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名鼎鼎的徽州,是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文化重地,它既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徽州独特的山川地貌和孕育的历史文化,使文人骚客对徽州的赞美也一直不绝于耳:“山绕清溪水绕城,白云碧嶂画难成。处处楼台藏野色,家家灯火读书声。”这是南宋诗人赵师秀的《徽州》诗;“新安江水碧悠悠,两岸人家散若舟。几夜屯溪桥下梦,断肠春色似扬州。”这是现代作家郁达夫的《夜泊屯溪记》诗。古今中外吟咏徽州的诗词以及文章不计其数。徽州的魅力可见一斑。徽州的人文自然环境,培育了无数的杰出人物。他们来自徽州,走向全国和世界,成为国家民族的骄傲,成为国家民族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曾经的人、物和故事渐行渐远,但那些深藏于文化中的记忆依然栩栩如生。徽州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和关注。于是,“徽学”应运而生并广为传播。“徽学”逐渐与敦煌学、藏学比肩而成为中国三大地方学之一。
作家刘琼是安徽皖南人。她对家乡多有激赏和赞美。这本《徽州道上》几乎是一本主题创作,其内容都与徽州或周边文化有关。《通往查济的路上》写查济古镇。查济在徽州的隔壁,因这是开篇,故须从查济一文说起。这一历史文化名镇,规模之大,在皖南堪称第一。查济可写的人与事太多了,但刘琼选择了“学堂”“桃花源”“徽州驴”“地名”等。她从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内容生发开去,旁溢出“程朱理学,桐城学派,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些名词如今哪一个说出来不‘显出鲜艳的辉煌’,照亮了晚近华夏?”皖南社会,因为经济而繁盛,因为战争而衰败,因为文化而享誉至今。这就是“学堂”的价值;“桃花源”几乎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所在。“徽州学府在山林中低调暗藏,除了安静读书,还有一层客观原因:可避战乱。”但战乱频仍,想象中的桃花源也就成了“桃花源变成荆棘所”;由“徽州驴”写到陈独秀、胡适、鲁迅、王稼祥等。通过查济的“学堂”“桃花源”“徽州驴”“地名”,查济有代表性的人文地理跃然纸上,想象之奇异和大胆令人叹为观止。其他篇什如写泗县,写泗州戏,写“戏窝子”,但这泗水之滨也不全是男人的高亢悲伤和女人的哼吟哀啼,各种颠覆式的起义和革命,也曾风起云涌前赴后继并极大地塑造或影响了泗水河畔的生活和历史;比如写滁州的鬼柳和池衫,通过物的奇异写滁州人的山林之乐;《兰生幽谷无人识》由兰花写到胡适的《兰花草》;《到安庆》出现在集子中是可以想见的,写徽州必然要写安庆。文中写陈独秀、严凤英以及京剧大师程长庚,他们共同的性格是刚烈,人的性格一出,城市的个性便一览无余。此外,写姨妈,写祖父,写一个人的五四和“两只蝴蝶”,这些人与事,都在通往徽州的“道上”。徽州的魅力一如汤显祖诗云: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在“徽州道上”,刘琼看到了不同的风景和侧影,她是在为“徽学”增光添彩,也是为家乡骄傲地吟诵。
如果认为刘琼只对那些“经典化”了的人与事感兴趣,那就错了。事实上,书写历史都是在写当下。更何况,我们在书中时常读到这样的段落:
江苏和安徽虽毗邻而居,但江苏江湖河海俱全,水陆交通便利,工商业发展早,经济水平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全国一直名列前茅,而安徽,建国以后中央政府对其战略定位是农业大省,是粮食战略储备基地特别是水稻生产大省,单一经济结构导致安徽长期以来经济发展水平落后,长三角战略发展时期也没有抓住机会,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与江浙两大芳邻渐行渐远。同样的自然环境,政策环境不同,经济水平明显有高低。环泗水而居,“一衣带水”,西边的泗县,要远比东北边的泗阳和东边的泗洪落后,虽然吃着一种味道的淮扬菜,听着一样腔调的泗州戏。
这是刘琼对家乡的忧患。过去了的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当下应该怎样。《徽州道上》是刘琼对故乡的长情告白,在体式上还是文化散文。多年来,文化散文长盛不衰。这一方面与散文写作多为知识分子、文化人有关;一方面,中华民族悠长的历史文化也为文化散文的写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巨大资源。刘琼在文化散文庞大的群体里能够脱颖而出,和她对文化散文的独特理解以及通过思想、情感体现的现实关怀有很大的关系。她不是那种掉书袋的作家,也不是那种善于煽情的作家。恰恰是她的朴实和诚恳使她的散文创作独树一帜。
(本文作者:孟繁华,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著作作者:刘琼,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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