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人学。”对于这个断语，我们耳熟能详、深信不疑，但它其实只说了文学本质的前半句。那些被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拒之门外的人文学科，如哲学、历史学、心理学、医学等，都是关于人的学科，都是研究人的价值、人的历史、人的心理、人的魂灵、人的身体，当然都是人学。但作为人学的文学之所以有特殊存在的价值，就在于文学是用文学的方式，表达和反映人的生存、精神状况的一种活动。而文学的方式，主要是诉诸人的情感和精神世界。这是文学区别于其他人文学科的重要特征和规定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文学就是人类主情的活动方式。这里说的主情，不是指浪漫主义对主观情感作用的重视，也不是指诗歌、中国古典戏曲对“情”特别是对爱情的向往和描摹。这个主情，主要是指人际关系中的情义、情感，是对他人与世界的价值尺度和情感态度。

　　近一个时期，关于文学的情感问题，重新引起了作家的注意。作家阿来在《机村史诗》的读书会上说：“什么是小说的深度？小说的深度不是思想的深度，中国的评论家都把小说的深度说成是思想的深度，绝对不是。你有哲学家深刻吗？你有历史学家深刻吗？我说小说的深刻是情感的深刻。当我的情感空空荡荡的时候，我自己都没有深度的时候，我是一个干涸的湖底，还能给别人讲故事吗？不可能。”我非常同意阿来的看法。《上海文学》2019年第1期发表了作家张抗抗的《多情却被无情恼》。她从元好问《雁秋词》中“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的发问写起，说元好问这惊天一问，问了八百多年，今天我们还在谈论“情为何物”。可见“情”的内涵很难界定。由于人类的理性约束，很少有人能为情“生死相许”，然而我们时时都处于为情所困、为情所惑、为情所忧的情境中。汉语中与“情”有关的成语和语词非常多，比如，情深意长、情意绵绵、情不自禁、情有独钟、情何以堪……但凡那些吸引人、感动人的文学作品，总是和情有关。阿来和张抗抗重提文学与情的关系，虽然是一般性的讨论，但在今天的文学语境中，就值得格外注意。

阿来

　　针对一个时期的文学情况，我曾批评过文学的“情义危机”，批评作家和作品中充斥的戾气。这一看法曾在批评界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讨论。这种没有约定的情感倾向的同一性，不仅是小说中的“情义危机”，同时也表明当下小说创作在整体倾向上的危机。文学的情义危机，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无论是乡土文学还是城市文学，人性之“恶”无处不在弥漫四方。贫穷的乡村几乎就是“恶”的集散地，每个人都身怀“恶”技。在一些作家的笔下，乡村中国是一个仍然处在前现代、对现代文明一无所知的社会。进城务工是至今仍未消歇的小说题材，这与当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现实生活有密切关系。但是，在一些作品中，农民只要进了城市，就仿佛跌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城市的不堪、龌龊、罪恶等，与外来的“他者”格格不入，似乎城市的一切都是反人性的。没有人能够感受到城市任何与人性相关的哪怕是微茫的曙光。以都市文明为核心的新文明在构建的过程中，能够看到的只有欲望和恶。于是，当事人的怀乡病随之而来。这种程式化、概念化的写作，不是来自作家对当下生活真正的疼痛，而完全是一种主观臆想，这些作品的编造之嫌是难以辩白的。

　　我们的文学曾长久经历过“暴力美学”熏染，对“敌人”充满了仇恨和诛杀之心；曾受过“弑父”“弑母”等现代派文学的深刻影响，青年“解放”的呼声响遏行云，“代沟”两岸势不两立；商业主义欲望无边，将利益的合理性夸大到没有边界的地步等，这些观念曾如狂风掠过，至今也没有烟消云散。在文学表达中，其基因逐渐突变为一个时期普遍的无情无义。当然，这里的情况并不完全一样。有的小说是以批判的态度和立场，对待这种没有情义的现实和人物，是通过情义危机呼唤人性和情义。但更多的作品是以自然主义的方式表达人情冷暖的匮乏，在貌似“客观”的描摹中，将现实的冷漠、无情、阴暗、仇怨、幸灾乐祸等戾气，更集中、更典型也更文学化地进行了表达。历史上，曾有过类似的情形，在明末的士人中，“戾气”就是一种普遍的存在。学者赵园在明清士大夫研究中就发现，王夫之对“戾气”，对士的“躁竞”“气矜”“气激”有着反复的批评。以“戾气”概括明代尤其明末的时代氛围，有它异常的准确性。而“躁竞”等，则是士处于彼时代的普遍姿态，又参与构成“时代氛围”。赵园还注意到，钱谦益以其文人的敏感，也一再提到了弥漫着的戾气。无论开的是何种药方，钱谦益是明明白白提到了“救世”的。他所欲救的，也正是王夫之、顾炎武们认为病势深重的人性、人心。

　　当然，今天绝不是明清之际，当下文学中的情义危机和“戾气”，也没有达到明清之际的程度。但是，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即便那仅有的相似性，也足以让我们警醒和警觉。文学中夸大的“情义危机”和“戾气”，在一些媒体中特别是网络，为了“争夺眼球”，可能比文学呈现得更加耸人听闻、触目惊心。但是，文学的价值更在于表达了其他媒体不能或难以表达的世道人心和价值观。如果文学对当下生活的新经验不能进行令人耳目一新的概括，不能提炼出新的可能性而完全等同于生活，并以夸大的方式参与“构成时代氛围”，那么，文学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当下文学不断遭遇矮化和诟病，文学的不被信任日益扩散和弥漫，这与文学的“有情”背道而驰是大有关系的。文学如果可以不再关注情义，不再表达人情冷暖，读者要文学何干！如果文学把被讲述的生活描述得惨不忍睹，那么文学还有什么价值？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要警惕文学的情义危机，呼唤有情有义的文学。

　　所幸的是，当下文学的情义危机正在发生非常大的变化。贺绍俊曾著文《有情有义地感知现实新变》（点击查看原文），他以这样的标题概括2018年中短篇小说的整体面貌。除了他在文中提到作品外，我还注意到，“有情”的文学逐渐成为文学的主流。这些作品都将人间的情义写得感人至深、沁人肺腑。南翔的《绿皮车》，茶炉工当天就要退休，他尽职尽责、依然如故地做好最后一天在职的工作。当他看到旅客都在帮助“菜嫂”时，他也悄悄地将50元钱塞进了“菜嫂”孩子的书包里。菜嫂的艰辛和茶炉工售货的艰难，小说多有讲述。但此时此刻，金钱在他们那里，真的成了身外之物。这就是普通百姓的温婉，这温婉的力量无须豪言来做比方。阿来的《蘑菇圈》中阿妈斯炯的宽容和对人与事云淡风轻，她受尽了人间苦难，但没有怨恨，而是对人和事永远充满了善意。陈世旭在《老玉戒指》中用同情的方式处理了在价值观或道德方面有严重缺陷的人物。那个只认名利的陈志几乎乏善可陈，但当合作者危天亮去世之后，他们共同创作的剧本的署名只有加了黑框的危天亮而没有他自己。他内心的善和义，不著一字，一览无余。马晓丽的《陈志国的今生》写人与狗的关系，被命名为“陈志国”的小狗，进入家庭带来的烦乱，陈志国离家后家人旅途的默然，陈志国归来后的悲喜交加，然后是陈志国黯然的暮年。一波三折的讲述，使陈志国的今生今世风生水起，一如普通人平凡也趣味盎然的一生。人性的善和内心的柔软在与狗的关系中彰显得淋漓尽致。老藤的《手戒》写狱警司马正缉拿逃跑的犯人沙亮，他要为荣誉而战。但司马正十余年来经历的人与事，深刻地改变了司马正的世界观。是善的价值观彻底改变了司马正的复仇心理，完成了他从荣誉、复仇到释然、放下的个人性格的自我塑造。潘灵的《奔跑的木头》，一个土司的女儿，一个柔弱无比的残疾青年，他们的命运似乎已经注定。但是，因现代文明的伟力，使这两个人物的性格力量超越了他们自身。她不仅解决了领地内部的问题，识破了安日火头人私种罂粟的诡计，而且面对人多势众的撒玛土司敢于单刀赴会、舌战群雄，面对烈酒尖刀毫无惧色。更重要的是她对人的平等、悲悯和长空皓月般的大爱，我们看到了期待和想象的人与人的那种关系和情感。这些作品在读者那里获得了好评，也理所当然得到批评界的举荐。

　　有情的文学，强调文学书写人间的情义、诚恳和人间大爱，它既不同于对人性恶的兴致，也与流行的“心灵鸡汤”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心灵鸡汤”是一种肤浅的大众文化，是画饼充饥、虚假抚慰和励志的一种“诗意”形式。而有情的文学，是对人的心灵和情感深处的再发现，它悠远深长，是人类情感深处最为深沉也最为日常的善与爱，这就是有情文学的动人之处。

　　（作者：孟繁华，系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深圳文学研究中心学术总监，文学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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