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Ecology）这个概念最早由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格尔于1866年提出，他认为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体同外部环境之间关系的全部科学”。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愿意将“生态”视为一种具有总体性意义的方法，特别是将之纳入小说叙事范畴中加以考量时，便意味着从自然到灵魂的修辞链条中，“生态”的观念参与到精神以及伦理序列的构造，这个过程是有机的，也是多元的，其常常于宏阔处，在纵深中，创生修辞的肌理。

具体来说，这凸显的是一种从自然到灵魂的叙事生态学，当然，此间不仅可以透析出小说叙事的内外表里，更意味着开掘内心的、探照灵魂的尝试。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小说所描述的自然，如何进入人物主体的人性及其灵魂腹地，与之对话、协商、汇通？又如何与小说的修辞结构相互嵌合，传递出整体性的意义属性？这就涉及到叙事生态学的一种，简而言之，从外部的环境，到内在的生态，小说叙事中自然与灵魂的交互，主要呈现为对照式、沉浸式与超拔式的三种范型。

周煊璞的长篇小说《日近长安远》，写罗锦衣和甄宝珠两个性格、路径、命运殊异的女性，她们是村中邻里，从北舞渡出走来到城市，然而很快甄宝珠便折返回乡，罗锦衣则一直在城市摸爬滚打，善恶交加。最后，遍体鳞伤的罗锦衣回到乡土，那里无不是清新的自然、醇厚的人情，“一切都回来了，接上了”，她仿佛未曾离开过，她的灵魂在归途中得到了休憩。回望过往，罗锦衣百感交集，“记得小时候，某一天清晨醒来，天地寒肃，屋后空地上，一片白茫茫，将昨天干枯的落叶覆盖，低头细看，是针鼻大小的露珠，结成小小的颗粒。手指轻轻滑过，它们温柔地融化了，趴下哈口气，它们顺从地流淌了。”而如今，那些恒久不变的自然依旧在发挥效用，“转眼之间，它们又恢复了晶莹的颗粒。如此微小的体积，却因数众，足以改变世界。”在罗锦衣那里，她在外面世界经历的创痛、犯下的罪愆，都衍化为了灵魂的了悟：“炉边半小时，人间数十载，在罗锦衣心里，是做了一场长梦……”在故乡，罗锦衣的内心不断得到沉淀，乡土的自然引向精神的救赎。在她那里，能够“改变世界”的，是自然的生态、人心的情状，也是对欲望心理的修补或修正。小说正是通过乡土与城市、罪恶与良善等多重对照，实现乡土自然对内在灵魂的疗治功能。

李约热的短篇小说《捕蜂人小记》写第一书记的驻村见闻及现代视阈里的乡土人情。野马镇农民赵洪民一度向往城市生活，在木板厂务工，心旌动摇，恋上了工厂老板钟铁的女儿钟丽华，以至辜负了妻子赵桃花，最终也折戟沉沙，只能黯然离开。无奈又或自愿地，他同样返回乡里，回到妻子身边，投身自然过起了捕蜂人的生活，那是他的谋生手段，更是疗愈灵魂的方式。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小说，涉及到了当代小说叙事的深层生态观念。面对这场伦理的风暴，赵洪民赎罪的方式是回归乡土与自然，与赵桃花结婚、离婚，再结婚。他到蜂群中去，当一个捕蜂人，“那群野蜜蜂越来越近。赵洪民和李作家一人一把装满沙子的塑料容器，严阵以待。他手指上的绑带格外醒目。”小说沉入乡土的生活世界与自然世界，呈示出传统对现代的纠错功能，以唤生新的价值伦理。赵洪民朴质、踏实，他最终一头扎进乡土的自然之间，沉浸于一个个养蜂与捕蜂的现场，忘却了劳累和疼痛，养家糊口、经营家庭，以实现自我的救赎。

冯骥才的长篇小说《艺术家们》，主要写三个艺术家楚云天、洛夫、罗潜的生活及精神走向，牵引出当代中国的一个艺术群体，在他们身上，体现出美学精神的当代遭际。故事最后经历种种的生离死别，而“自然”成为了超脱灵魂的媒介，主人公楚云天为追念友人，踏上了缅怀之旅，“心中忽然涌出一种情感，一种对那位刚刚夭折的天才，对那位至死还是默默无闻的伟大画家的痛惜，悲哀，不平！这情感一下子与眼前这片了无人迹却无比壮美的山水融为一体。”人物情感的悲喜通过“自然”得以生成，且达到升华，这是经由艺术与美的超拔式融入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从自然到灵魂固不是平坦之途，往往历经曲折与停滞，甚至度过断裂与悲怆，终而达成灵魂的超脱和生命的超越。

当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照、沉浸与超拔此三种范型并非孤立存在，常常兼而有之，如陶丽群的中篇小说《七月之光》写西南边境的大山之中，在战争中负伤的士兵老建，遭遇了身体的与情感的创痛，然而他复员后归入自然，完全沉浸于山野与森林之中，“他更喜欢和林子里的安静融为一体，像暮年的生命一样寂静”，同时与他的爱人洛组成家庭，并且领养了一个孩子，一家三口就生活在那片苍茫的土地上。”出人意表的是，小说最后，自然的与情感的双重慰藉，逐渐将老建的精神/身体疗愈。不得不说，小说中的内外对照、生命沉浸以至最终的超越性愈合，都指向从自然转圜至灵魂过程中的复杂立体。也由此见出，文学在融聚自然与生态的观念时，不能局限于主题先行与概念主导，而应还原文学文本世界中的众声喧哗与多元价值，回归人物主体的欢喜悲愁以及成长或倒退，并逸出其外，探询当下自然镜像中的成型化变，以对照、沉浸甚或超拔的形式，引导人心与人性的走向。

从世界范围内看，生态文学自19世纪初期在美国浪漫主义文学中萌芽，其重要旨向之一就是要解决文化、经济、宗教、现代化等一系列问题，而不单是自然生态的本身，这在艾默生、梭罗等作者的文本中都有所阐发。20世纪初，英国学者乔纳森·贝特在《大地之歌》中发出对现有文化的质疑:“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直至21世纪的当下，文学叙事的生态学走向，不断拓展成其广义与泛化的形态，也不断拓宽着自身的边界，由是形成一种“生态”的文学。美国学者伊琳·詹姆斯曾提出生态叙事学的理念，并将“环境”的认识扩大至包括“陌生的、创造的、非现实主义的环境再现以及人们对环境的体验”，不仅如此，所谓的“风景”也是政治、历史、环境、文化等综合而成的产物。这就意味着，真正具备“生态”观念的文学需要回到叙事的范畴之中，同时又放置于更广阔的界域去，寻求政治的、宗教的、文化的介入，进而成为一个视角、一重维度与一种方法，建构内部的精神机制与伦理导向，真正地介入人的精神结构和主体无意识，成为精神、情感、文化的内在反应与自然映射。

宕开一处说，全球化发展的当代逻辑正不断产生逆变，在新世纪的第二、三个十年遭遇严峻的挑战乃至颠覆，如何重新思考当代人的存在方式，再思既定的现代发展伦理与文化逻辑，成为世界范围内不得不回应的命题。因而，当代中国文学或许需要内源性地生成关于生态发展及未来路径的叙事形态，重塑“生态”叙事的历史意义，为新人文时代的发展秩序与价值探询提供多元的可能性。需要指出的是，这其中并不意味着单向度地强调环境、自然和生态，不与既有的社会文化形态和政治经济状况相参考，不真正跟人性、人心、人情相与结合；事实上，在文学叙事中，生态的人性化与人性的生态化，生态的形式化与形式化的生态，存在着深层次的叠加。质言之，书写自然并非就是文学生态化的根本用意，也不是涉及保护生态爱护环境的文艺实践就是生态美学，而且，“生态”不是作为政治正确与文化正确横亘于文本之中，更不是植入文学肌体之内成为既定的理念性存在，这其中势必应当生成有机的结合与叙事再生产的过程。

犹记很多年前读清末曾朴的《老残游记》，小说里有很多环境与景物描写，人置身于自然，自然也内化在人心与历史。这是老残个人化的游记，也是对现代中国的观览与辨析。就在如是这般的现代装置中，小说较早发现了晚近以来真正的“自然”以及何为“自然”，其不再是伤春悲秋、落花流水、雕梁画栋等，而是内面的自我注入历史与自然，外部的世界得以真正形成特定价值序列中的精神实感与伦理情态。在此过程中，小说叙事重要的是恢复人与自然的复杂性纠葛，而不是理论先行与简单输出，纯然正确与无可指摘之物，也并非文学叙事的题材意旨。换言之，广义的文学生态伦理需要与社会政治历史进行兼容，与文化话语有效交互，需要对人的存在本身加以充分的对弈，在全球化/后全球化的时代精神状况下，通过复杂多元的美学结构形态，实现内源性的生成。这就意味着，对于不断延展与扩大的叙事生态学，其从自然到灵魂的渗透历程，需要真正建立在文学内部的语言建制、伦理织造、主体发抒、情感结构等加以讨论，才能形成有意味的自然观念与美学构形。

（作者：曾攀，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青年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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