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长篇小说的老问题与“七○后”作家的新崛起

——2017年第二届长篇小说年度金榜暨长篇小说高峰论坛侧记

　　“长篇小说在传统的意义上是人物众多、情节复杂、场面宏阔，作者要坐十多年的冷板凳，它的生产过程就是一个‘慢’字，作品拿出的时间也不能太快，不能太同步。太快会被认为是粗制滥造的，就不叫长篇了。但是现在早不是这样了。”11月26日，由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主办的2017年第二届中国长篇小说年度金榜暨长篇小说高峰论坛在京举行，评论家雷达在论坛上如是说。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吴义勤，中国小说学会会长雷达，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贺绍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孟繁华，《小说评论》主编李国平，《当代作家评论》主编韩春燕，《长篇小说选刊》主编付秀莹参与了当天的研讨。

　　“从总体上来看， 2017年的长篇小说延续了近几年持续繁荣的局面，出现了不少各有特色的长篇小说。 ”对于2017年的长篇小说创作，雷达表示了充分的肯定。与会专家也认为， 2017年的长篇小说在继承与突破、诠释与重塑文学经典的努力中，展现出了强烈的主体意识与年轻化多元化的创作气息，作家在文学扎根生活、对话时代、唤醒人类共同情感和价值判断的主动探寻中，体现出了强烈的激情与现实观照，取得了新的成果。就2017年第二届中国长篇小说年度金榜已评选出的五部作品，与会评论家认为，红柯的《太阳深处的火焰》保持了作家一贯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品质，诗性的个人抒情元素在当代现实题材创作的作家中比较稀有;孙惠芬的《寻找张展》则是个人追求的新突破，作品中探讨人的心理问题很有精神深度，作家的思考和艺术表达之间也比较和谐;张翎的《劳燕》写战争环境里面人性的冲突、挣扎，女主人公处在三个男性之间的那种撕裂令人刻骨铭心;李佩甫的《平原客》展现了作家一贯的水平，表达了人与文化土壤的深层关系、人和土地的关系等等，写出了某种人类的命运感;关仁山的《金谷银山》关注乡村变化，写了从故乡走出又回来的人带着一种集体主义的观念去改善家乡面貌的故事，这种新的集体主义观念、集体致富的实践引人关注。

　　在评述2017年长篇小说整体创作状况的同时，与会评论家也指出了2017年长篇小说领域某些突出的现象，比如“70后”作家的成长与崛起。贺绍俊指出，从2017年第二届长篇小说年度金榜的候选作品看， 15部作品里有7位都是“70后”的作家，任晓雯的《好人宋没用》、梁鸿的《梁光正的光》、马笑泉的《迷城》、海飞的《惊蛰》、李宏伟的《国王与抒情诗》、乔叶的《藏珠记》、石一枫的《心灵外史》、可以看出“70后”作家群体已经非常成熟，艺术视野非常广阔，这种丰富性值得人们关注。“‘70后’这个群体非常值得讨论，他们的艺术成长恰好处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所以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过渡的一代，也是在夹缝中间成长起来的一代。这种成长有艰巨性和艰难性，但从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可以看出，他们比较好地衔接了两个不同时代的文化生态，比如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他们能够把两个不同的文化样态的时代特征较好地融合起来，这是他们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贺绍俊看来，“70后”事实上已经成为今天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一支主力队伍。白烨指出，“70后”作家有很强的历史感整体性，他们的成长和崛起，很大的意义上预示着今后长篇小说更大的丰收，从长远看是文学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与会评论家对当下长篇小说创作中存在的难题与问题也作出了分析。比如雷达在谈到小说定义的变化时指出，这个时代的长篇小说有一种趋势，就是希望作家能同步，希望加强对现实题材的反映，但这也带来了长篇小说的提速，使长篇小说有的篇幅缩短了，有的生产时间减短了，不再是原来意义的长篇小说。“由此带来的更复杂的问题是怎么把握现实。 ”雷达说。

　　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成为论坛上评论家讨论的焦点。白烨表示，从最近两三年开始，长篇小说每年出版5000部左右。在这些新创作的小说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作家写作时处理的是第一现实还是第二现实?“第一现实就是真正深入下去所体验到的生活。第二现实是从新闻中看到的、从别人那儿听到的生活。现在作家自己真正切身体验得不够，利用二手现实的比较多。 ”白烨说，和一些老作家比，当代作家在反映现实时缺生活，很多作家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以生活旁观者的身份写现实。

　　“文学和现实是老生常谈的老问题，但是我们一直解决不了。”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孟繁华说，从本质上看任何作家的写作都是现实的写作，包括历史题材。但是怎么处理作家和当下的生活，是一个大问题。孟繁华说，要鼓励作家勇于去书写当下生活，因为写作当下没有距离感，没有一个长时段观察的可能性，当下所有的局限都会在小说里表达出来。摆在作家面前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建构和现实的关系?解决这一问题，孟繁华认为，历史上提供的经验在今天仍然有效。孟繁华曾指导自己博士生专门研究浩然，论证浩然的小说去掉阶级斗争这条线索还能不能看?“后来证明是能看的。浩然处理小说和生活的关系是成功的，生活不能够被颠覆，生活的观念永远大于政治和思想的观念，通过柳青、浩然这些作家的创作，我们证实了这点。 ”

　　更进一步，评论家贺绍俊指出，一个作家仅仅关注现实还不够，更要在现实中有所发现，“这是考验作家思想能力和认识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作家如果对现实没有什么发现，那么就算写的现实生活很直接，把刚刚发生的活生生的事情搬到作品中去，我觉得也没有多大的价值” 。此外，贺绍俊认为作家在创作现实题材的作品时，还必须把现实处理成作家笔下的文学世界和艺术世界，“一个长篇小说如果不能构成完整的艺术世界，从文学的角度讲，我觉得作家没有成功。现在很多对现实充满热情的作家在这点上做得还很不够。 ”贺绍俊说，希望媒体、评论家能够围绕文学与现实的话题做一些文章，更多推荐能够让文学和现实完美结合的作品。

（文/金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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