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00多年前,受中国“五四”新文学影响,一大批散居海外的华人拿起手中的笔进行白话新文学创作,与中国现代文学同频共振、遥相呼应,海外华文文学由此而生。逾百年来,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主体经历了“叶落归根”向“落地生根”的转变,海外华文文学也逐渐走上自主发展之路。然而,不管海外华文文学如何扎根当地,本土意识如何增强,只要还是运用中文创作,“中国性”都是其本质属性。
“中国性”(Chineseness),也可译为“中华性”。“中国性”的根基建立在中华文化认同之上。正如悉尼大学华裔教授洪美恩所言:“‘中国性’是海外华人‘想象社群’的核心……是统一和集体身份的基石所在。”百余年来,海外华文文学不断发展,现代性也是其主要属性。本土性、“中国性”以及现代性交织在一起,成就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独特性。
“中国性”作为海外华文文学的本质属性,虽在不断变化,但始终流淌在海外华文文学创作中。就目前海外华文文学最主要的两大板块——东南亚华文文学板块与欧美澳华文文学板块来看,前者最为活跃的是新生代作家群,后者则以新移民作家群唱主角。东南亚华文新生代作家群是指出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批华文作家,他们基本上都是第三代、第四代华裔,尤以马来西亚、新加坡华文作家居多,大都具有留学中国的经历。他们的创作既有对中华民族历史与南洋先辈历史的双重开掘,也有对南洋本土尤其是华人社区日常生活的深切关注。如陈大为的诗歌《治洪前书》《再鸿门》发掘中华文化传统,对鲧、庄子、屈原、项羽等历史人物予以新的诠释;林幸谦的散文《中文系情结》以质疑、反省的姿态,从华夏民族文化源头上复苏中文的活力;还有钟怡雯的散文《我的神州》、黎紫书的小说《流俗地》、伍木的诗歌《携子观舞龙》等作品,在日常生活中寻觅属于南洋华裔的中华文化传统。
新移民作家群主要指改革开放后去往欧洲、美洲、澳洲,开始以“留学”身份居于他国,后来在当地定居的大陆移民,以卢新华、少君、黄宗之、刘荒田、苏炜、张翎、陈河、林湄、虹影等为代表。他们怀揣梦想,来到异邦,在故土与异邦交织的想象中开始了文学创作,“中国”与“海外”成为新移民创作的双重语境。张翎的小说《金山》《劳燕》《余震》,黄宗之的小说《阳光西海岸》《破茧》,虹影的小说《饥饿的女儿》等,既有对海外华人漂泊历史与命运的书写,又有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开掘与想象,还有中国与海外复杂语境的交叉叙述,指向民族传统、人性善恶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层面。
不难看出,目前最活跃的海外华文文学两大群体,他们的创作不论涉及“现实的中国”还是“文化的中国”,在时间上多指向“过去”,这种对传统的发掘与传播,无疑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中华文化影响力具有积极意义。然而遗憾的是,对“当下的中国”,他们的写作显得疲乏无力,或是较为淡漠。海外华文文学实现新突破的方法之一,无疑是以开阔包容的世界性眼光,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中国性”内涵与外延的新拓展。
在这方面,海外华文作家可以经常回中国看看,或旅游观光,或走亲访友,或寻根问祖,或会议研讨,深入中国社会的细部,体验中国的“高速铁路、扫码支付、共享单车和网络购物”等“新四大发明”,与中国文学界和普通群众增强交流接触,感受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和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火热激情。
作为海外华文作家,如果能情系祖(籍)国,奉献世界,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立场上,择取最能代表中国变革和中国精神的新题材进行艺术表现,彰显华文文学“中国性”的新质,对于推动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让全世界了解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作者:朱文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院长,浙江省高校文艺评论联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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