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小说的出现与现实中的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直接相关，它源于世界范围内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人与自然关系状态的改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西方国家工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环境问题，生态恶化和环境危机成为当代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按照北京大学教授王岳川的定义，生态小说是指“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小说。换言之，生态小说是以“生态整体主义”回应环境问题的审美呈现。早在1962年，雷切尔·卡森创作的《寂静的春天》的出版正是对工业文明所产生的环境问题的有力回应，因此成为世界生态文学的里程碑。随着西方生态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传播与改革开放后生态问题的出现，当代生态文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形成创作潮流，报告文学、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等文体对生态问题均有所呈现，下面主要以小说创作为切入点，探讨新时期以来生态文学为生态文明建设所提供的可能性空间。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大气污染、土地沙化、江河断流、城市雾霾、珍稀动物灭绝等生态环境危机日渐凸显出来，成为中国社会不能不直面的环境问题。基于生态恶化的现状，中国小说家创作了不少生态题材的小说，表示对与工业化、城镇化相伴而生的环境问题的关切。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杨志军的“藏獒”系列、贾平凹的《怀念狼》、阿来的《空山》、张炜的《刺猬歌》、叶广芩的《猴子村长》、雪漠的《猎原》、姜戎的《狼图腾》、杜光辉的《哦，我的可可西里》等，都是当代生态小说中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可圈可点的作品。生态题材的小说创作在世纪之交形成一股潮流，越来越受到大众读者关注。文学领域关于生态环境的想象意味着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的重新探讨，这种探讨为现实中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视角、方法和途径。

　　培育环保意识推进全民生态文明建设

　　从张承志的《黑骏马》开始，新时期主流文学呈现出对环境生态问题的关切。红柯《西去的骑手》、阿来的《空山》、张炜的《刺猬歌》、叶广芩的《老虎大福》、雪漠的《猎原》、王新军的《大草滩》《牧羊老人》等系列作品从不同角度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批判现代文明进程中导致大自然遭到破坏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同时，试图构筑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之关系范型。这种生态文化的审美呈现，让读者能感受到人与自然相处中所遭遇的尴尬，意识到公众增强环保意识、树立科学的生态观念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以“可可西里”系列小说为例，海南作家杜光辉的创作以关注青藏高原无人区不断恶化的环境以及濒临灭绝的藏羚羊引人注目。这类作品最典型的是《哦，我的可可西里》，作者讲述了人类对自然资源在攫取与保护之间的殊死斗争。由于故事发生在带有神秘色彩的青藏高原无人区，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在影视界、学术界、文学界形成了可可西里热，无意中对大众进行了一次有关生态文化的教育和环保意识的宣传。由于叙事审美的介入，这种宣传所产生的新闻轰动效应是其他艺术样式难以企及的。当代生态小说的审美大众化使生态问题越来越凸显出来，引发知识界以及大众读者的广泛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基于真实呈现当前生态现状的创作意图，当代生态小说多流于生态信息的快速传达和密集呈现，呈现出生态元素压倒审美元素的创作态势，或者说对新闻价值的追求影响到小说审美维度的展开，导致小说叙述的平面化以及由此造成的“有生态而无文学”的创作局面。当然，少数优秀的生态小说在这方面有所突破，迟子建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在现实性因素与可能性因素彼此交织中，为生态题材小说创作的审美化和艺术化提供了重要参照。应当说，“可能元素”和“实在元素”的深度融合是生态小说建立意义深度的必要前提。这部小说之所以获得茅盾文学奖，正是它“超越了一般生态小说暴露形而下恶化景象的‘问题’机制，呈现生态问题背后的文化逻辑”（石访访：《从可能世界理论看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对中国当代生态小说困境的突破》）。这个意义上，只有基于审美的生态文化呈现，环保意识的宣传才能直抵读者灵魂的深处。

　　追踪生态问题责任探寻生态建设方向

　　作为知识分子，作家的使命不能止于环保意识和生态意识的廉价宣传，而应该去追索那些生态危机背后的人性痼疾和社会根源，通过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表达自己对生态责任的一份担当。以西部草原小说来看，王新军的《大草滩》《牧羊老人》、红柯的《西去的骑手》、杨威立的《马儿，你慢些走》等作品通过自然灾难的呈现，跟踪追问现代人的生态责任。

　　这些小说通过对现代文明的反思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担当意识。作家们直面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对以科技理性为核心的人类中心主义所衍生的享乐主义、消费主义以及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自然的过度开发予以严厉责问和抨击。叶广芩的《长虫二颤》中，为了给餐馆提供蛇肉获取盈利，南方人老余捕杀蛇类，最终遭到报应，以截肢的悲惨结局而告终。这种故事结构的设置虽然不乏概念化之嫌，但从价值论角度，人类为了享受美食向大自然攫取资源，是以动物付出生命为代价的，不能不令人警醒。值得注意的是，姜戎的《狼图腾》从生物链的角度表现出狼在维护生态平衡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人一旦与狼为敌，对狼实施过度捕杀，就会破坏草原上的生态平衡，产生难以挽回的生态环境问题，直接危及到人类的生存。作者把生态问题纳入到人与自然的整体视域中观察，对生态失衡背后的人性根源进行追问。如果说叶广芩和姜戎对自然生态破坏的人性根源进行了批判性反思，那么，阿来的六卷本长篇小说《空山》则呈现了人性的另一种可能。通过自然生态的恶化检视社会生态的变异，通过格桑旺堆、拉加泽里等人物形象的前后变化折射出现代人迷途知返、寻求自我救赎的可能。

　　应当说，生态小说所提供的信息以及它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从反面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补救的方向。生态文学所显示的是，生态文明建设必然是双重的。从实施层面来看，国家不断完善生态立法，规范人类的行为，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同时，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从精神上对国民意识进行改造是十分紧迫而必要的。为此，生态文明建设要见到切实的成效，必须辅之以与生态环境相关的精神文明建设。

　　树立生态平等意识构筑新型生态伦理

　　生态问题因人而起，有其人性根源，但不能仅仅把它归咎于人类欲望的膨胀，而是有其更深刻的伦理原因。文艺理论家鲁枢元在《生态批评的空间》中指出，“自然领域发生的危机，有其人文领域的深刻根源。生态问题不单单是一个技术问题或科学管理问题，更是一个伦理问题、哲学问题和信仰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诗学的、美学的问题。”在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时，平等观念是非常关键的理论切入点，也是构建和谐生态文明的重要前提。

　　在这方面，陕西作家叶广芩的创作颇具代表性。《老虎大福》《猴子村长》《长虫二颤》等作品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先入为主的固有偏见，呼唤人与自然之间建立平等的伦理关系，而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人文主义的狭隘和傲慢，同时也避开了文学中批判科技实证主义的写作套路。在叶广芩的视野里，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都对人类充满了人性的关怀。这是因为在写作之初，作者心中就树立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平等对话的意识，所以，她的小说世界就成了一幅人与自然其乐融融的生活图景。从艺术形象来分析，猴子是怜爱孩子、从容赴死的母亲（《猴子村长》）；老虎护佑着二福的成长，俨然一个仁爱的大哥（《老虎大福》）；现实中，蛇类被认为是对人类构成威胁的冷血动物，而这一形象在小说中遭到颠覆，长虫不仅没有害人之心，还是捐献苦胆解救病人的热心者（《长虫二颤》）。作者怀着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将动植物与人类等同视之，它们是充满灵性智慧和人性关怀的生命体。同时，为了塑造完整的生命形态，作者写出了动植物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而做出的抗争。自律的猴群在村民围猎中留下精神创伤，猴妈妈宁可撞烂猴宝宝的脑袋也不愿让它们接受村民的嗟来之食，作为一种抗争的结果，一群猴子绝食而亡的场景震撼人心。

　　从生态文学范式来看，虽然这种文学描写不乏理想主义色彩，甚至不乏因空想而遭诟病的可能，但这种描写毕竟是文学虚构，自有它的审美合法性。我甚至认为，这种文学书写范式的意义超出了生态文学的范畴，因为在当下充满正能量的文学书写是极度匮乏的，在文学审美多元化的意义上，这是一种必要的补充。就生态文学的价值来看，人与自然的平等相处与和谐共生的状态则是生态文明建设努力的方向，尤其在当下，可以说，叶广芩的小说创作以文学审美的方式为国家决策提供了一种理想的生态范式。

　　上世纪九十年代，张炜、张承志的系列散文“融入野地”的精神指向，标志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商业语境下面临深刻的变化。文学所显示的逃离现实的冲动，基于一种普遍令人失望的道德精神。这种背景下，“人文精神大讨论”成为知识界一时热议的焦点。从根源上说，人文精神的失落与市场经济转型中商业主义浪潮不无关系。人文环境恶化的加剧，又促使我们对经济转型发展中生态文明建设的缺失进行反思。当前，我国经济处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过渡时期，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以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制约日益凸显。生态文明建设要持续推进，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是关键。中国经济发展应该依赖于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以绿色、集约型发展方式取代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而非以资源消耗和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暂时的经济发展。当然，这是从宏观的经济发展模式上说的。发展观念的转变依靠具体的国家政策的贯彻和推进。这种背景下，当代生态小说就成为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政策法规制定的重要参考依据。生态文学就像一面生态之镜，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真实呈现了我国经济发展中所伴随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嬗变，呈示了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下急功近利的行为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同时对脱胎于农耕文明的国民性进行了深刻的现代性反思。

　　（作者：王迅，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广西壮族自治区文联文研室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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