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即将颁发之际，回顾和总结茅盾及以其遗愿设立的“茅盾文学奖”，我们发现，如同鲁迅对百年中国新文学有着从未中断的文学影响一样，茅盾不仅以其多种文学实践、独特审美理念、丰富的创作成果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大师，为当代文学发展提供审美资源和创作范式，而且在其逝世之后依然有着巨大的精神影响。以茅盾名字命名的“茅盾文学奖”经过十届的评选、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已经成为中国文学最具影响力、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国家大奖。它以一种内在的、潜移默化的、不断累积的审美品格和精神追求，推动着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建构民族的文学史诗，创造和丰富着当代中国人的审美文化生活。

　　茅盾：对时代同声共振的审美书写

　　作为百年中国新文学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作家，茅盾是一位创作实绩极为突出和有着自己鲜明审美理念的作家。他在编辑、创作、理论与批评等多个领域有着重要的、开拓性的精神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茅盾属于“作家中的作家”，是有着深厚理论背景、较高文化素养、引领时代审美文化的文学大家。

　　20世纪20年代，茅盾在文学翻译中，接触到了北欧文学，开阔了文学视野和审美理念。1921年，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成立，茅盾是这个社团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之一。文学研究会所倡导的“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宣告了视文学为“游戏和消遣”时代的结束，接续了《诗经》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重新弘扬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传传统和曹丕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学功用观。更为可贵的是，茅盾所倡导的“为人生”文学观，以一种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的审美思维方式，为民族国家的建立、传统文人的现代转型、文化共同体的审美想象开辟了一条现代性审美路径，与鲁迅的“立人”思想、“精神界之战士”遥相呼应，推动了中国新文学主体精神和审美精神内核的建构。

茅盾

　　在中国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茅盾开始了文学创作实践。1927年开始，茅盾创作“蚀”三部曲和长篇小说《虹》，塑造了众多“时代知识女性”形象，准确把握、精彩描绘了那个时代的弄潮儿形象，有着开创性价值，是对时代进行“同声共振”的审美书写。这需要对时代的深刻把握、理解和思考，不仅是对作家创作才情、生命体验、语言能力的考验，更是对作家社会观察、理论素养和哲学社会科学能力的挑战。这在今天依然如此，如何书写“当下现实主义”依然是21世纪的一个文学难题。

　　茅盾创作的《子夜》和“农村三部曲”，进一步显现了其审美理念和文学追求，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司马迁“史传”传统的新发展，有着描摹、阐释与引领中国社会发展的雄心壮志。

　　长篇小说《子夜》是现代文学史的经典之作。作品描绘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十里洋场上畸形的金融资本市场，吴荪甫尽管抱有“实业救国”的理想，却在现实面前一败涂地。《子夜》阐释和回答了资产阶级为何无力领导社会发展的时代中心问题，展现了“社会剖析派”的审美理念、创作方式和宏大叙事风格。

　　“农村三部曲”则是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社会现状与未来的整体性思考。作品是对变动的老中国、对“老中国儿女”的“新变化”书写，呈现出了“老中国儿女”的觉醒、犹豫、挣扎与新的嬗变。觉醒的、反抗的“老中国儿女”无可阻挡地站起来了。“农村三部曲”中的《春蚕》描写了一位一生都想“创业”的老一代农民老通宝形象，遗憾的是老通宝不仅没有致富、创业，反而背上了越来越沉重的债务。这让一生勤奋的老通宝百思而不解，直至死前老通宝才有所悔悟，儿子阿多是对的，要走出一条新路来。有意味的是，老通宝的创业之路及其梦想，竟然一而再地在当代中国文学中出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柳青的《创业史》、80年代贾平凹的《腊月·正月》和21世纪关仁山的《金谷银山》都在不同程度延续和书写这一中国农民的“创业梦”。

　　20世纪50年代，茅盾发表《夜读偶记》，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艺创作实践进行分析，倡导“人民的”现实主义，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可以加一点象征手法，在现实中融入光明的指引和希望，融入革命浪漫主义的激情和气魄，促进了十七年文学中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的创作。

　　茅盾文学奖：深刻书写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1981年3月，茅盾先生在逝世前夕，留下遗言，愿意把自己生前积攒的稿费捐献出来，设立一个长篇小说奖项，以此来奖励优秀的长篇小说，推动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1981年4月，中国作家协会以他捐献的25万元稿费为基础，设立了茅盾文学奖。这是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奖项。首届茅盾文学奖评选在1982年确定。后来，茅盾文学奖评奖规则越来越细致，时至今日已经评选了十届。

　　事实上，茅盾文学奖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每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都牵动整个社会的文化神经，引起无数热爱文学的评论家、媒体和各界读者的广泛关注。每届茅盾文学奖作品的评选都是各方广泛参与的文学盛宴，构成一段时间全民性文学狂欢和审美文化生活的共同主题。近四十年来，茅盾文学奖不仅深刻书写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而且以一种强大的文化力量，参与、推动了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精神变革和文化传承创新。茅盾文学奖的评奖史，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史，而对茅盾文学奖作品的阅读、接受和批评，就是一个无比生动的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历史过程。

　　作为评选出的最优秀长篇小说，茅盾文学奖作品深刻记录了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具有巴尔扎克所言的“社会书记员”的历史功能和“同声共振”的审美角色。

　　张洁的《沉重的翅膀》与张平的《抉择》写的都是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问题。前者呈现出改革初期的理想、激情及其困惑，而后者则以利剑出鞘、壮士断腕的方式直指改革中的弊端所在，表达出一种深刻的忧思和对深化改革的期盼，具有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同步性的审美精神特征。这些作品都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呈现出当代中国社会“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改革发展史，与茅盾创作所力图达到描摹中国社会整体的宏大叙事审美追求不谋而合。

　　历届茅盾文学奖都很好地秉承了茅盾先生“为人生”的、“现实主义”的审美理念，对书写当代中国历史进程、塑造当代中国改革英雄、具有现实主义审美风格的长篇小说尤为青睐。实际上，这既是中国“史传”传统的继承，又是茅盾倡导的审美理念，更是当代中国社会所急需、新世纪中国改革所必然要求的审美形态。

　　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李准的《黄河东流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贾平凹《秦腔》、张炜的《你在高原》、刘醒龙的《天行者》和梁晓声的《人世间》，都具有浓郁的现实主义审美特征。《平凡的世界》被誉为茅盾文学奖王冠上的明珠，是当代乡土中国青年的成长宝典，几十年来始终居于当代中国文学阅读排行榜的前列，是畅销书和常销书。这部作品之所以备受读者欢迎，就是因为路遥书写了一个时代的人生现实苦难，以及由此激发出的人性深处无比坚韧的理想精神光芒。梁晓声的《人世间》具有与《平凡的世界》异曲同工的审美气质、精神力量。而《人世间》更接地气，接人间烟火之气，人物形象谱系更加完整，是对人世间的世俗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正面强攻，是一种整体性的、刻骨铭心的灵魂刻画，具有高尔基《在人间》的精神意味。

　　茅盾文学奖在重视现实主义审美风格之外，还对文学审美品质有着极高的追求，特别倡导文学创作审美品格多元化、文学主题意蕴多样化。无论茅盾本人的创作还是历届茅奖评委，大家都特别重视和珍视作品的文学性。面对长篇小说创作所可能导致的审美风格单一化、创作主题狭窄化，茅盾文学奖的评奖标准就有一条“鼓励题材、主题、风格的多样化，鼓励探索和创新，鼓励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的作品”的规定。

　　姚雪垠的《李自成》、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定》、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金宇澄的《繁花》和徐怀中的《牵风记》，都呈现出某种历史的、民族的、文化的独特主题意蕴和浪漫主义审美品质。《白鹿原》呈现出对中国传统社会与乡贤文化的深刻思考，有着深度叙事和文化创新性传承的精神追求。《牵风记》体现一种做减法的审美叙述风格和对历史、人性、战争的新审美批判，有着鲜明的浪漫主义叙事风格。而正是这种多风格、多主题和对审美品质的追求，茅盾文学奖在以“史诗”品格、现实主义审美风格建构长篇巨制的同时，具有了另一种审美质地、审美向度和审美追求的现实性存在。这才让茅盾文学奖摇曳多姿，让当代中国文学具有无比宽广的审美空间、多元交融的审美气质和向经典迈进的精神对话能力。

　　就当代文学经典化而言，茅盾文学奖是当代中国文学经典化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茅盾文学奖以其严格苛刻的准入门槛、客观公正的评选过程、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的原则，具有极高的导向性、权威性和公正性，不仅是四年一届中最优秀作品的评选，而且是众多优秀作家一生创作成绩的褒扬、肯定和奖励。今天，茅盾文学奖已经走出国门，获得了众多国外文学研究机构、研究者的认可。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的远东文学研究和日本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就是以茅盾文学奖作品作为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窗口，作为日常性和学位论文性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70年来，茅盾的审美理念、创作实践和其所倡议的茅盾文学奖，以不同的方式滋养、培育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寄托着茅盾对优秀长篇小说创作期待和理想的茅盾文学奖，不仅没有辜负茅盾和广大读者的期待，而且塑造和引领了当代中国长篇小说创作风格、多元取向和审美质地，推动了长篇小说不断走向繁荣，建构了属于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精神生活内容，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同声共振，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民族品牌。茅盾文学奖正以书写“当代中国史诗”的使命担当，以“摆渡经典入瀚史”的方式，汇入当代中国、世界的文化洪流之中，传承与建构中华新文化、新经典。

　　（作者：张丽军，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教授、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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