结中，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创作的文艺理论体系，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

　　《枫叶红了》创作历时两年，以十年磨一剑而论，算是急就章，在艺术上还有不少粗糙的地方，观众在网上也有不少批评，值得主创团队总结。但这部电视剧的成功之处，使它不失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创作的一个考察样本。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网·“脱贫攻坚”艺评专栏

　　脱贫攻坚主题电视剧：如何书写脱贫攻坚的中国经验？

　　扶贫题材电视剧的新主流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