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本页标题下方的“来源：《中华读书报》”，查看报纸文章，链接为：https://epaper.gmw.cn/zhdsb/html/2021-05/19/nw.D110000zhdsb_20210519_2-11.htm）

　　熟悉石一枫的人将《玫瑰开满了麦子店》视为《世间已无陈金芳》的姊妹篇，两部作品均是站在城中，看城乡夹缝中的平凡生命。

　　石一枫的长篇小说《玫瑰开满麦子店》作为书写城市青年的一部力作，主要讲述的是“北漂”青年在空间位移中发生的身份迷失与自我建构，以及他们在现实困境和欲望诱惑中的两难抉择。作家将笔下的人物置于城市生活的内部，借助各色人物精神层面的交往、冲突及碰撞，将城乡夹缝中边缘青年的精神、道德上的多重选择致以诗意的升华。石一枫近距离透视“北漂”青年在城市缝隙中的艰难成长，关注他们固有的生命情态和生命底色。在小说中，苦难与信念两条线索交替推进，将现实的冷酷和生命的多舛淋漓尽致地展示于众，情节曲折，结尾反转，主题在一个个事件发生后得以不断升华。

　　相比以往的创作，如今的石一枫越来越关注都市空间里普通人的生存问题，熟悉石一枫的人将《玫瑰开满了麦子店》视为《世间已无陈金芳》的姊妹篇，两部作品均是站在城中，看城乡夹缝中的平凡生命，只不过主人公的命运因各自性格的相异而迥然有别。陈金芳渴求从物质上在都市北京占有一席之地，而王亚丽则希望呼吸北京的生活气息，寻找与“亲人”相处的点滴温存。比较小说《玫瑰开满了麦子店》中的“北京”与《世间已无陈金芳》中的“北京”有了时间的距离，漂泊者无比渴望、寻求的那种城市归属感也越发多样、越来越倾向于人的内在。一直期望文学创作与社会责任能够统一起来的石一枫，密切关注社会青年思想道德问题，并逐渐转向对都市空间里边缘人群的生命书写——抒写那些游离于城市边缘的人们在生活日常中的诸般困惑、异乡打拼中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以及在精神及物质双重层面上的匮乏和无法满足。

　　道德、人性等表达主题贯穿于石一枫事关时代精神症候的系列作品当中，面对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巨大落差，深囿于城市边缘人灵魂深处的是自尊与自卑的此起彼伏。《玫瑰开满了麦子店》中拥有远大理想，希望“自立门户”的房产中介郭立城和《世间已无陈金芳》中的陈金芳颇有几分相似之处——不仅人生历经挫折艰难，而且达成人生目标的方式都显得较为极端，且有不计后果的“风范”。陈金芳为了获得“北京人”的身份，不惜以身体作为资本，不断由外来者的身份从底层向中上层靠拢，为了满足自己对物质的追求和自认为的尊严与体面，游走在道德边缘。郭立城因为私心，违背中介行规，私吞中介费，最终陷入法律和道德的旋涡当中。相比之下，王亚丽始终牢记母亲简单而富有道理的“生存要义”：做什么都比要饭强！她时刻想着凭着个人努力和付出，来赢得他人的尊重和生存条件。我们不难发现，石一枫笔下的各色小人物总有种自发地与命运抗争的力量，不论是否成功，总有种他人无法理解的执拗与“偏执”。

　　一般而言，生存问题与道德理想之间的矛盾与冲撞，更多的是绝境中奋起嘶吼的无奈与悲恸。王亚丽、岳晓芬是小说《玫瑰开满麦子店》中的女主人公，她们俩交织在一起的成长回忆线推动着叙事的发展。年少时的王亚丽和岳晓芬因原生家庭被打上不幸的烙印，家庭的背叛、疏离的亲情形成了王亚丽自卑、甘于付出的性格，而身体天生的缺陷限制了岳晓芬的理想追求。王亚丽既要承受身体上的疲惫之态，还要承受来自男友精神上的打压，在得知岳晓芬挪用郭立城的十万元钱用以做手术时，王亚丽经历多番思想的挣扎，试图易身换钱来偿还债务。可是，当得知老人的怪异行为只为缓解对死去女儿的思念之情时，王亚丽放弃了原来的想法，并阻止了郭立城勒索敲诈的计谋。现实与理想的博弈一直以来都是现代人普遍关注的话题，在石一枫笔下，这场博弈的关键点便是“城”与“乡”双重视野观照下的人性反思。与现实中的“沪漂”“深漂”一样，“北漂”不只是个代名词，更是游走于城市边缘的庞杂人群的“别称”。善于捕捉都市空间里随处散落的游魂的作家石一枫，以极其冷静的态度走进穿梭于麦子店的农村女孩王亚丽，彼此之间在生存环境上的“远”和精神思考层面上的“近”，使得石一枫以平视的姿态来再现城市边缘人的生存现状和精神窘境。当王亚丽面对家庭离散、无生命力的恋爱、欺骗式的友谊等现实问题无能为力之时，因其站在正义和道德制高点的抉择，缓和了原本消极压抑的氛围，尽显人性的美好。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纵览

　　评豫剧现代戏《我的娘·我的根》（张凡）

　　从典籍中汲取自信力量（张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