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的在地性（陈晓明评滕贞甫小说《战国红》）

2019-09-19

阅读：来源：《当代作家评论》作者：陈晓明收藏

　　滕贞甫长期从事地方以及文化行业事务性管理工作，但他笔耕不辍，坚持不懈。从1983年开始在国内报刊上发表作品，30多年来咬住青山不放松，出版了小说集、长篇小说等各种作品七八部之多，例如，小说集《大水》《无雨辽西》，长篇小说《樱花之旅》《鼓掌》，文化随笔集《儒学笔记》等，在文坛获得各种好评。如果不是酷爱文学和毅力超常，很难想象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能坐下来写下这些文字。他的作品写自己所思所爱，很有个人风格韵致，也获得多种奖项。2019年，他又出版长篇小说《战国红》，给文坛不小的惊喜。对于长期默默坚持写作而且有自己的文学理想的老作者，我历来都给予高度尊敬。读了《战国红》颇多感慨，对于书写当代现实的作品，且又有充足的正能量，我觉得尤为有必要谈点感想。

　　“战国红”这书名会让人有各种联想，但就是不会想到它是写当代“新农村”的。“战国红”是近年走红的一款玛瑙，主要产区位于辽宁朝阳北票、河北张家口宣化等地。查有关资料得知：2015年它才在宝石学上被定义为红缟玛瑙的一种。因为与战国时期出土文物的一些玛瑙饰物同料，而此料过去一直被称为赤玉。我对玉石这类玩物完全外行，只是觉得这名字颇为大气豪放，又产自东北，更有一种雄奇瑰丽。这部小说可并不只是用上这个名字，而以此名作为一种贯穿于其中的精神底蕴，小说是一步步接近这个底蕴，或者说一步步磨砺出这道底色的光芒的。当然，要在一篇短文里谈透这部作品并非易事，我想有几个方面可以去接近这部作品：

　　其一，小说表现了时代的精神气质。

　　精准扶贫当然是这部小说的一个重要核心主题，再往大一点说，也是在写今天中国的新农村。书写乡村一直就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流，自鲁迅开启的现代文学传统就是如此，这当然也是中国在20世纪的性质、历史任务和文化传统决定的。毋庸讳言，中国文学是在书写乡村文明这点上取得世界文学独一无二的成就。但是我们也看到，乡村叙事主要在家族叙事、历史叙事、苦难叙事方面达到一种广度、深度和高度，但是在表现20世纪中国乡村的深刻变化，以及乡村积极的、新的、肯定性的方面，中国文学还一直没有特别卓越的作为。其实这也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一直试图寻求的或者说想要找到的创新之路。在这方面出了很多的作品，从赵树理代表的“新文学的方向”，如《小二黑结婚》《三里湾》等，到柳青的《创业史》，当然还有孙犁的《铁木前传》，再到后来浩然的《艳阳天》，其实更早一点还有《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这是一个并不漫长的谱系，但也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主义文学孜孜以求的一个方向。但是后来因为历史本身不断地变化，在这个方面它确实是遇到一些困难，拿起就放下，放下又拿起，所以今天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又以“精准扶贫”这个时代的召唤作为引导，这对中国当代文学也是一次重新出发。

　　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对乡土叙事新变革的探求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现实主义至少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来理解：一个方面可以理解为激进现实主义，这是以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作为导引，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创业史》一路下来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在现代性的激进风格方面做了一种努力。当然，后来也是和时代背景相关，以及和历史的转变相关，所以这段文学激进路线并没有完全进行下去。另一方面，后来出现我们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也好，或者现实主义的批判性也好，从“文革”后的历史叙事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底层叙事都是在这个维度展开的。

　　不只是这两种方案，另外有一个方面可以称之为积极的现实主义，这也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探寻的方向。现在不再有阶级立场和路线斗争这个背景，一种更积极的建设性的背景要求在倡导主旋律的召唤下展开现实主义的新的努力。这个努力当然要在原有的激进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路径之外，寻求第三条道路。这里说的第三条道路并非是英国的吉登斯所倡导的英国工党左派应对90年代国际形势所选择的调和性道路，我们这里讨论的仅仅是文学要表达的当代现实的肯定性理念。我以为，在20世纪文学史的脉络中，在世界文学的格局底下，我们应该不难理解这种现实肯定性的文学理念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我以为积极的肯定的现实主义在今天的中国依然有它非常深厚的根基，有它非常强大的历史要求。

　　在这方面最近几年也涌现出不少作品，像滕贞甫的《战国红》是尤其值得重视的一部作品。这部作品直指今天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变革，他的书写有非常鲜明的时代感和历史感。这种时代感和历史感，就是小说把精准扶贫这个故事讲到位了。小说讲述了两代扶贫干部改造柳城这个著名贫困村的故事。前任驻村干部海奇是一位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他把自己的美好蓝图都绘制成了油画，然而，由于天灾和他本人对工作难度预估的不足，海奇的改革几乎全部失败。但他的前期努力也为后来的改革者打下了基础。作品的主体部分是以陈放为首的新任驻村干部班子所展开的扶贫工作实践。在做完细致的社会调查和充分的风险预估后，他们全方位地展开了对柳城的改革工作，包括以改造“天一广场”、建农家书屋为主的文化生活建设，以治赌、治“懒病”为主的社会风气建设，以生产销售糖蒜和四色谷、办玛瑙厂、开发鹅冠山抗日遗址旅游项目为主的商业建设，以及彻底破除困扰柳城村百年的“喇嘛咒”的植树造林和通自来水工程。滕贞甫真正抓住了精准扶贫工作“实打实，心换心”的精髓，深刻展现了扶贫工作者的满腔热忱与古老贫困村的坚韧精神内核之间的良性互动。

　　《战国红》中的扶贫工作不只是从外面进来的。去年陈毅达的《海边春秋》中也书写了外来者和当地人如何里应外合来激活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点是非常有意思的，也是现今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新路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都是以一辆车在早春如何进入农村作为开篇，预示着新的历史要开始了。在《战国红》这部小说的第一章中，柳城姑娘杏儿回想起了她与海奇在古井旁的初见，这位驻村干部当时正被一辆出租车送到村口。过去的历史和到来的历史，它们在这眼古井上相遇，这种开头极富象征意味。

陈毅达和他的《海边春秋》

　　其二，小说有能力准确把握人物性格，并且表现得相当饱满。

　　小说里特别有意思的是杏儿和海奇这两个年轻人，一个外来的，一个在地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始终贯穿整部小说。杏儿这个形象在现今的乡村并不是过度虚构的产物，余秀华、郑小琼等都提供了现实的例证。农村的这种诗性在今天是非常活跃的，也是非常真实的，所以杏儿这个形象有时代生活的依据，是作者对今天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种恰如其分的把握。如果把这部小说放在20世纪的历史中来考察，把杏儿同《白鹿原》中出现的白灵的形象放在一起进行对照，将是非常有意义的，都能让我们感受到历史的“今是而昨非”之感。白灵因为太精灵化，所以她在“白鹿原”这片土地上的扎根，其实只像是冬天里的一棵小草。但是杏儿在当地的土壤里是根深叶茂的，所以杏儿有那种属于土地的诗性。对这一点的书写，作者有非常精彩的一笔，杏儿写诗是向她母亲学的，她母亲则是一位喜欢诗歌的退休民办教师。从这些地方都可以找到这个人物饱满的性格及其完整的依据。

　　这部小说中不仅有杏儿，还出现了一个与她并称“柳城双璧”的李青。杏儿和海奇，李青和李东，后来又冒出一个企业家刘秀，这帮年轻人是这部小说的灵魂。他们使我联想起20世纪50年代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这是一部非常清新的作品，展示了新生活的一种面貌。后来《艳阳天》深受《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风格影响，塑造出了萧长春和焦淑红的形象。在《战国红》中，作者滕贞甫把村里的年轻人写得非常生动。同时，又因为有外来的李东和刘秀等，与当地土生土长的年轻人在互动中共同构成了小说中的青年群体形象，使这部作品充满了生动的生命感觉，所以它有一种新农村的在地性。

　　小说的另一方面特征在于人物性格的准确和饱满，这部作品的成功之处也在于作者对人物性格的把握非常到位和准确。陈放这个书记固然代表了党的一种历史，而战国红则代表党的初心，但作者以陈放和战国红所表达的不仅仅是党的初心，更是民心。因为战国红是在陈放最后下葬时被人们从砾石冈上挖出来的，这个党的初心是在地的。而且，和杏儿的诗心一样，战国红的象征意义是多元的，不是单一的。它既是党的初心，又是民心，还是诗心。所以战国红在这部小说中被运用得很好，它并不像其他一些小说的处理方式一样被道具化，而是在故事的推进当中一点点绽放出光芒，最后到陈放落葬时才被挖出来，这是非常用心的一笔。

　　在对这几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中，杏儿和海奇之间的关系稍微显得松散了一点，可能是滕贞甫怕男女之爱会冲淡主题。其实，在《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有些故事被结构得很巧妙，作者美其名曰这是在表达一个大时代、大主题，但仍然写了不少男女之事，小说因此具有很强的阅读趣味，可是主题也不可避免地被冲淡了。海奇这个人物在小说中逐渐淡化，后来和文本的主体失去了联系，最后作者揭示出他是去法国学油画了。但是学油画这个情节几乎是一个空白，小说对这一点的交代略微有些不足。

　　小说把李东和李青的关系写得很生动，很符合现代年轻人的交往现实，而且李青后来选择了刘秀，作者对他们感情关系的表现也不像过去那样要死要活、痛哭流涕，倒是写出了现代年轻人不同的情感处理方式。整体来说，这几个人物形象都刻画得非常成功，但由于海奇和杏儿之间的交往表现得稍微少了一点，他对她那种铭心刻骨的感情好像还没有绽放出来，他们的关系书写上仍有加强的空间。

　　其三，小说体现了新农村的在地性。

　　“战国红”玛瑙是小说所书写的辽西地区的重要特产，更是当地人坚韧、“不松软”的性格象征。但这个作为标题出现的玛瑙品种的象征意味不止于此，它也从不同方面折射出了生活、奋斗在辽西大地上的人们的精神内核。它是从陈放的爷爷传给陈放、又被陈放在弥留之际交给杏儿的“面包扣”，“辽西不富，死不瞑目”，是党和政府不忘一户贫困户的拳拳初心；它是海奇留给杏儿的“战国红”小猪，是一腔被挫败的理想主义热情和没有说出口的纯真爱情；它是刘秀送给杏儿和李青的“战国红”手镯，是打动手段强硬的商人的真诚和信念。这些“战国红”都在杏儿的手中汇合，而杏儿正是古老乡村生长出的新的希望的代表。小说中“战国红”最震撼人心的出场，则是在结尾处陈放的墓地里，这片曾被认为与玛瑙绝缘的土地上竟挖掘出了珍贵的“战国红”，外来改革者不灭的理想终于落地，在地的精神内核终于显形。

　　小说打动人心的现实主义力量的重要来源之一，是作品中一再呈现的地方特色，即所谓的“在地性”，这是小说真实感的根基。贯穿作品始终的“喇嘛眼”古井和与之相关、禁锢柳城上百年的“喇嘛咒”，提供了弥漫于整个改革故事的神秘地方传说气息，并深刻影响了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改革的成败与项目的建设都与此紧密相关。种植适宜生长、涵养水土的大扁杏，利用原有梯田进行植树造林，根据白鹅的行为在干涸的河道上寻找水源，开发鹅冠山红色旅游景点……这些乡村建设项目的选择无一不与辽西大地的地理特殊性有关。扶贫干部们一直不忘培养当地人才，从更具象征意味的角度来说，小说的两位灵魂人物——陈放和杏儿，分别是外来者和在地者的代表，无论是陈放把“面包扣”交给杏儿的情节，还是最后杏儿守护陈放下葬，都意味着乡村建设理想的传承，它最后落实在了柳城的土地上，它是在地的。

　　其四，值得称道的诗情画意的现实主义笔法。

　　这部小说的开篇把杏儿定位为一个诗人，这是小说透露出诗意的开始，小说的叙述虽然是叙事文学的文字，但是那种诗意却难以抑制地一点点从现实主义的笔法中透露出来。而且杏儿写的那些诗作也很打动人心，看来作者同时还是一个诗人，兼具诗意的表达和创作的才情。这些点缀在行文之中的诗歌都很朴实俊秀，非常符合杏儿这个人物的性格。这种诗情画意的笔法在作品中一点点透露出来，从而把一个生长在乡村的纯真少女和乡村在地的山水背景一点点地刻画出来。

　　当然，小说也并不避讳当地人身上的那些毛病，甚至对东北的某种旧的落后的文化也做了一些批评，这都是作者非常有担当的一种表现。这部作品语言非常清峻朴实，虽多有白描，但语言讲究，读起来颇有清丽洁净之感，这也跟作者极力捕捉从故事里透视出来的诗情画意，并尽量将其呈现出来有关。这种画意并不仅仅是指山光水色，也包括生活在山水之中的人们，人与人、人与自然山水之间的关系也构成了某种画意。

　　(2019年6月9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