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下河文学流派”这一概念正在文坛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经由这一概念，人们才注意到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苏中、苏北平原里下河地区涌现了以复出文坛的汪曾祺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他们的作品在地域特色与审美趣味方面具有相当多的共通性。作为这一概念的倡导者与践行者之一，刘仁前功不可没。文学重在创新，但也要注重传承。刘仁前一直以传扬汪老的文学精髓为己任，致力于打造以汪老为旗手的“里下河文学流派”，在文坛引起很大反响。而刘仁前自己也在不断学习、消化汪老作品的过程中树立了自己的风格，在散文、小说创作方面，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汪曾祺在当代文坛是一个传奇。他的作品上承现代京派文学、抒情文化小说的流脉，改变了新时期文坛的整体格局，对后来的寻根文学、先锋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尤为独特的是，汪曾祺作品能够让不同年代的读者喜欢，让人百读不腻。刘仁前的文学之路是从学习汪曾祺作品开始的。1980年，汪曾祺的《受戒》发表，一时风靡全国，引发无数文学青年的膜拜。他的《故乡的食物》等散文作品同样以淡然清新的风格赢得读者的喜爱，这些“汪迷”中就有汪曾祺的乡邻刘仁前。在《迟到的怀念》中，刘仁前曾说，“我们一路读着汪曾祺先生的作品，一边追随着自己的文学梦想。”这种追随和学习无疑是有效的。因为审美趣味、乡土气息的接近，刘仁前很快把握住了汪曾祺作品的精髓，写出了极为纯正的“汪味”小说《故里人物三记》，发表于1987年第5期的《中国青年》。陈建功在点评中指出，“这位作者的另一点可贵之处是，他开始意识到，要写出‘味儿’来了。比如作品中那远距离的叙事态度，不是确实有了一种冷隽的观照的‘味儿’吗？”陈建功读出了刘仁前作品中的“汪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里面渗透着作者对一种叙事调子的追求。不过，这种叙事调子怎样才能更加独树一帜，以区别于汪曾祺的某些小说呢？大概这也是作者正在思索的突破方向吧？”时年26岁的刘仁前就以其作品浓厚的“汪味”给评论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上世纪90年代，刘仁前对汪曾祺作品风格、精髓的领悟和把握达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程度，1992年由汪老亲题书名的散文集《楚水风物》出版，并于2017年对《楚水风物》进行了全新创作，刘仁前奉上了20多年来对汪老的深切怀念，为此笔者曾撰文《最好的纪念是传承》。《楚水风物》中的文章与汪曾祺著名的散文《故乡的食物》中所写物产非常接近，用笔风格也极为相似。可以说，《楚水风物》中刘仁前对故乡风物的描写在语言上对汪氏风格的运用可谓出神入化。他和汪曾祺一样，喜欢在作品中呈现“风俗画”，对故乡风俗、食物、花鸟虫鱼了如指掌，对家乡风物习性的把握到了烂熟于心的地步，因而涉笔成趣、天然如画。更为难得的是，这些作品与汪曾祺的散文相比，不仅是形似，更有神似。汪曾祺对故乡风物的描写往往以回忆的视角而写，带有浓厚的对故土、亲人、少年岁月的热爱，着力在作品中营造“和谐”之境，抒发其“人间送小温”的审美理想。刘仁前对“楚水风物”的描写也大都以其童年时代以及年轻时经历的“大集体”时期的人情事物为背景而写，对里下河过往风情的追溯中所展现的不仅仅是里下河乡土风情，同样以醇厚优美的人伦世界的书写夺人心魄，令人怀想。故而这些作品虽然写的是一时一地的风俗人情事物，却又能超越具体的时空，给人恒久的审美享受，引发不同地域时空的读者的共鸣。

　　2005年，刘仁前在小说创作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写出了长篇小说《香河》。《香河》全景式地刻画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里下河乡村的生活图景，正如评论家丁帆所言，“在我所了解到的中国百年文学史中,能够用长篇小说来描写苏北里下河风土人情和时代变迁者,刘仁前算是第一人。”“香河”这一虚构的人文地理，随着这本小说的广泛流传，越来越形成一种真实可感的时空范围，并具有里下河文学精神上的普遍指向意义。我曾在《抒写俗世的温情——里下河小说之我见》中将里下河小说定位为里下河风情文化小说。在我看来，里下河风情文化小说的叙述焦点是抒写俗世的温情。汪曾祺认为作品必须有益于世道人心，并自认为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在汪曾祺看来，生活是很好玩的，俗世是充满了欢乐与温情的。即使有苦难，也要用快乐、柔韧的心去化解它。汪曾祺的这种审美理想与审美趣味在刘仁前的《香河》中得到了很好的传承。《香河》虽然把大部分笔墨放在70年代这一特殊的政治时代，但笔下人物并没有大善大恶，也没有你死我活的斗争，仍然洋溢着水乡特有的温情与善意。这与汪曾祺先生以回忆性的视角追溯旧日故乡乌托邦式情景的小说《受戒》等作品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与汪曾祺一样，刘仁前在《香河》中追求的与其说是深刻，不如说是一种和谐的审美境界。

　　《香河》之后更有《浮城》（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残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构成了完整的《香河三部曲》。《香河》写的是后“文革”叙事背景下的里下河，《浮城》和《残月》则是当下改革开放的多元化、转型期的里下河。后两部小说，在叙事背景和表现手法上，可谓是对汪曾祺小说的继承与突破，它们更加关注一体化时代背景之下，乡土人性的蜕变。《浮城》里柳成荫的官场沉浮，《残月》里柳永的情感纠葛，很大程度上也折射出乡村伦理对他们两代人的影响，他们的进与退、得与失、浮与沉、上与下、取与舍，其实都是暗含了对经济大潮之下乡土人性的诘问与诠释。

　　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从前的诸多乡俗以及乡村伦理也在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刘仁前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其中时代的快速发展与里下河乡村精神世界之间的某种矛盾，《浮城》和《残月》表现了在时代的喧嚣之下，那些打破旧有规则的具有一定反叛心理的乡民，他们人性的挣扎，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新旧思想交锋的体现，是时代进步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与《香河》一以贯之的是，《浮城》与《残月》同样抒写了里下河人灵魂的秘密、存在的乐趣与艰难，还有作者对故乡的回望以及难以割舍的眷恋之情。但是，刘仁前在《浮城》与《残月》中发现某个“平衡点”，它建立在宽广、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人生体验上，平衡着区域性、共同性与深刻性的关系。在《浮城》与《残月》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与当下的时空相连，呈现出一种开放性的小说世界，它既有乡土经验、童年经验，同时还能够在乡土生活的变迁及其对乡村伦理形态的影响下，找到时代与人性深处的审视坐标。

　　随着《浮城》和《残月》的问世，我们看到刘仁前不仅继承与发扬了汪曾祺等人奠定的里下河风情文化小说的基本美学特征，更是通过完整的《香河三部曲》等作品不断发展和丰富着里下河风情文化小说的内涵，也预示着里下河文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一是在里下河风情文化小说扩大叙述容量和表现空间方面做了开拓性的尝试。二是表现空间从乡村向里下河地区都市转移。《浮城》《残月》将叙述焦点转移到对农村青年进入城市后境遇情感变化的书写，经由官场、商场、情场交织的复杂场域写出了欲望化与商品经济时代人心的浮躁与残缺，与《香河》呈现的淳朴、宁静形成了一种对比。《香河三部曲》是汪味小说和“里下河文学流派”小说的集大成者，是传承，也是一种新的发展。

　　作为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主要倡导者与践行者，刘仁前已经有了相当丰厚的创作积淀。我们相信，他不仅会继续为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壮大呐喊助威，更会以自己新的创作成绩将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

　　（作者：郑润良，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延伸阅读：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纵览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汪曾祺

　　汪曾祺的严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