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选本编纂而言，1979年和1985年是两个重要的节点。1979年前后，恰逢新中国建国30周年之际，国庆纪念活动与对过去30年的社会思潮的反思总结，共同促成了各种“30年选本”的出现，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选(1949-1979)》(8 卷)、《散文选(1949-1979)》(3卷)、《诗选(1949-1979)》(3卷)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短篇小说》(上中下三册)。 而像北京、安徽、甘肃、广东、贵州、吉林、河南、黑龙江、湖南、湖北、江苏、江西、辽宁、陕西、山西、山东、新疆、浙江等省市，在1979-1980年间都出版有各类建国30周年文学选本。这些选本大都是以丛书的形式出版，所选门类主要有小说、散文和诗歌，有些甚至还包括戏剧和报告文学。另外还有如《少数民族短篇小说选(1949-1979)》、《肃反小说选(1949-1979)》等专题文学选本出版。就当时的语境来看，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文学/文化实际上处于新旧杂陈的过渡时期，其突出特点是，所谓“残余文化”和“新兴文化”彼此共存互渗，而“主导文化”①则处于一种摇摆游移状态。这一乍暖还寒的文学气候某种程度上造成彼时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关系上的不明朗，选本编纂以其“作品选读”的方式和对“选”(作家作品的选择及其数量的多寡)的功能的突显(“编”的功能被一定程度弱化)，其实是间接地参与到对当时文学发展进程的推动中去。如果说50—70年代的各种选本，其长篇前言、后记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主流意识形态传达、文学规范建立和带有读者阅读引导等倾向性的话，那么建国30周年选本(特别是《短篇小说选(1949-1979)》和《建国以来短篇小说》)中那些体现编选意图的前言、后记地位的降低(只保留简短的编选说明或后记之类)则表明的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意退出和对“选”的功能的凸显。这是一种无言的批评方式的显现，它通过把建国30周年以来各个时段(甚至包括“文革”时期)的作品并置一起的方式，参与了对建国30周年文学发展的“言说”和判断：“十七年”文学和“三年”(即“四人帮”覆灭后“三年”)文学的并置，两者间构成一种互相阐发与彼此共存的辩证关系，其既能有效建构“十七年”文学传统，重申其价值，同时，通过对“十七年”传统的重申又能以此建构当时“伤痕”写作的合法性。反之亦然。

　　1985年之于选本编纂的意义是双重的。首先，以1985年为标志，一两年内出现了一批较有影响的文学选本，其中代表性的有李陀、冯骥才编选的《当代短 篇小说43篇》(1985)，阎月君等编的《朦胧诗选》(1985)、《探索小说集》(1986)、《探索诗集》(1986)、《探索戏剧集》 (1986)和《探索电影集》(1987)，贺绍俊、杨瑞平编选的《知青小说选》(1986)、《中国现代各流派小说选》(1986，4册)，等等。在这之后，又有一系列命名新潮的选本涌现，如张学正、张志英等编选的“八十年代中国文学新潮丛书”(6册，1988)、“新时期流派小说精选丛书”(8册)，李复威、蓝棣之主编的“80年代文学新潮丛书”中的《褐色鸟群——荒诞小说选萃》(1989)、《世纪病：别无选择——“垮掉的一代”小说选萃》 (1989)，程永新编选的《中国新潮小说选》(1989)，等等。其次，各个思潮选本都把1985年前后视为“80年代”文学的分水岭：

　　小说的真正繁荣，确是近几年中形成的，一九八五年小说多样化方面的成就尤其明显。由小说激起的许多理论课题，也以这一年最为突出和频繁。一九八五年，既是前几年小说观念变化酝酿的结果和总结，又是进一步向未来发展的开端。②

　　新时期文学发展至一九八四年前后……一些具有“先锋意识”的作家，一些对自己的创作表示不满并认真进行了反思的作家，渐渐脱离了“群体”。(省略号为本文作者所加)③

　　1984年以后……一种新的同时也更为大量的现象则是注重个人想法、形式、技巧的小说广泛出现，由此开始了一种多样化的、试验性的小说时代，现实主义技巧明显陷于孤立，干预生活的观念走向衰微。(省略号为本文作者所加)④

　　如果说1985年前后确实呈现出文学新变的局面的话，思潮选本在这之后的大量涌现表明，选本编纂作为一种批评方式已积极参与到对当前文学演变的推动与文学新潮的建构中去。就选本编纂的独特性而言，这一推动和建构作用主要表现在“选”和“编”的互相阐发上。在思潮选本中，这一辩证关系主要体现在对所选作品的归纳、命名和建构上，其中命名是关键。其一般的做法是，先介绍命名的理论背景，比如说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荒诞派小说》前言部分，先介绍西方荒诞派的特征，然后论述荒诞派如何引进中国文坛，进而构筑中国文坛中荒诞派接受的路线图。这一“三段论”式的结构在《魔幻现 实主义小说》、《意识流小说》、《褐色鸟群——荒诞小说选萃》、《世纪病：别无选择——“垮掉的一代”小说选萃》和《缤纷的小说世界·荒诞与黑色幽默小说》等选本中都有集中呈现。但这一归纳诸功能又与一般的文学批评实践不同，首先，这一归纳是为命名服务的，其次是必须要有同一倾向的数量众多的文本支撑，否则便不可能有选本的出现。可见，命名和所选作品之间实际上是一种互为前提和互相阐发的关系，在这当中，命名的准确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自圆其说。这样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各个思潮选本间命名上错综复杂(如“象征主义小说”、“荒诞派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民族文化派小说”、“‘垮掉的一代’小说”、“结构主义小说”等)而收入作品却有很大的重叠这一矛盾现象的产生了。同时也要看到，思潮选本中归纳、命名背后建构文学传统的客观意图所在。思潮选本的归纳、命名一方面是为了构筑思潮流派，另一方面也是在建构作家创作的“传统”脉络，以此肯定作家的创作：作家创作的价值正在于其作为文学传统的其中之一分子。T.S。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对“传统”有精彩的论述，特别适合思潮选本中“传统”的建构作用这一点上。“传统”首先“涉及一种历史感”，“这种历史感迫使一个人不但用铭刻在心的他们那一代人的感觉去写作，而且他还会感到自荷马以来的整个欧洲文学以及处于这个整体之中的他自己国家的文学同时存在，组成了一个共存的秩序。这种历史感既是永恒感又是暂存感，还是永恒与暂存交织在一起的感觉，就是这种意识使一位作家成为传统的。与此同时，它使得一位作家敏锐地意识到他在时间中，在同时代诗人中的位置”⑤。思潮选本的前言、后记中援引自西方思想资源的脉络，并不仅仅意在提供理论上的支持，更在于建构作家创作上的“共存的秩序”(即传统)，以此肯定、鼓励并推动作家的创作新变。

　　前面的分析表明，20世纪80年代的选本编纂与文学创作之间关系密切，具有某种“互文”性的关系。如果说1979年前后的30周年选本编纂是在政治文化事件推动下的文学事件的话，那么1985年前后的思潮选本则是以选本编纂的形式完成了对80年代中期文学转型的确认、命名和建构，并以此肯定和推动文学的新潮与新变的。可见，1979年和1985年前后展开的选本编纂实践充分表明了选本编纂与文学嬗变之间的辩证关系：选本编纂既能反映时代社会的变迁，也能有效参与到对文学变迁的推动过程之中。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选本编纂基本上依据题材、主题或创作主体以 及时段上的不同进行分类，所谓工业题材、公安题材、动物题材、爱情小说、肃反小说、改革小说、知青小说、女作家作品、青年佳作或建国30周年选本之类文学选本大量出现。这一分类原则的展开表面看来是50—70年代选本编纂传统的延续甚或革新，深层次的原因却是现实主义文学“反映论”在起作用。现实世界与文学表现内容之间的对应关系，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文学选本的编纂可以按照现实世界所可能有的分类原则展开：题材上的分类对应的是文学所反映的生活领域上的分类，现实主义的反映论文学观是题材分类的理论前提。从这个角度看，题材、主题或创作主体上的选本分类原则是与现实主义文学思潮联系在一起并内在于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之中的。“文革”结束后现实主义的回归和深化，是“题材/主题”编选原则在80年代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这样也就能理解，80年代中前期很少有突破题材、主题分类原则的选本出现，因为那时现代主义文学创作还处于各自为阵的探索阶段，不成其为潮流，自然也就难以被编纂成选本。

　　这样来看，《当代短篇小说43篇》(1985)的出现就显得意味深长了。李陀和冯骥才在《后记》中说，“许多事实都证明，各种取舍标准不同的选本相互比较地同时存在或先后出现，对认识、理解和评价一定历史阶段的文学不仅是有益的、需要的，甚至是必须的”、“因此不惮添足续尾之嫌，我们俩编选了这本集子”，但他们又说“使我们苦恼的是很难为这本书取一个恰如其分的书名”⑥。这段话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其之所以难以取名，是因为所选作品相当驳杂，早已不是原来那种题材、主题或创作主体分类原则所能涵盖;另一方面，这种驳杂恰恰也是当时文学创作的反映，这一选本对于“认识、理解和评价”那一“历史阶段的文学”是一个很好的角度。从其收录的43篇小说来看，几难看出选本的编选原则和标准来。可以说，这是一部没有固定取舍标准的选本，但并不代表这一选本就没有自己的标准或意图。据李陀和冯骥才所言，选本所收录作品涵盖从1979年至1983年间。这一时段，是所谓“伤痕”、“反思”和“改革”文学思潮此起彼伏的阶段，这本集子却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漠视，其虽收录了素以“伤痕”、“反思”或“改革”写作闻名的刘心武、王蒙和蒋子龙的作品，但所选(选了刘心武 的《电梯中》、王蒙的《海的梦》、蒋子龙的《一件离婚案》)既非这些潮流的代表作品，亦非作家本人的名篇。这一情况在所选其他作家中也普遍存在，其中所选虽然大多都是20世纪80年代极为活跃的作家，但他们被选入的作品却常给人以陌生之感。显然，这里的“漠视”和“陌生”并非无意为之，相反，甚至可以说，这恰恰是编选者有意营造的效果。它让我们认识到，时代的文学主潮之中，还有很多不被纳入潮流中去的作品存在，正是这些作品，构成了那一时段文学的不一样的丰富多彩的图景。同时，它也让我们看到，作家的自主自立和立体多面或许才真正是文学创作的常态。

　　从前面的分析不难看出，在80年代的选本编纂中，《当代短篇小说43篇》是一个过渡，其虽然看似没有标准，但所选作品多倾向于现实主义之外的小说创作，诸如 《剪辑错了的故事》(茹志鹃)、《我是谁》(宗璞)、《七奶奶》(李陀)和《雨、雪及其他》(高行健)等，这些作品都可以在“现代主义”这一大的名称下被定位，只是它们在当时还并没有形成气势或潮流。可见，它在书名取舍上的犹豫不决所表明的，并非是不能命名，而是难以以潮流之名概括那些尚不成气候的零星作品。这一情况，在1985年前后有了大的变化，各种突破题材、主题以及创作主体分类编选原则的现代主义思潮选本开始出现。如果说思潮选本的编纂必须以创作上的共同倾向为前提的话，这些选本的集中出现表明，文学创作上的现代主义探索已经从最开始的形式上不成系统的借鉴转而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潮流。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思潮选本的大量出现，表明的是文学创作上求新求变意识的凸显以及集中呈现。可以两套选本为例。一套是“新时期流派小说精选丛书”中的《民族文化派小说》(1989)和《魔幻现实主义小说》(1989)，一套是“探索书系”中的《探索小说集》(1986)。先看后者(《探索小说 集》)，这一选本虽然没有对当时出现的小说创作中新的趋向逐一命名，但其已表现出对这一新变的高度肯定和殷切期望。其通过把各种新潮小说32部分成9类，表明的是文学新变的各种可能的集中展现(数字9的意义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不仅仅是一个具体数字，更是一种泛指多的可能)。而像《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和《民族文化派小说》，如果从其所选作品来看，大都可以放在寻根文学中加以考察，而事实上，选本的序言中也都分别提到了寻根文学思潮，那选本为什么要把寻根文学思潮一分为二呢?显然，这背后体现出来的，不仅仅是对寻根文学理论阐释上的不同，更是在建构文学新变的多种走向：一个寻根思潮都有多种走向多个派别，更遑论不同思潮了。如果说《探索小说集》表明的是把不同作品所体现的倾向建构为思潮的努力的话，那么《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和《民族文化派小说》所呈现出来的则是把一种为文坛所公认的思潮重构为多种走向的尝试。在这背后，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求新求变意识的集中呈现和凸显。

　　选本编纂所折射出的20世纪80年代文学发展进程的另一重要表现是选本意识形态功能的逐渐弱化，以及因之而来的选本功能多样化的彰显、选家主体性的呈现和作品中心地位的确立等。就选本编纂而言，其意识形态功能与文学批评实践是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在50到70年代，这是文学批评的最主要的，有时且是惟一的职责。在大多数情况下，文学批评并不是一种个性化的或‘科学化’的作品解读，也不是一种鉴赏活动，而是体现政治意图的，对文学活动和主张进行‘裁决’的手段。它承担了保证规范的确立和实施，打击一切损害、削弱其权威地位的思想、创作和活动的职责。一方面，它用来支持、赞扬那些符合规范的作家作品，另一方面，则对不同程度地具有偏离、悖逆倾向的作家作品，提出警告。文学批评的这种‘功能’，毛泽东形象地将之概括为‘浇花’和‘锄草'”⑦。文学批评的这一功能和职责决定了选本编纂往往成为文学批评实践的 某种延伸。这也决定了20世纪50—70年代的选本中选家的确定和导言写作的意识形态色彩：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充当选家并参与导言的写作的。臧克家(《中国新诗选》的编选者)、郭沫若和周扬(《红旗歌谣》的编选者)能充当选家与他们的身份和地位有关，而像彼时很多以集体写作的方式呈现的导言更是保证了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和毋庸置疑的一面。80年代以来，这些情况都有很大的改变。虽然说当时的文学出版(包括选本出版)仍是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组成成分，其背后总有某种意识形态色彩存在，但意识形态影响、介入文学出版的方式无疑已经发生大的改变。

　　20世纪80年代，“回到批评本身”⑧已成为一个越来越获得人们认同的命题。这是与8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重建密不可分的。通过文学评奖活动及其取得的极大成功，主流意识形态逐渐意识到，在意识形态功能的行使上奖励和肯定机制比否定批判机制更有效且更能获得认同。就当时的语境看，认同不仅仅表现为“浇花”，更体现为一种“共识”和对获得共识的信心。这是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所开启的思想启蒙的结果，同时也使得50—70年代文学批评实践中的那种“锄草”和“浇花”的功能日渐潜隐，文学批评逐渐成为文学实践活动的一部分而行使其功能。文学选本从单一的传达和引导的批评功能，而趋向多元化发展，也就相应地带来选家主体性的呈现、作品中心地位的确立等一系列变化。应该看到，选本编纂中这一系列变化背后，显现的是80年代语境的变化及文学批评实践的演变。选家主体性的呈现和作品中心地位的确立，与批评家主体性的彰显和文学向内转是联系在一起的。一些批评家⑨作为选家或导言作者，是与他们的文学批评实践息息相关的。而所谓的文学向内转，也使得“去政治化”的写作被推崇并成为关注的焦点和中心，选本编纂(如李陀和冯骥才编选的《当代短篇小说43篇》)亦表现出在文学主潮之外找寻作品的主观意愿，同时也使得针对同一篇作品的不同命名成为可能。

　　就选本编纂对20世纪80年代 文学新变的推动作用而论，与选本作为一种批评方式有关。选本编纂不仅仅是事后的被动的“选”，它更是一种主动的参与，这种参与体现在其作为一种批评方式上。“选本之所以成为选本，关键就在于体现其‘选’的这一部分的存在。‘选’是选本批评最本质的批评方式。而选本如何通过‘选’来体现它的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方式，选本的批评功能和批评原理怎样实现，这些有关选本批评最根本特征的问题都只有通过对入选作品部分的选择和编排来实现。”⑩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即同一作品被不同类的选本重复选录的情况，这不同选本的“选”这一行为是否意味着同一回事呢?就80年代的选本编纂而论，如果同一作品被年选、获奖作品集、争鸣作品选和思潮选本等不同类选本收录，其意义显然是不同的。在这里，不能把选本之“选”简单地看作是一种积极肯定的批评态度，而应该放在不同的语境下具体考察。可以说，同一作品被不同类选本收录体现的是不同的批评方式和不同的参与文学实践的角度。

　　以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1979)为例。这部作品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激烈的争论，可以说是一部争鸣作品，但奇怪的是，它却几乎不被收入到各类争鸣作品选中，比如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涵盖1979-1989年，14本)、北京市文联研究部编选《争鸣作品选编》(2本)、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时期争鸣作品选》(4册)、青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时期名家争鸣小说大观》(3册，1997)和“当代争鸣小说丛书”系列 (1992)。是争鸣作品而不被收录到争鸣作品选，说明什么?《乔厂长上任记》虽几乎不被收入争鸣作品选，却被《短篇小说选(1949-1979)》第8 卷(1982)和《1979年全国优秀获奖短篇小说集》(1980)收入。这一“选”与“不选”，又说明了什么?

　　显然，《短篇小说选(1949-1979)》第8卷中对《乔厂长上任记》的收录是一种充分的肯定，但这一肯定是放在建国30周年文学的发展脉络中展开的。这是一种从历时的文学史的角度作出的评判，与《1979年全国优秀获奖短篇小说集》对小说的收录情况不太一样。就文学评奖及其被收录于获奖作品集而 言，这是一种共时的在场的批评方式。1979年的短篇小说评奖活动从1979年10月到1980年3月底展开，在此前后，也即1979年9、10月两个月恰是小说引起激烈争论的时间。对照这一上下文，不难看出，文学评奖其实是以小说获奖的方式表达了对小说的积极高度的肯定：《乔厂长上任记》的获奖不仅仅意味着官方意识形态和专家的肯定意见，更代表的是广大群众的呼声。诚如有研究者所说：“文坛上本来并非只有写‘伤痕’的文学，但责难者们却吹起阵阵冷风，指责‘伤痕文学’、‘暴露文学’泛滥成灾，是‘缺德’文学和‘向后看的文学’。《乔厂长上任记》的登场，一下子改变了文坛上只有‘伤痕文学’的错误印象和当时文学题材显得狭窄的局面”(11)，这之后的改革文学的勃兴，与小说《乔厂长上任记》的发表、引起的争论、获奖并被充分肯定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关联。这样来看，就能明白小说为什么没有被收录到争鸣作品选中。小说虽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并成为一个事件，但其解决方式却不仅仅是文学争鸣的方式，而毋宁说带有群众参与和意识形态介入的成分，这与文学争鸣作品选的编选原则不太一致。就争鸣作品选的编纂意图而论，其编选的作品要既能引起争论，但又没有一定的定论，两者间的平衡是其编选时经常侧重的方面。从这个角度看，《乔厂长上任记》所能留下的争鸣空间十分有限，其不被选入自然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这样我们就能清楚，年选和获奖作品选，与争鸣作品选和思潮选本之间批评方式上的不同了。如果说年选和获奖作品选是以一种简单的正面肯定、定论式的方式参与到文学批评实践中去的话，那么对于争鸣作品选和思潮选本而言，则就不仅仅是表明一种肯定的或部分肯定的态度，而毋宁说是要引起注意和争鸣，并介入到文学批评空间的建构和对文学创作及其思潮的推动中去。

　　以徐星的《无主题变奏》(1985)为例，这部小说既被收录于多个争鸣作品选中，也被多个思潮选本选入，但对于不同类选本，其被收入的意图与指涉方向显然有别。先以其被收入争鸣作品选为例。这一小说虽被同时收录于“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卷、《新时期争鸣作品选(3)》和《1985年争鸣小说集》中，但所收录争鸣文章不同，其给人的印象 和效果也不尽一致。相比之下，后两者(《新时期争鸣作品选(3)》和《1985年争鸣小说集》)的态度较为明晰，两书中的争鸣文章都是《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与多余者》(何新)和《天凉未必秋——也评〈无主题变奏〉兼与何新商榷》(许振强)。这是两篇可视为“互文性”的文章，它们间的互文性指涉的是这样一系列命题：到底主人公是否“多余人”?如果是“多余人”，这一非英雄主义文学有无其存在的合法性?其现实的基础如何?等等。

　　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收录的两篇争鸣文章分别是《一个旧旋律的变奏》(召丝)和《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与多余者》(何新)。就立场和态度而言，两篇文章都意在批判，但其批判指向的内涵却不尽一致。前者(召丝)指出：“作者在认识这些社会现象的时候，必须超越传统的文化，对自己的思想作一番清理和反省，否则，是很难在作品中弹奏出代表时代与未来的新旋律来的。”(12)再看何新的话：“在某种意义上，当代文学中所 出现的这种荒谬感和多余人，正是从否定的方面映现了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的断裂。我们迷失了自己，他们这样对读者说。我们可以理解他们。但是这种文学倾向不值得鼓励，不值得提倡”，“稍有现实感和责任感的人都会懂得，今天的中国青年没有玩世不恭的权利。试看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环境?十几亿人口，要吃饭，要生存，要发展，要繁荣!要在今天和明天的世界上，找到中华民族应当占有的一个位置。然而现实呢?”(13)表面看来，两个批评家都是在谴责小说家，但其指向的其实是针对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一个是肯定传统(何新)，一个是否定传统(召丝)。有意味的是，两个人对传统的态度不同，立足点却是一致的，即要追求并表现出新的时代的气息，只不过在召丝看来，新的时代必须通过对“传统文化强大的惯性”的批判才能获得，而在何新那里，新的时代则必须立足于传统文化。态度不同，结论却一样，这是20世纪80年代的独有景观，是新时期共识下的分歧所在。

　　显然，从这些争鸣文章可以看出，它们所关注的焦点与其说是作品本身或作品中的主人公塑造的好坏，毋宁说是其所反映的社会现实问题。可以说，是针对现实及如何阐释的态度决定了争鸣者们对待《无主题变奏》的态度，“话题的公共性”是作品得以形成争鸣局面的重要前提。这与当时社会方兴未艾的文化热，以及如何对待现实和传统的二元对立这一话题，有着内在的关联和彼此呼应之处。从这个角度看，小说引起的争鸣，其实是以“话题的公共性”间接地参与到当时社会文化的进程中去。这与思潮选本明显不同。

　　思潮选本与争鸣作品选的最大不同在于，每一思潮选本都是从某一角度展开的文学史叙述。因此考察思潮选本中的入选作品必须放在其所属的脉络中展开。《无主题变奏》在《缤纷的小说世界》(3)中是作为“荒诞与黑色幽默小说”的代表，而在《世纪病：别无选择》中则被视为“垮掉的一代”小说来例举。表面看来，这是两种命名上的区别，但其深层次上体现的则是对文学创作的不同理解和构筑思潮的不同方向。理论取向上的不同是造成不同阐释的重要原因，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因为同是对荒诞派的认识，虽然《缤纷的小说世界》(3)中同时收录了《无主题变奏》和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而在吴亮、章平和宗仁发编的《荒诞派小说》以及张兴劲编的《美女岛——荒诞小说选》中却只收录了后者(《你别无选择》)。由此看来，理论阐释上的准确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自圆其说和脉络分明。换言之，《无主题变奏》到底是属于“荒诞小说”抑或“垮掉的一代”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关键在于《无主题变奏》的出现，引起了批评家的关注和命名的冲动。而这背后，显现出的是传统批评模式的失效和对新的批评模式的呼唤。“当这些小说业已出现的时候，能否采取容纳的态度还不过是第一步。接下来的任务便是及时作出归纳、品鉴、分析、描述和阐释。仅有一个空洞的表示宽容的许 诺，不作探究，那些来之不易的小说探索仍可能遭到自生自灭的命运，已有迹象表明，在评论家面临困惑，感到几乎无法撰写文章评论那些小说的时候，小说家们也同样觉得惶恐，好像不知小说该怎么写了。对此，评论家的责任格外重大。当人们的信任感尚未消失的时候，评论家是应该知难而进的。”(14)从这一角度看，这一命名显示出来的就不仅仅是命名，更是一种历史的定位和对潮流的确认：这不是单个意义上的小说“探索”和“实验”，也不仅仅是个别作品所引起的关于某个问题的争鸣，而是一个具有某种共同倾向的创作潮流。就像“新时期流派小说精选丛书”中《编者的话》所说：“问题不在于很难把某些手法实验上升为流派，而在 于：第一，除了易于识别的现实主义倾向之外，八五年以来新潮小说中的各种倾向往往交相错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作出准确的划分和概括;第二，虽然某些创作倾向中已经具有形成流派的因素，有的倾向已形成流派，但是形成流派的因素往往处于萌动状态，形成的流派也往往隐而不彰，多数只能算作‘潜流派’”(15)。这样看来，思潮流派选本之于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意义似乎就在于把“潜流派”建构成“显流派”，并以此参与到文学嬗变的推动和呼唤中来。因而可以说，思潮选本中命名的权宜和随意所显现出来的，既是在呼唤他人(批评家、读者和作家)参与到对这一思潮的关注、争鸣和讨论中来，也是文学新变的种种可能和多重方向：混乱背后孕育着各种可能。

　　在谈到《当代短篇小说43篇》时，黄子平指出：“大量作品一视同仁的介绍反而可能淹没了真正有价值的进展。于是人们理所当然地期待一些能够‘勾勒’出这一突破的选本出现，盼望着能够借助一些‘跳动着的点’，来把握住那不倦地、紧张地向前试探、延伸的轨迹。我说的是‘一些’，因为人们可以而且依据不同的标准、尺度选择不同的‘点’，来划出不同的轨迹，从而提供一幅近年小说创作的多样化的互为补充的图景，真正‘毛茸茸’地呈现那动态的、模糊的、无比生动而丰富的进展。”(16)显然，黄子平这是就文学创作之于文学选本的决定意义这一层面而论的。在他看来，好的选本可以提供或反映出文学创作的某一轨迹，多个选本叠加在一起，就能创造并呈现出文学创作“多样化的互为补充的图景”和“动态的、模糊的、无比生动而丰富的进展”。如果纯粹就文学创作之于选本的编纂层面来看，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事实上，文学创作实践本就并不纯粹，文学社会学的研究成果早已告诉我们，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17)，在这种情况下，再去要求选本的自足性和纯粹性无异于缘木求鱼，这既在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在实际上也不可能。这就要求我们把选本编纂置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大的语境中加以考察，才能做到对其运行机制进行真正有效的阐释。

　　显然，20世纪80年代选本编纂受制于那一时代语境的规定性。1979年前后出现的大量的30 周年选本和各种表现新的时代到来的喜悦之情的文学选本，都与当时的政治变迁息息相关。而1985年前后大量的文学新潮选本出现，也与现代主义在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域中被默许及其合法性的获得密不可分。《朦胧诗选》在当时的编纂、出版即是典型事例。阎月君等人早在1980年就已开始着手编选《朦胧诗选》 (18)，但这一选本的正式出版却是在1985年11月。这一时间差表明，《朦胧诗选》从编选、到油印、再到最后的正式出版的过程，既是朦胧诗产生广泛影 响、引起争论并最后获得承认的过程，产生也是朦胧诗所代表的现代主义逐渐获得合法性的过程。

　　不难看出，时代社会及其政治文化的存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选本编纂的背景和框架。选本编纂的发展及其主体性的呈现，都必须在这一框架内展开。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转折期，思想启蒙(也被称为“新启蒙”，主要表现为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和思想解放运动无疑是扭结在一起的。但事实上，这两个思想运动的诉求却并不一致。在谈到80年代初的思想运动时，李陀提出要对“相互对立又相互限制”的“新启蒙”和“思想解放”进行区分：“‘新启蒙’要干什么?……其中最激进、最核心的东西，是它想凭借‘援西入中’，也就是凭借从‘西方’‘拿过来’的新的‘西学’话语来重新解释人，开辟一个新的论说人的语言空间，建立一套关于人的新的知识……从这角度看，它当然要和‘思想解放’发生严重的冲突和矛盾。‘思想解放’要干什么?……作为由国家主导的一个思想运动，它的目标就更具体、更明确，那就是对‘文革’进行清算和批判，并且在这样的清算的基础上建立以‘四个现代化’为中心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思想上的新秩序”(引文中省略号 为本文作者所加)(19)。也就是说，在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和思想启蒙之间是一种既交融而又彼此分立的矛盾辩证关系，因此，某种程度上，它们之间的平衡就成为各种获奖作品集、争鸣作品选本、思潮选本等选本编纂得以展开的重要前提和限度所在。以争鸣作品选的编纂为例，其通过不同批评文章和作品的并置 的形式，而把文艺争鸣的复杂过程简化为不同意见间的平等的争鸣，皆源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共识和真理可以通过争鸣推动并产生。诚如《1983-1984短篇小说争鸣集》的编选者所言：“争鸣的目的，在于辩明和服从真理”(20)。其言下之意是，很多事情，通过讨论和争鸣，可以而且必定能够产生真理。但事实上，争鸣的展开及其演变的方向，却是争鸣本身所不能左右的，这都是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的实际情况。可以说，争鸣作品选的编纂以其删繁就简的方式所表现的正是这一“弥合”与裂痕间的张力关系，它在表达一种“弥合”的诉求的同时，也暴露出其所潜藏着的内在裂痕。

　　①三种文化的说法，借鉴自威廉斯，参见《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第129—136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②(14)吴亮、程德培：《当代小说：一次探索的新浪潮——对一种文学现象的描述、分析与评价(代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编：《探索小说集》，第655页，第65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6年版。

　　③孟繁华：《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1988年5月)，吴亮、章平、宗仁发编：《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序言第4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④李洁非等：《寻找的时代——新潮批评选萃·选编者序》(1988年9月)，李洁非等选编：《寻找的时代——新潮批评选萃》，序言第2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⑤T.S。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转引自拉曼·塞尔登编：《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第41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⑥李陀、冯骥才：《当代短篇小说43篇·后记》，李陀、冯骥才编：《当代短篇小说43篇》，第692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⑦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2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⑧参见朱寨：《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理论二集·导言》，朱寨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理论二集》，导言第6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

　　⑨有张颐武(批评家，《现实主义小说》序言作者，下同)、孟繁华(批评家，《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南帆(批评家，《象征主义小说》)、纪众(批评家，《意识流小说》)等。

　　⑩邹云湖：《中国选本批评》，第310页，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11)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第347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2)召丝：《一个旧旋律的变奏》，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编：《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第324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13)何新：《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与多余者》，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编：《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第335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15)吴亮、章平、宗仁发：《编者的话》，吴亮、章平、宗仁发编：《荒诞派小说》，导言第1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16)黄子平：《小说观念突破前行的轨迹——读〈当代短篇小说43篇〉》，《读书》1986年5期。

　　(17)参见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第1—10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8)参见叶红：《重读〈朦胧诗选〉》，《文艺争鸣》2008年10期。

　　(19)查建英主编：《八十年代访谈录》，第273页、第27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20)陈子伶、石峰：《1983-1984年短篇小说争鸣集·前言》，陈子伶、石峰编：《1983-1984年短篇小说争鸣集》，前言第2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