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从文学史的角度，还是从政治史、社会史的角度来看，2021年都是具有节点意义的特殊一年。回望2021年的文学研究，我们会发现，中国文学研究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鉴往知来，向史而新”的风貌，在研究对象、研究路径、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上，表现出一定的总结性、创新性、当代性和多样性。

（图片来源：影像中国，摄影：于春晓）

　　年度文学研究的整体风貌

　　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世界范围内的技术革命、文学创作的新变与研究理念的创新，深刻影响着2021年文学研究的问题关注、价值取向、路径方法，影响着文学研究更新迭代的内在逻辑。

　　学术热点的形成往往与现实密切相关，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总是直接间接地对文学研究形成深刻影响。这一年，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全国文代会、作代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在这些重大事件的影响下，文学研究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明显增强。用更宏大的历史观审视文学史和文学研究的问题，用更开放的学科观建立文学研究和生活实践的关系，用更包容自信的文明观刷新学术研究的视野，在历史、现实、未来有机结合中总结历史经验、阐发当代价值，正在成为文学研究的自觉追求。

　　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深层次影响着文学研究的基本图景。这一年，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万亿元大关，载人航天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又跃上了新的大台阶；中国抗疫取得巨大成就，堪称奇迹，为世界各国防控疫情提供了重要借鉴和支持，让中国人民倍感自豪。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文学研究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明显增强，立足中国当代社会实践，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研究中国问题、时代问题，研究系统性问题、原创性问题，积极构建中国特色文学研究“三大体系”，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

　　这一年，科学技术更加深入地影响到文学形态和文学发展，也更加深入地渗透进文学研究的对象、资源、观念和方法中。网络文学、科幻文艺、媒介文化、后人类、技术与人文等，进一步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和疆界；数据库建设、大数据方法、数字人文、人工智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新文科概念和跨学科理念深入人心。

　　年度文学研究的重要方向和成果

　　2021年，文学研究成果丰厚，创新的理论构建、广阔的学术视域、丰富的问题视角、多样的研究方法，在文艺学、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学科中都有体现，集中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党百年伟大历程、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回顾与总结成果斐然

　　在历史的重要交汇点，以百年视野回顾和总结文学发展伟大历程、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鲜明现实意义，这是2021年度中国文学研究的热点和亮点。从年初开始，《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学术刊物和一些学术社团，围绕“中国共产党100年的理论与实践”“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的领导与百年文艺”等主题开设专栏、召开研讨会，一方面从百年视野总结和反思文学自身的根基、特质和走向，另一方面深入解析复杂文学场域，努力寻求研究新变，呈现出历史性和当代性、创新性和包容性、批评性和建设性相融合的鲜明姿态。

　　总结党领导文艺经验，探求新文学精神文化价值。文学研究界将百年党史和文学史联系在一起，以百年视野回顾和总结文学发展历程，反思文学的本质内涵和文化价值，彰显文化自信。陈思和梳理了党在不同时期领导文艺工作的不同方法，对文学批评功能和性质的变化做出细致勾勒，指出新文学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天然盟友，还是整个革命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陈晓明从传统转向现代的面向、世界性的面向、大众化的面向、伦理建构的面向、民间再发现的面向、网络与视听开启的新媒体面向六个方面，梳理了百年中国文学建构的精神价值。张清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百年发展与成功经验进行了总结，党在领导文艺工作中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走马克思主义文艺中国化道路，正确处理政治与文艺的关系，积极探索创新，积累了丰富经验。赵学勇探讨了延安文艺与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结合当代文学面临的问题解读延安文艺精神的当代性。蒋述卓研究“爱国主义精神”“改革开放精神”等新中国精神与文学经典生成的互动关系。李永东从“解放”这一主导性观念出发，总体呈现中国现代文学的“解放”书写。谢刚、江震龙研究现代中国民族文学观，阐发了民族共同体诗学的概念。王兆胜认为，百年来的中国散文离不开作为主体的“国体”规约，应更多地从国体散文角度审视中国式现代化在散文中的行程、特点、规律、价值和意义。

　　反思文学研究历程，深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内涵。张福贵对百年党史与中国新文艺的逻辑演进及艺术呈现进行深入探讨，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新文艺在历史逻辑和思想发展上具有一致性，“党史精神”影响着中国新文艺的内在品质。蒋述卓认为，国家话语各元素之间存在相互牵制、相互补台、相互对话协商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进行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谭好哲认为，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价值观经历了宣教、认识、审美、文化四个阶段。高建平认为，“他律”“介入”“为民”三个概念构成了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线索。傅其林认为，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的三个经典文本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三次高峰。董学文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引进形态推向创造形态，从理论形态推向实践形态，从实践形态推向制度形态，逐步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二）“两个结合”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面向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经验，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学实践的关系，成为2021年文学研究的重要面向。人民文艺、民族形式、文化自信、理论自觉、现实主义、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高频词汇。

　　学习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的深刻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2021年，关于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的研究不断深化。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新时代文学要牢记“国之大者”》一文强调，新时代文学必须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牢记“国之大者”，把握历史主动，勇于担当作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新时代文学的强大力量。李屹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提出一系列具有原创性、时代性、指导性的重大思想观点，蕴含着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认识论方法论层面实现重要突破。董学文、王一川、张德祥、丁国旗、王列生、李西建、范玉刚等专家从人民性、时代性、科学体系、批评标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阐发。

　　探索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代化、中国化的价值和路径。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最重要的是与中国文艺发展的实践相结合，实现当代化和中国化。赖大仁考察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发展历程，认为“人民文艺”是百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和文艺实践进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先进文艺观念，引领文艺实践，促进文艺事业蓬勃发展。张永清提出，在反映论这一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根本观点确立与巩固的过程中，苏联化渐趋弱化、中国化逐步强化，表明了新中国话语体系构建中的理论自觉、文化自觉、民族自觉。段吉方分析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的文本传播的“三大主线”，即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唯物史观”“社会主义思想”。胡亚敏认为，马克思晚年摘编的《历史学笔记》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拓展和深化，其观念和方法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具有指导意义。

　　深化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赵敏俐认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将古代文学研究的视角由传统的重视教化与陶冶性情，转向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文学本体的认识，建构了一个以“批判继承”为主导的阐释体系。党圣元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反思批判，形成了从建设性批判到创新性转化的传统文化观。韩高年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影响下的文学观和社会历史观成为20世纪文学研究中的主导性思想和方法，古典文学研究面貌为之一变。泓峻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对民间文艺传统的重视，与儒家“观诗”“怨刺”“诗教”“乐教”等民本思想存在一定的继承关系。廖可斌通过对俗文学研究的百年回顾指出，俗文学研究具有鲜明的人民性。

　　（三）文学研究的历史维度和当代关怀日益凸显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随时代变迁而发展，文学的魅力和活力也在时代变迁中被不断定义和重构。文学研究首先要把握文学的历史维度，尽可能客观地还原其赖以产生的历史语境，以历史主义的眼光审视和评价作品、作家和文学现象；同时，文学研究从来都是一个现实与历史对话的过程，在对话中发现历史意义，在对话中实现当代价值。2021年，文学研究的历史维度和当代关怀日益凸显，“有史料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史料”成为共识。

　　史料研究和文献学凸显文学研究的历史维度。出土文献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新的学术增长点。廖群利用清华简《系年》论证《史记》称引左氏《春秋》的原貌，程章灿从永州摩崖石刻看文献生产的地方性，刘成国以新出墓志探讨宋代文学研究的拓展等，皆是利用新出文献对传统问题作出新开掘。在现当代文学领域、文艺理论研究领域，对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史料研究和文献学研究成果颇丰。严家炎、洪子诚、吴俊、吴义勤、王尧、刘福春、黄发有、金宏宇、杨庆祥、黄平、斯炎伟等，通过不同方式推进了“有史料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史料”的研究进展。除了一般的作家作品考证等外，与当代文学相关的会议、学习班、编辑部等看似“边缘”的史料研究也深受重视。

　　经典重读和重写文学史深化文学研究的当代关怀。经典重读被置于更为广阔的文本群落之中，阐释力求与时代和文本展开多重对话。张新科认为，把握古代文学经典的建构途径，有助于我们当下对“两创”的理论认识与实践探索。莫砺锋通过对辛词陆诗的重读，揭示中华民族的爱国情怀。许子东、李继凯、张丽军、李建军等对《红旗谱》《青春之歌》《创业史》《平凡的世界》等文学经典的重读深入具体语境之中，又站在历史之外，呈现出面向当代的关怀意识。《文艺争鸣》讨论当代性的外延和内涵、当代文学作品如何经典化等问题，《当代文坛》就当代文学史的书写问题展开讨论，凸显文学史书写的当代意义。

　　此外，呼吁重建文学批评、强化批评功能，探索社会生活变迁、新技术革命对文学生产、消费以及学术生产的全方位影响，都使文学研究的现实诉求日益强烈。

　　（四）研究方法、研究资源的拓展成为文学研究新的生长点

　　学术创新往往伴随产生研究方法和研究资源的拓展，而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资源又必然推动学术研究产生新的增长点。2021年，文学研究方法和研究资源的拓展取得重要进展。文学研究在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方面齐头并进，数字人文和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在文学研究中越发普遍。

　　数据库、文献平台等电子文献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中华经典古籍库、浙江大学智慧古籍平台等，正在成为学术研究的新基础设施。以数据为基础的量化分析方法为古代文学研究带来新的视角和思路。刘石等认为，大数据技术引发了传统文献的生产方式创革、结构形态新变，可以革新传统文献学的实践路径，催生新的研究范式，促进传统文献学现代转型。王兆鹏等分析了宋代诗文词作者的层级与时空分布，通过对宋代诗文词作者和作品的统计数据，细化了对宋代文学发展进程的认识。赵耀锋以《文心雕龙》研究为例，证明数据挖掘技术可以形成新的文学解释视域。

　　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受到广泛关注。语言学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基本的观念和方法，学界尤其关注语言学角度的古代诗歌研究。葛晓音、韩经太、冯胜利讨论了中国诗歌语言艺术研究的逻辑起点、节奏与音步的对应机制、语言的“诗化”与诗歌的“语法”等问题。史伟认为，以历史比较语言学为工具的文学研究传统和以英国瑞恰慈为代表的语义学研究为传统文学研究增加了新的学理基础。王怀义、程国赋重视图像和文字性视觉文本的深刻影响。龚宗杰、胡琦认为，传统文论对音乐性的认识非常有价值。王立新结合文本和语境分析外国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有效性。陈跃红讨论数智时代的跨学科研究。金衡山认为，外国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不能离开文学的本体性。

　　域外汉籍以及传统文献的持续挖掘与集成研究促进了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视角的转换。张伯伟认为，学者应将汉文化圈和汉字文献当作一个整体，注重不同语境下相同文献的不同意义。陈伯海、陈尚君指出，域外汉籍的发掘和整理已成为唐诗学研究的新动力。孙逊认为，由古代韩国学者和作家撰写的大量汉文小说，为了解和认识东亚儒学提供了鲜活的文本。《古本戏曲丛刊》第十集、《清代蒙古族别集丛刊》等文学文献汇编，《石门文字禅校注》《吕本中诗集笺注》等古籍整理成果陆续面世，裨益学林。

　　（五）新的文学文化现象不断拓展文学研究的边界和视野

　　网络文学、科幻文艺、媒介文化、后理论、后人类，不断拓展文学研究的边界和视野，使得文学研究与文学文化新形态同频共振，持续吸引学界的兴趣。

　　当代文论的新趋向。通过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关系的反思，周宪认为，未来的文学会呈现更多的可能性，文学研究始终是回应文学变化所提出的问题。朱国华认为，文学研究现在变成了一种有效的社会批评方法，在整个西方人文学科衰落的背景下，中国的文学研究一枝独秀。刘方喜从物质性工艺史视角进行考察，认为人工智能正把人从非自由劳动中解放出来，启动人类迈向自由王国三级跳的最后一跃。汤拥华则提出了一种后人类叙事的形式与伦理，强调虚拟身体对身心关系的深刻影响。

　　文学与文化的交融。当代文学与文化的日益交融，带来了各种反本质主义以及“后理论”思潮。金惠敏认为，“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并不一般地反对“文学性”和“审美”，而是反对文学本质主义、审美本质主义。邢建昌认为，后理论不是理论的终结，而是一种对大理论的怀疑态度，一种理论反思倾向或转折趋势。汪正龙认为，后理论与其说是一种独立的理论或者派别，毋宁说是文学理论新的存在形态，跨学科、小写的理论、自反性是其基本特征，“在之间”、文学的扩容等是其发展趋向。赵宪章认为，文学既是语言的艺术，也可以延异为书写的艺术，“语象”“字像”和“书像”串联起两种艺术的图像关系，对此关系的理论研究即为“文学书像论”。姚文放认为，晚近以来，从“新批评”的“细读”走向“理论”的“粗读”已成为文学批评阅读状况的大势，文学批评的阅读从文本阅读向社会政治分析转移，在文学社会学中有着集中体现。

　　（六）学术基本理论、基本问题、基本概念的反思性和创新性研究稳步推进

　　对基本理论、基本问题、基本概念的反思性和创新性研究，从来就是文学研究的基础和重心。在这些问题上不断取得的成果和突破，显示出文学研究的理论深度和历史厚度。2021年，除了前面论及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化、中国化问题，经典作家、作品的再认识、再阐发，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等问题外，以下几个方面也取得重要进展。

　　阐释学作为当代文论建构的方法论。中国文论要获得当代性，首先必须对文论的基础性命题进行前提性的反思和方法论的革新。张江再论强制阐释，将“强制阐释论”扩展为一种更具普遍性的阐释理论，提出建构当代中国文论的方法和路径。泓峻认为，“强制阐释论”的理论建树主要体现在对阐释伦理的强调、对阐释公共性问题的深入思考以及对中国阐释学思想的总结与借鉴等方面。高楠认为，“对象的确定性”被逻辑地置于阐释起点位置、期望与动机等心理学理论的引入，使阐释学得以在更高层次的具体研究中展开。李春青认为，阐释对象的确定性不能理解为意义的唯一性，它还包括文字背后隐含的丰富意蕴。曹顺庆、丁国旗、谷鹏飞、卓今从阐释学与当代社会实践联系的角度，为思考强制阐释问题提供了新视角。

　　中外文艺理论资源的重新阐释。《中国文学批评》开设的“中西关键词比较”栏目，深化和推动了比较诗学研究。此外，钱中文考察巴赫金的诗学与哲学的主题，张政文研究德国古典美学中心场域中的边缘问题，陆扬关注当代西方文论中的空间转向，赵勇考察阿多诺内在批评的内涵和路径，曾军讨论西方叙事学知识体系中的中国因素，傅修延提出听觉叙事的视角问题，这些研究为我们建构当代文论提供了新视角。

　　文学研究中的“原发性问题”和基本观念的重新审视。左东岭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原发性问题”，主要表现为现代纯文学观念与传统文章学观念的冲突矛盾。张伯伟重审中国的“文学”概念，认为不宜将概念的演变简化为名词的演变，用文献的胪列取代意义的剖析。赵敏俐主张建立一个符合中国早期经典生成实际的动态作者观，揭示其在经典生成和中华文化建构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存在的意义。程苏东认为，“天籁说”和“作者说”两种文本生成观念对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具有源头性影响。欧明俊主张重新建构传统“大文学”散文观念，走“返本开新”之路。吴周文、陈剑晖认为，散文理论话语的自主性、本土化构建，需重新辨析散文文体的核心概念，辩证处理“载道”与“言志”等多重功能，把握坚守“天人合一”的“原型”精神。

　　重要文学现象和经典作家作品研究呈现新局面。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宏观性、长时段、整体性与微观性、短时期、局部性研究互补融合的格局逐步形成。现实主义文学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流，在理论和价值取向上得到充分重视。贺绍俊、刘琼等对当代小说中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进行深入解析。白烨强调现实主义的精神坚守与独特表达。张清华强调中国当代文学要向古老的叙事致意。张均着力于呈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新文化创造中蕴含的价值追求。左翼文学和延安文艺研究中，对人民、工农兵、大众等概念的关注持续成为研究热点。尤其是，2021年恰逢鲁迅诞辰140周年，鲁迅研究继续推向深入。邱焕星提出文学政治作为国家政治、文化政治以外的第三种视角，用以分析鲁迅思想的政治向度。孙郁分析鲁迅作品与中国文化中佛教因素的联系。黄乔生、张丽华从文体和叙事层面深入讨论鲁迅经典文本的文学复杂性。袁先欣、陈洁突破传统文本研究方法，从语言、声音和视觉性入手，对鲁迅作品进行多侧面解读。

　　此外，张隆溪、方维规、高旭东对世界文学的论述，王向远、黎跃进对中国“东方学”的研究，纪建勋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的梳理，均值得关注。

　　今后文学研究展望

　　纵观2021年的文学发展动态，可以看到，理论与时代之间的张力正凸显出来，理论建构的当代意识不断增强。文学研究与文学实践的结合更加紧密，学术研究的思想性和创新性正成为一种自觉的追求。今后的文学研究应当继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扎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深刻把握文学研究更新迭代的内在逻辑，强化主体性，拥抱多样性，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与创新。

　　加强基础研究，着力突破重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基础研究是学科体系的源头，具有独特地位和重要作用。没有基础研究的扎实根基，学术研究就缺乏稳健发展的根本保证；没有基础学科的持续创新，学术研究就缺乏紧跟时代的充足动力。文学研究作为基础学科，尤其需要持之以恒加强基本理论、基本问题、基本概念的研究，尤其需要在重大理论问题上重点突破，使研究成果具有前瞻性和引领性。

　　打破学科壁垒，推进融会贯通。学科构成了知识生产的结构，规定着学术生产的理念、方法和目标。学科的划分既是理解和探索世界的一种方式，也在有意无意间重新分割世界、重塑世界。就文学学科而言，一方面学科整体规范清晰，自成体系；另一方面，不仅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壁垒森严、难以对话，文学二级学科之间同样相互隔膜、故步自封。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现实，面对时代对文学和文学研究的现实召唤，必须打破学科壁垒，在一种既坚守又开放的研究态度和学术格局中，寻求理论高度、思想深度的新突破。

　　笃行守正创新，锻造学术精品。创新是文学研究的永恒主题和第一动力。创新的前提是守正，就是要遵循文学研究的基本规范、基本规律和基本价值观；创新的路径是互鉴，就是要以开阔的胸怀和视野面对多样性，在交流中迸发光芒；创新的目的是锻造学术精品，服务于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文学研究应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勇于主动设置议题，推进“三大体系”建设，用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视野的学术话语解读中国文学，提炼中国经验，弘扬中国精神，展现中国形象。

　　胸怀“国之大者”，回应时代召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新征程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方位。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深刻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把文艺创造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写在人民奋斗的征程中。”这是对文艺工作者的召唤，也是加快建设文学研究“三大体系”的基本遵循。只有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胸怀“国之大者”，才能从时代的脉搏中感悟文学研究的脉动，把文学研究真正融入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中，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真正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

　　（执笔：张跣、李琳、马涛、陈凌霄、马征、杨琼、范利伟）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文学部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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