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史的书写是词学研究的重要分支。围绕词人活动的特定时空，词学的诸多话题赖以展开。可以说，词史的建构彰显着词学研究的整体进程。最近三十多年来，词史的探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或断代，或通史，皆斐然可观，此中翘楚如吴熊和《唐宋词通论》、杨海明《唐宋词史》、严迪昌《清词史》、黄拔荆《中国词史》等。然而，词史的编创也存在着窠臼和瓶颈，即一直拘囿于“朝代词史观”的政治语境。所谓“朝代词史观”就是将词的发展史附丽于王朝的更迭史，以改朝换代的起讫时间为分界线，将词人的创作历程硬生生地裁为两截。如此一来，就遮蔽了词体自身演进的内在规律和本来面貌。尤其在观照跨朝代词人时，存在着上下“割裂”与“争夺”的现象。面对“朝代词史观”既成的思维定势，有论者试图加以解构和重建。沈松勤教授的《明清之际词坛中兴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下面简称《史论》）就是力图打破“朝代词史观”而回归原生词史的一部词学论著。整体上看，此书的创意、成就和影响着重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首先，本书将明清之际词坛的中兴之旅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史论》提出了“明清之际”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既不指明朝，也不是清朝，而是一段相对完整的、微妙的历史。这个时段的词坛中兴是一个持续演进的动态历程。《史论》书写了从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前后至康熙三十年（1691年）前后，为时近一个世纪的词史，无论从词史的重构、词学理论的阐发，还是词学文献的发掘与爬梳，都堪称别开生面。

　　明清之际以“甲申之变”为界，诚然是一段天崩地裂的易代的历史，但要弄清楚词坛中兴的演进历程，首先要对明词有一个认识。如果有人问千年词史最薄弱的环节是哪一个朝代，我们可能会不约而同地回答：明朝。清人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说过非常极端的话“词至于明，而词亡矣”，近人郑骞则说：“明词差不多就不能成为文学史上的名词”（《论词衰于明曲衰于清》）。均对明词全盘否定，甚至要将其放逐出文学史。明词相当长一段时间意格卑靡确是事实，然而说词亡于明却是大而无当的汗漫之言。《史论》从词坛中兴的运行模式着眼并结合明清之际词坛活动系年，认为词坛中兴发轫于明万历三十年前后，标志就是江南柳洲词派崛起词坛，柳洲诸子一洗《花间》《草堂》取径逼仄之陋，缘情写志，别具手眼，以诗化的变调开创了闲澹秀脱的词风，堪称明清之际词坛中兴的逻辑起点。迨至崇祯时期，云间三子陈子龙、李雯、宋征舆等人同堂唱和，宗法五代北宋词的本色之美，“境由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陈子龙《〈幽兰草词〉序》）,词的抒情品格重新确立，无怪乎龙榆生说陈子龙“开三百年来词学中兴之盛”（《近三百年名家词选·陈子龙小传》）。柳洲词派的“变调”与云间词派的“正声”为明清之际词坛中兴迈向高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阳羡词派与浙西词派进一步糅合了“变调”与“正声”，开创了百派汇流、多元共振的繁盛局面，正如徐士俊《浮玉词初集序》所云明末“词家风气犹蓓蕾也，今则烂漫极矣”。那么明清之际词坛号称“中兴”，是不是就一直长盛不衰呢？其实也不然，随着柳洲词派、云间词派、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四大集群的盛极而衰，渐次落幕，康熙三十年之后，词坛消歇，进入了很长一段迟滞的状态，直到常州词派的亮相词坛才有起色。《史论》准确诠释了词坛中兴这一时段概念。以前提起清词中兴，想当然地以为清词兴盛了三百年，《史论》当能破此之惑。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指出：“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此书在立意的“翻空出奇”与叙论的“征实而巧”上确实下足了工夫，成就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此书的结构采用立体框架，从词史、词派、词学三个维度展开对明清之际词坛中兴的书写，彼此勾连，前后映带，打破了以作家为主线的平面叙论方式。王士禛《倚声初集序》指出明清易代之际的词坛“为体与数与人，仿佛乎两宋之盛”，从成就来看当然有可媲美之处。但明清之际的词坛生态格局毕竟大有别于唐五代北宋，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兴的实绩呈现三维立体状态，由此《史论》凝定成三大板块：词人群体的持续崛起、词境词风的多元开拓、词学理论的殊姿共艳，以立体的方式展开各大板块的论述，既各有侧重，又互为犄角，彼此生发，一改文学史单纯以时间为序的寻常路径。

　　从词史的角度看，明清之际词坛以环太湖流域郡邑为依托，以江南才子同人唱和为纽带，形成了具有地域性特点的创作集群或词派，这是词坛中兴的“资本”所在，换句话说，环太湖流域郡邑堪称江南词人的大本营和词选之渊薮。同人唱和则是词坛中兴的运行模式，在唱和中逼出妙思，引领词风丕变。柳洲词派的巨子曹尔堪发起或首唱的杭州江村唱和、广陵唱和以及京师秋水轩唱和都引起了大江南北词人的瞩目，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打通了不同地域、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壁垒，交融互渗，臻于艺术之胜境。从词派的视角看，《史论》突出了明清之际词派的动态演进，从柳洲词派的诗化“变调”，到云间词派的婉约“正声”，再到阳羡词派的“正变兼善”，笑傲词坛，最后到浙西词派归心姜张，崇尚醇雅的转型，一根红线将词坛中兴主要流派的起伏盛衰贯穿起来，既对不同流派有知性的分野，也有理性的综观。从词学的维度来看，明清之际词坛中兴历程中的词学元素空前活跃，与词体创作互动，合之双美。词人别集、总集、丛书、选本的刊布流通，词体声律学的完善对填词实践的规范，还有词集评点等，诸多元素形成合力共同推动着词坛的中兴之旅。

　　再次，明清之际中兴词史的书写对于重写文学史颇有启示。《史论》将明清之际词坛中兴的历史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这个典型的案例特殊性中涵茹普遍性，对于文学史的重构是富有启发性的。正如书中所指出的：“这段词史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其自身，对于认识朝代更替与文学之间的关系，重新审视易代之间文学的发展史，也有重要的启示。”以朝代划分文学的分期，不仅在词史中存在，在诗史、文史、戏曲史、小说史等文体史中也同样存在。质言之，朝代文学史观是易代之际文学史建构共同面临的瓶颈。要突破这个瓶颈，就必须尊重文学自身的实体性和内在的发展规律，这样文学史的书写才能真正获得回归与重构。

　　最后，“环太湖流域”这一概念是《史论》的一大亮点，将明清之际词坛的中兴落到了实处，既对词学空间的开拓有较大意义，对当代“环太湖流域”文化经济的开发也有不俗的价值。“环太湖文化区”这一概念是已故著名词学家吴熊和先生提出来的，这一区域包括杭州、嘉兴、湖州、苏州、常州、松江、太仓等七个州府。这一区域在明清时代经济发达、文化昌隆，出现了许多世代簪缨的名门望族，堪称东南经济文化的重镇。《史论》对明清之际“环太湖流域”的词坛活动展开了充分的论述，柳洲词派、云间词派、阳羡词派、浙西词派这四大主力彰显了词坛中兴的实力，也显示了“环太湖流域”的文化底蕴和活力。时至当代，“环太湖流域”已经成为江浙沪文化、经济的腹地，《史论》一方面对“环太湖流域”词学起到了引领和开拓的作用，另一方面将大大促进当代环太湖区域文化经济、旅游开发的生态研究，这是可以预料的。

　　（作者：刘勇刚，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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