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向来有一个不成文的“鄙视链”，即研究古代文学史的瞧不起研究现代文学史的，而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又看不上研究当代文学史的。抛开其立论的合理性和严谨性不谈，仅就这一说法的形成逻辑来看，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之所以处于“鄙视链”的最底端，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古代文学研究与现代文学研究要比当代文学研究有着更为悠久的学术传统和更加自觉的史料意识。且不说考据、义理、辞章这些基础性治学方法之于古代学人的重要意义，仅仅是针对鲁、郭、茅、巴、老、曹等现代文学名家的史料性研究论著就数不胜数。更遑论“红学”“鲁学”这两门显学分别在古代文学学科和现代文学学科各自占据的地位与权重。相比之下，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则由于多方面掣肘性因素的惯性制约与干扰而在史料研究方面显得有些相形见绌。对此，程光炜教授早在2008年就曾在《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一文中指出，“当代文学”已有近六十年的历史，它的“历史化”亟需被提上日程，而这种“历史化”应该避免将当代文学史研究再次“批评化”，同时警惕“认同式”研究而强调一种有距离和有分寸的研究。这是一项需要建立在丰富的当代文学史料基础上的长时期研究任务。

（图片来源：影像中国网，摄影：王春华）

当然，作为一名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从业者，笔者并非是在妄自菲薄，更不敢无视或否定当代学人在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方面所作出的突出贡献。相反，程光炜教授对于“问题”的发现恰恰意味着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意识的普遍觉醒与广泛普及。自新时期以降，随着当代文学学科的建制与完善，中国当代文学的史料研究同步展开，不仅催生出洪子诚、甘阳、汪晖、陈晓明、陈思和、蔡翔、吴秀明、程光炜、王尧、王彬彬、陈建华、陈顺馨、黎之、黎辛、李辉、黄子平、贺桂梅、李扬等一大批杰出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者，同时也产生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八十年代文化意识》《文坛风云录》《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等诸多有分量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论著。此外，随着改革开放国策的贯彻实施，中国与世界逐渐接轨，西学大量涌入，阐释学、现象学、精神分析学、文学社会学、知识考古学、文化谱系学等理论学说极大地丰富了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方式方法，报刊、讲话、稿签、日记、书信、便条等纷纷被纳入到学术研究视野，钩沉、考辨、补遗、释义等更是成为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常规操作。

然而，在学术成果层出不穷的背后，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的一系列相关性困境、歧途和弊端也随之暴露出来。

首先，是重“学”（学术）而轻“思”（思想）的现象。诚如洪子诚教授所言，近些年来，研究者的史料意识不断加强，“当代文学”的史料搜集工作得到充分重视，但也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厚此薄彼”倾向，即很多人认为史料研究与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无涉，学术研究无需具备必要的思想深度，甚至在当代文学学科内部产生了新的“鄙视链”。对此，王尧教授亦在以“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为题的学术报告中呼吁，当代学人，特别是年轻学者应重温《论语》中的“学”与“思”的辩证法，努力实现“有学术的思想”与“有思想的学术”之间的有机结合。

其次，是偏“史”（史料）而废“文”（文学）的现象。在学术界内部有一个基本共识，即文学史问题，尤其是当代文学史问题单纯通过分析文学自律性层面上的审美诸要素是无法得到有效且合理的解答的，因此当代文学研究“向外转”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以至于一些人片面地强调理性经验之于“史料”研究的意义与价值，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文学”本身的审美体察与主观感悟。为此，王彬彬教授在以“问题意识与史料运用”为题的讲座中号召，青年学人在进行史料研究的同时，不能放弃对文学理论的研读以及对语言文字的真切感受。

另外，是有“方法”而无“问题”的现象。洪子诚教授在《问题与方法》一书中明确指出，问题意识是学术研究的逻辑起点，方法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所探寻的恰切的路径，失去了问题的导引和方法的观照，将无法建构起学理色彩突出的学术洞见。由此可见，问题与方法是断不可偏废其一的。然而，当下的一些史料研究者往往只专注于“方法”的花样翻新，而在“问题”的探寻上动力不足，致使许多学术成果沦为乏善可陈的“无用功”，不过是挪用一些西方时髦理论去印证中国文学史上早有定论的旧观点。有鉴于此，2022年南京多所高校、科研机构联合举办的全国首届研究生学术论坛就将主题明确设定为“新问题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史料研究”。朱晓进教授更是在致辞中着重强调了“问题意识”之于史料研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发现新问题是进行学术创新的必要铺垫，探究新问题是史料研究有所突破的重要契机，而文学研究之中对新问题的解答必须要有文学史料做有力支撑。”

针对上述一系列问题，笔者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需要重新审视和反思“史料”与“当代”“文学”以及“中国”的交互关系。强调史料研究的“当代性”在于突显出“当代文学”学科内部“问题”的特殊性及其“研究”的独立性；强调史料研究的“文学性”旨在期待一种学术范式上的“视界融合”，即努力实现知识社会学与文学审美学之间最大程度上的互补与统一；而强调史料研究的“中国性”则是呼唤在顶层设计上建构起真正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史研究的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唯有将“中国”“当代”“文学”同时对象化与问题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才能迎来新的学术突破与发展。

（作者：赵振杰，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作协研究员，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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