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已过百年，数量巨大无比，实绩蔚为可观，但与古诗相比，新诗经典的认同度却不那么理想。没有经典，就没有说服力。哪些新诗可以称为经典，新诗到底有无评价标准？对于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会有助于淘汰新诗中的垃圾与泡沫，有助于新诗经典的建构。进入网络时代，新诗的生产力巨大无比，其中不乏平庸之作、滥竽充数的伪作劣作，这导致新诗批评的压力非常大。因此，在当下探讨现代新诗批评的中国形态建构，尤为迫切。

摄影：张励（图片来源：影像中国）

　　寻找现代新诗经典

　　首先应当确立寻找伟大诗歌的批评目标。新诗批评有很多目标，比如，跟踪最新诗歌形态和诗歌潮流，诸如那些描述网络诗歌、图像诗歌、有声诗歌等新样式的批评；再比如，关注地域、流派、性别、阶层等文化问题的批评。这些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重要意义，但始终没有解决的是新诗经典的标准问题。建构新诗经典的标准、寻找经典诗歌，应当成为新诗批评的应有之义。没有新诗经典标准，就没有公认的新诗经典，认同危机就会一直存在。

　　西渡在《新诗为什么没有产生大诗人？》一文中说：“尽管新诗已有众多优秀的作者和作品，但对于那些怀疑新诗的读者和批评家，这些都不够。他们会用不屑的语气反问道：‘新诗有李白吗？有杜甫吗？’——当然如此反问的时候，他们忘了旧诗在更长的时间内也没有贡献出另一个李白，或者另一个杜甫。但无论如何，没有公认的大诗人要算是新诗的软肋之一。”西渡看到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即如果在中国谈诗，必谈李白、杜甫，就像谈书法，必谈二王和颜、柳、欧、赵。说一个人的字好，人们会将其和颜、柳、欧、赵相比；说谁的诗好，人们会将其和李白、杜甫相比。无论新诗怎样辩解，怎样试图摆脱与古诗的关联，古诗都会作为新诗的标杆而存在。这就是文化的活的灵魂。说新诗不同于古诗，不等于不可以拿古诗来和新诗作比较。同理，新诗批评不同于古诗批评，也不等于不能拿对李白、杜甫的批评来批评新诗。

　　如果说新诗缺乏相对意义上的伟大诗人，那么我们可以暂且从古诗中“借”一个伟大诗人来观察。近年来，笔者试图探讨杜甫与新诗的关联，发现杜甫诗学可以为新诗的创作与批评提供丰富的启发。

　　现代新诗批评的中国形态建构，离不开向古诗学习。学什么呢？肯定不是照搬过去的方式。新诗批评必须有新的视角、新的方法。新诗批评的思路，必须立足现代，重新发现传统。重读杜甫，就可以发现很多传统可资借鉴，比如用字的传统、炼句的传统、谋篇布局的传统、创新与继承的传统、自由与规则辩证关系的传统等，都可以为新诗批评提供极具价值的启示。

　　重新发现古诗传统

　　围绕建构新诗经典的目标，新诗批评可以从技术和思想两个方面确立新的标准。技术标准，如词的标准、句的标准、谋篇布局的标准，这方面杜甫能为我们提供很多启发。

　　首先是名词意识。杜甫之所以是“诗圣”，与他遣词造句方面的精湛技术密不可分。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清词丽句必为邻”，杜甫甚至讲，“诗是吾家事”，这样近于苛刻的诗歌标准，完全可以为新诗批评所用。新诗必须讲究语言艺术。如果诗是一座建筑，那么语言就是砖瓦。砖瓦如果是劣质产品，那建筑质量就不会好到哪里去。一些诗人拿新诗的诗体自由来做挡箭牌，诗句语言却粗糙随意，几乎不讲究语句的诗意，却还常常以口语诗、散文诗自我标榜。中国形态的新诗批评，首先应当谈字法、词法，这是新诗的根基。拿杜甫的炼字来说，杜甫诗歌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各类词汇的运用，均独具匠心。杜甫有强烈的名词意识，单靠名词的排列就可以完成空间营造、意象呈现、事物铺陈等多项任务，用法之新奇令人叹为观止，语言之精炼登峰造极。像“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样的地理名词运用技术，也应该被新诗批评所借鉴，成为评价新诗写作技术的指标。

　　其次是名句意识。杜甫的经典诗歌，往往伴有经典名句。名句意识也可以成为新诗批评的指标。百年新诗在这方面成就斐然，“金句”是新诗打破古典格律限制以后成就突出的领域。如果说新诗缺乏唐诗那样整首的经典，那么，新诗中经典的句子却也不少，像“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爱也是世界上最好的避难所”等。但目前常见的情形是，新诗批评引用古诗名句乐此不疲，而对挑选新诗“金句”则用力不多。

　　杜甫令人称道、景仰的，不仅是他在字、词、句及谋篇布局方面的整套诗歌技术，还有极高的思想境界。思想境界的高下也应当成为新诗批评的维度。一个优秀诗人在作诗时可以靠才情，靠灵感，甚至靠技术，但到“伟大诗人”这样的级别，必然取决于其思想境界。就杜甫而言，他有四个方面的思想维度可为新诗批评借鉴，即宇宙意识、家国情怀、人道主义、草根情结。这几个维度构成杜甫思想金字塔的坚实底座，与其精湛的字、词、句、篇技术完美融合，最终让他成为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入世的宇宙意识不同于李白出世的宇宙意识，他的家国情怀不同于现代新诗常见的空洞抒发，他的人道主义超越小我“大庇天下寒士”，他的草根情结切切实实与他潦倒的人生血肉相连。也就是说，杜甫的宏大可用于对照新诗中流行的自我、小我、私人、肉身等狭小的思想观念，使之成为解决新诗中诸种问题的一个镜鉴。

　　细读杜甫，还有助我们重新理解百年新诗的系列难题，如自由与格律的问题、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先锋实验与大众化的问题。实际上，新诗走向伟大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从杜甫诗歌那里或多或少都可以得到启示。

　　简言之，现代新诗批评的中国形态建构不能照搬古诗批评格律、对仗、平仄的旧框架，也不能完全脱离古诗批评自说自话，而是要从新诗的创作和接受出发，重新发现古诗传统，打破古诗、新诗界限，以“诗意”为核心探讨新诗批评的路向。这样才有可能发展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形态的新诗批评，担负起挑选新诗经典的任务，完成寻找伟大诗歌的使命。

　　（作者：师力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北京文学》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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