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形象的表达和变迁

——论关仁山小说中的党员形象

　　回顾当代文学史，新文学运动以来，乡土题材曾长期是小说创作的主流，一代又一代作家为读者贡献了一大批经典作品和农民艺术形象。作为曾经掀起“现实主义冲击波”的重要作家之一，关仁山熟悉农村，对乡村和农民怀有深厚感情，他小说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始终在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中得到呈现。由于土地是农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制度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因此农业和农村生活深受政策影响。在此基础上，关仁山在《日头》《天高地厚》《白纸门》《麦河》和《金谷银山》等长篇小说中，以土地和农村产业政策调整过程中的传统乡村生活，以及党领导下的乡村治理方式变迁等为背景，观照由此引起的农民精神状态与心理情绪的变化，以一批具有党员身份的典型形象扣住了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时代脉搏。

　　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做时代的弄潮儿，又肯奉献自我，带领群众发家致富、促进乡村发展的党员形象，是关仁山着力塑造的人物，以《金谷银山》中的范少山和《麦河》中的曹双羊为代表。这些党员形象有的一身正气，心系百姓；有的虽有复杂的人生经历和道德品性，但总体上贯彻了党的农村政策，并敢于与传统乡村观念、宗族势力和利益集团等做斗争，为改变农村面貌、改善农民生活做出了贡献。

　　《金谷银山》中的范少山是一个《创业史》中梁生宝式的人物，小说以他带领白羊峪发展绿色农业帮助百姓脱贫的全过程作为主线，用文学手法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时代发展理念。范少山5年前离开祖居的白羊峪到北京卖菜，回乡时在大雪纷飞中经历了孤独贫困的邻居老德安自杀事件。面对“一个人活得没指望，一个村活得没希望”的乡村困境，他告别恋人、放下北京的生意，执意回到故乡去做拯救乡村的“超人”。从此，他的命运和乡亲们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看准祖辈种植谷子的资源，利用土地流转政策扩大种植面积，在专家指导下发展“金谷”产业；又修通了出山的公路，并推广光伏发电，不仅保住了已经被列入异地搬迁的白羊峪，还使村民摆脱了贫困走上了可持续发展之路。作者将范少山对传统道义和文化的传承、对党的信念的坚守和对时代精神的追求融合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理想化的乡村领路人，无疑也是新时代所期冀的“新人”形象。

　　比《金谷银山》更早创作的《麦河》也是将故事放置在以土地流转为基础的新农村建设上，但与范少山淳朴的理想主义相比，《麦河》中从“农业人格”转型为“商业人格”的曹双羊则是一个更加复杂的形象。曹双羊通过开办方便面厂引导村民流转土地，帮助故乡鹦鹉村走上了富裕之路。曹双羊、范少山两个人物的人生经历和性格变化，折射出中国乡村发展方式的变革，以及传统农耕文化与乡村道德观念的流变。

　　此外，《金谷银山》中的村民小组长余来锁、《麦河》中传统乡村文化的代言人狗儿爷等也是较为成功的党员形象，虽然政治身份也在形象建构中发挥着作用，但由于长期生活在农村，他们的眼界和思路都较狭隘，对于带领农民脱贫致富缺乏方法。从叙事上看，他们是用来衬托范少山、曹双羊这类形象的功能性人物。

　　与上述普通党员的形象不同，在关仁山笔下，作为基层政治权力代表者的农村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常常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他们中有的是标签化的形象，例如那些站在应当为群众服务的位子上，嘴上喊着高调的口号，但却违背党的宗旨尸位素餐者；有的则倚仗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飞扬跋扈、横行乡里，甚至鱼肉百姓。例如《白纸门》中雪莲湾的吕支书，将七奶奶辛辛苦苦要来的20万元建校款挪用买了小轿车；《金谷银山》中白羊峪的党支部书记费大贵干脆长期住在镇上，不参与村里的工作，反倒怪电视片上没他的镜头；《天高地厚》中的乡党委宋书记则因索贿受贿被反贪局带走。

　　这类人物中最典型、性格最复杂，也最发人深思的形象，当属《日头》中的权桑麻、权国金父子，以及《天高地厚》中的荣汉俊。他们既承担着党的工作职责，又深受民间文化的影响，具有包括封建特权思想在内的多重观念，他们的人生难以简单评价功过与是非。权桑麻是日头村的老支书，按照他的观念，“我是日头村的党支部书记，在日头村，我能代表党，我说话，就是党说话，你听我的，就是听党的。”他的儿子权国金接替了他的村支书位置，但父亲的行事做派已经被儿子继承下来，“人们听见明明是权国金在说话走路，可却是权桑麻现身”。权氏父子构成了典型的乡村家族式权力结构，在作品中更多地处在被批判的位置上。

　　相比而言，荣汉峻则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争议人物。他由村支书兼任村长并担任企业厂长、董事长，直至担任县政协副主席。他是农村改革开放的实践者也是既得利益者，但当他开始掌握权力时，则通过权钱交易等方式巩固自己的地位，暴露出贪欲的一面。而在对待梁双牙、鲍真等年轻一代的态度上则表现出矛盾心理，一方面给予呵护，另一方面又暗中为他们的成长和上升设置障碍，这既显现出人性的莫测，同时也反映出盘根错节的乡村伦理和利益关系，显现出农村生活的复杂性。

　　这类人物作为农村党组织的负责人，尽管曾经为农村现代化进程做出过贡献，但他们的很多做法与其身份不符，而且不乏违法乱纪的行为。在繁芜的乡村观念、农村现实和极大的乡村治理难度面前，这些人物形象的出现有其现实根据和叙事逻辑上的合理性，有着高度的艺术真实性。尽管这些角色性格和道德品行皆不是单一化的，他们身上有被肯定或悲剧性的一面，但整体是被作者当作批判的对象加以塑造的。伴随故事情节的进展，这些人物要么被绳之以法，要么被群众罢免，他们的结局既符合善恶有报的民间朴素道德伦理观念，也是我党纯洁队伍、自我净化的写照。

　　关仁山笔下的党员形象的出现与文学史塑造“新人”的传统一脉相承，并以独特的性格和命运成为变革时代的艺术象征。对于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而言，尽管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但农村的变迁仍然会从总体上牵动整个社会。这一现实反映在文学中，体现在从《古船》中的隋抱朴到《白鹿原》中的白嘉轩，从《废都》中的庄之蝶到《蛙》中的万心，从《主角》中的忆秦娥到《经山海》中的吴小蒿等形象上。而在琳琅满目的人物谱系中，自身的成长和命运与时代精神和叙事目标关系最为紧密的，是能够正确选择政治道路和坚守信念的形象。关仁山笔下的这些共产党员形象极具代表性，一方面，他们生长生活在农村，对乡村怀有炽热的感情；同时，他们又肩负着党组织赋予的政治使命，作者抓住了感情和责任这两条脉络排布范少山、曹双羊等人的命运。另一方面，这些人物又深陷乡村伦理和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中，人性和道德被置于权欲和物欲的考验中，一些人物终究败下阵来，丧失了共产党员的信念，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对这些党员角色的道德倾向和对人生道路的肯定或批判的立场，构建起了小说主题上的价值主张，隐含着作者对乡村前途和基层政治生态的美好期待。

　　（作者：于忠辉，笔名桫椤，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河北作协特约研究员）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纵览

　　审美讲述脱贫攻坚的“硬核”故事（桫椤）

　　《天行者》：塑造乡村知识分子的精神群像（桫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