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战争或灾难来临，诗人就从未缺席过；在中国这个诗歌的国度，诗歌从来都是时代浪潮的精神载体。2019年12月开始，新冠肺炎疫情在湖北武汉暴发，迅即肆虐全国并蔓延至世界多地。时值传统春节前后，疫情十万火急，各方驰援，各地人民以多种形式为武汉鼓劲加油。在决胜全面建设小康之年的当头，中国面临着一次严峻的考验。全国各地的诗人以自己的方式、满眶热泪地投入到这场可歌可泣的抗疫战斗中，与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时的诗歌一样，一时间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抗疫诗潮，留下一道鲜明的时代精神轨迹。

　　疫难降临，诗歌的在场

　　一百多年来，每逢灾难，诗歌都成为全民抒发情感、激励人心的常见手段。远到战争时期的墙头诗、枪杆诗、民歌小调，近到2008年的抗冰救灾诗、抗震救灾诗，无论是专业诗人，还是各行各业的国民，只要是动得了笔说得出话的，都有可能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共赴国难的心声，可谓中国独特的文化现象。诗歌体的短平快和直抒胸臆，以及中国诗歌悠久的传统和深入人心的接受史，促成了这一文化现象的频频发生。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兴起的抗疫诗潮，也莫不如是。

　　疫情令国人猝不及防，传统佳节成为抗疫的关键时期。每天刷新的冰冷数据，生离死隔之际，暗涌着泪水的长河。前线激战正酣，文艺界也以自己的方式投入这场惊心动魄的抗疫战争之中。主流新闻媒体、文联作协网站、文学刊物、文学网站、诗歌网站、自媒体……迅即在无限的网络空间织联成一张可见的诗歌大网，让无数情绪压抑不能出户的个体感受到一股空前的力量——抗疫诗歌在滋生、暴发、汹涌。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当下，网络虚拟空间成为此时抗疫诗歌生成的土壤，其传播之快、之广令人惊叹，形成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灾难诗歌的声势。有人说抗疫诗潮书写了大爱，讴歌了大美与新时代，也充分体现了诗人的担当。实际上，一时喷发而出的抗疫诗歌所蕴含的精神力量，根本就无法去估量。黄亚洲的个人抗疫诗集和多家出版社的抗疫诗选呼之欲出，梁平主编的《另一种驰援的集体行动——2020年中国抗疫阻击战诗选》即为其中的重要收获之一。

　　抗疫诗歌的社会功能大于审美功能

　　包括这次抗疫诗潮在内，有人质疑灾难诗的艺术性，会发问：几十万首抗震救灾诗歌，至今留下来的又有几首？这的确是个问题。但细作思量，这话难免有些片面。毕竟，特殊时期的诗歌具有特殊时期的价值，总的来看，文学并非只有美学价值，在特定时期应该合理平衡文学各大功能之间的关系，抗疫诗歌的社会功能应该大于审美功能。文学终究是人学，人之不存，诗将焉附？所以，我们应当客观公正地来思考抗疫诗歌的伦理姿态和审美向度。

　　为什么说抗疫诗歌的社会功能大于审美功能？诗人应秉持怎样的写作伦理？一是灾难性。人类在疫难面前显得渺小与无助，但诗歌却在试图构筑人类坚强不屈的精神长城。华清在《哭》中写道：“不能相拥而泣，甚至不能握手/不能有太近的距离/不能发任性的信息/所以就只有哭/起初是哽咽，继而是抽泣/而后是放声大哭”，这首诗表达了人在疫难面前的无奈、无助和悲痛，如通读全诗，我们明白其内涵不仅限于哭。梁平的《武汉病了》如此写道：“没有降不了的妖，过不去的坎，/我已经备了一壶上好的酒，/为人世间的福寿安康，满上，/等门前的封条撕了，一二三，干！”这是人在灾难面前的一种倔强式的达观。平实的诗句读起来特别有感染力，华清的诗让人哭，梁平的诗让人笑，在哭、笑的同时又令人深思。

　　二是民间性和社会性。疫难诗写作无需组织，完全的自发性让人感叹在诗歌国度诗歌基因的源远流长。抗疫诗歌的全民性与疫病的大范围流行形成某种暗合，抗疫无异于全民参战。疫病的肆虐迫使全社会参与，这决定了抗疫诗歌的任何花架子和拿腔拿调都不合时宜而令人生厌。正如吉狄马加在《死神与我们的速度谁更快》中所写的：“让我们把全部的爱编织成风，/送到每一个角落，以人类的名义。/让我们用成千上万个人的意志，/凝聚成一个强大的生命，在穹顶/散发出比古老的太阳更年轻的光。”你死我活的紧迫感，就如紧急敌情的警报和冲锋号角的吹响。抗疫诗歌不是全民的狂欢，而是粗砺的、不容修饰的全社会殊死搏斗的表现。鲁迅先生说过，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试问，此情此境，还容得人去细细打磨词语的华丽和字句组合的技巧么？颂扬其间人性的美好和人类精神的伟大，才是最值得称道的写作伦理。

　　当然，话说回来，形式是内容的部分，一瓶水我们无法忽视瓶的存在。认定如上写作伦理，并非罔顾诗歌的审美性特质。没有诗歌的形式和审美特质，抗疫诗歌将无从谈起。

　　首先，我们应该拒绝肤浅、拒绝口号。抗疫诗歌不是简单的分行和无谓的呐喊，不是空泛的伤悲或指责谩骂，它必须有情感的温度、内涵的深度和文字的精度。其次，抗疫诗歌的内核应该是真善美的合一。在灾难面前，需要的是阳光普照和人心鼓舞，而不是颓废、黑暗、消极和绝望。任何调侃、戏谑、嘲讽和埋怨，无论技巧多么高明，词句多么精巧，都将失去诗歌的品格。当然，抗疫诗歌不拒绝暴露和批评之作，但这难成主流。再次，抗疫诗歌必须具有诗性。诗歌是情感点点滴滴的汇集，是瞬间花朵的绽放，是意象的精心营造和词语张力的巧设，是心灵露珠那一声滴落的清脆回响。

　　抗疫诗歌审美向度的最后一点至为重要——审美的超越或升华。诗歌并非到语言为止，并非到现实为止。抗疫诗歌反映举国上下齐心抗疫的过程和情感经历，肯定会留下一道真实的历史轨迹。不过，透过疫情，如果我们在诗中不反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透析人性，不重新摆正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敬畏天地，那么抗疫诗潮最终将毫无意义。

　　抗疫诗歌的论争及反思

　　抗疫诗潮出现后，有两首诗一时成为人们论争的焦点，一是《“感谢”你，冠状病毒君》，另一是《仰望天空》。前者因果倒置，将“感谢”用错了时间、用错了地方。后者提到的“湖北佬”和“九头鸟”或许本身并无多么强烈的贬义，但用在湖北武汉大难临头之际就显得十分不合时宜。写作从来都不是在真空里进行的，诗人终究只是社会关系中的个体。随之，不少媒体刊登了对这两首诗否定性的评论。

　　进一步来讲，如果写作没有一点伦理操守，任性乱来，没有一点基本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没有一点人性关怀和仁慈之心，没有对真善美的弘扬，却美其名曰反讽、自由，那么写作还有什么意义？能否将心比心，多想想封城之下人们的生存处境和心理状态？置身事外、漠不关心，甚至是冷嘲热讽，难道也可称为写作的自由？当人类面临灾难之时，再漂亮的插科打诨，都一无是处，都将遭人唾骂，这还真的不是什么道德绑架。

　　抗疫诗潮的论争只是现象之一种，透过现象，思考整个疫情时期所发生的，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去反思。其一，就抗疫文艺以及诗歌来看，我们不妨视其为疫情危机时期社会心理疏导的文艺路径，也即，面临灾难时万千民众需要一个情感的发泄通道，以减轻面对死神时的压抑、沉闷和恐慌的紧张心理。故而，抗疫诗歌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其二，我们在抒发情感的过程中，不要将国难衍变为某种程度上的起哄和变异了的狂欢，也不需要抗疫胜利之后的诗歌庆典。有位作家说，在灾难面前唯一的伦理是反思，这是有些道理的。反思就是要将“小我”上升为“大我”，是体现爱和悲悯之心，是要切实反思如何建构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其三，反对无声论和失去底线的发声。文艺界人士和作家诗人们有着自己独有的责任和担当，在灾难面前不能悄无声息，而应当有所作为。但我们更应该警惕假借诗的名义，借机炒作、哗众取宠、不分场合、羞辱谩骂等不良行为。

　　最后，我们要适度协调颂歌式写作和苦难叙事之间的平衡。浮于表面的廉价歌颂无异于谄媚，这样的歌颂其实是一种“伪歌颂”。这是对艺术的亵渎，同时也将失去诗人的良心和人格。不过，我们也不能深陷无穷无尽的苦难中不能自拔，在建构艺术殿堂的同时，文学亦可作为人类身处黑暗时点燃的一束光，能给人精神、希望和力量。

　　抗疫最终会以胜利告终，但这个过程会异常凶险和艰辛。当此危难之际，文艺界和诗人们没有缺席也不应该缺席。诗歌与歌曲、朗诵、曲艺、美术、摄影等不同形式的抗疫作品大量出现，整体来看这是一种好现象。与抗疫诗歌一样，诗人与各种门类的艺术家一道以自身独特的方式参与到抗疫之中，既温暖了自己也照亮别人，汇成了一道强大的精神力量，为抗疫作出了另一种形式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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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周航，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长江师范学院教授，写于湖北咸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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