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取生活的新鲜“宝水”，描摹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关于乔叶长篇小说《宝水》的对话

对话嘉宾：

乔叶，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

王雪瑛，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文汇报》高级编辑

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宝水》，从豫北山村宝水的自然环境、空间布局、风物礼俗和人伦关系展开叙事，从麦子灌浆，花树缤纷，春去秋来、茶米油盐的日常生活中，以散点透视法描绘出一幅中国大地上乡村振兴的风俗画。本报记者特邀作者乔叶深入对话，讲述作家如何通过“跑村”和“泡村”的方式关注、观察、亲历着当代乡村生活，认识新时代的乡村丰富而深刻的嬗变；如何汲取生活的新鲜“宝水”，不断更新眼力、脑力、笔力，历时七、八年，易稿十余回，用心、用力、用情地描摹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对幸福生活的热望是《宝水》的灵魂

王雪瑛：宝水村是太行山深处的小山村，正在由传统型乡村转变为以文旅为特色的新乡村。如何书写和描摹正在新时代形成和崛起的新乡村，对于当代作家是一种挑战，从酝酿准备到创作完成，你用了多长时间？有易稿十余回吗？最让你费心费神的是小说创作中的哪些方面？书名如何而来？

乔叶：小说从动念到写成用了七、八年。最早起意写《宝水》是被豫南信阳一个村子所触动。2014年春天，我去这个美丽宜居示范村参加活动。信阳毗邻湖北，山清水秀，又产茶叶，和当地其他乡村比有差异。当时村民们就已经在自己家里做民宿，他们的言谈举止和日常处事方式，很不同于我记忆中的农民，心灵深处封存着的乡村经验由此开启。当时就写了一些散文，也积累了一些小说资料。我在写作中有几次大的思路调整，原本是以这个村为原型，我也在村里住过一个时期，积攒了很多资料，后来发现只能以游客的笔触来写散文，写小说进不去状态。说到底我是个外人，无论来多少次，认识多少人，都难以进到他们生活最深的内部，比如他们微妙的矛盾是什么，他们之间如何人情走动等，而长篇小说的写作必须进入生活最深的内部。后来我把焦点和重心转移到了豫北老家，很快就进入到了最深的内部。当然，在信阳积累的素材也没有浪费，尤其是明显的故事点，都可以拿来用。只要人物能活泼泼地立起来，故事就能跟着人物走。

写这部与当下乡村密切相关的小说，对我而言非常难。需要费心费神的地方很多：动笔前的资料准备和驻村体察，进行中的感性沉浸和理性自审，初稿完成后的大局调整和细部精修，还有在前辈的乡村叙事传统中如何确立自己的点等等。还有小说的结构问题，我设置了多重结构，有心理结构、地理结构、故事结构、时间结构等，我还做过两次大的时间结构调整。

其实对这个题材的总体把握也很难。为什么写当下难？因为这个“当下”正在跃动弹跳，难以捕捉，很少有现成的创作经验可做参考。我就是一个笨人，所谓的经验都是笨的经验：听凭自己的本心和素心，到生活现场去耐心地倾听和记录，再对素材进行整理拣择，然后保持诚实的写作态度，遵从内心感受去表达。

小说中的村里有一眼泉水，泉眼状如元宝，得名宝水泉，村名就叫宝水村。小说以《宝水》为书名，深层所指是宝贵的人民力量。村里人都怀揣着对幸福生活的热望努力向前，他们的精气神儿是《宝水》的灵魂。在对乡村持续体察的过程中，我深切感受到了生活是创作的“宝水”。

王雪瑛：《宝水》紧贴当下变革中的乡村生活，展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重大主题，却并未流入图解政策的概念化，而是从无数的“极小事”“扯云话”的家长里短中间，让读者看到了宝水村“常”中有“变”，引发“变”的契机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只有熟悉和深入当下的乡村生活，才能书写中国乡村正在发生的巨变。你用“跑村”和“泡村”两种方式关注、观察、亲历着当代乡村生活，一定有着丰富的内心体验和感受，请说说让你印象深刻的人和事，小说里新乡村的“新”从哪里来？

乔叶：再高的山也需要一步一步攀行，对巨变的书写也必得附丽在具体细节中。越是让人震撼的宏图，细节越要经得起推敲。越是宏大的主题，可能越是需要小切口进入和细微表达，才更能让人信服。

对乡村长时间的浸泡和观察，让我获得了丰富、生动的细节。比如村里人都种菜，以前互相薅对方地里一把菜都没关系，后来大家都开始做农家乐和餐饮，一把菜炒一下装盘能卖20块钱；开客栈客源多，住不下的客人，如果介绍给关系好的邻居时，是要提成，还是下次互相介绍客人？这些小事都很新。那种传统的以物易物受到了商业化的冲击，会带来复杂微妙可爱的心理改变。

印象深刻的人和事很多，主要还是人。九奶曾是个接生婆，我走了好几个地方，采访那个时期的接生婆，最感动的一次是采访我老家杨庄的那个老人，这次我再见她，还是童年记忆中的样子。她非常健康，记性很好，居然认得我，她很细致地讲起我的奶奶等，我奶奶和父母都已经去世多年了，在她的讲述中栩栩如生。她还讲当时怎么给我父亲接生，听着听着我的眼泪就下来了，真是百感交集。

我还采访了很多乡镇干部，听他们讲工作的甘苦。他们的很多观点出乎我的预设。一位曾经的镇长告诉我，咱们的老百姓大多数都有情有义。即使当时在工作中发生过很大的矛盾，几年过去也都能云淡风轻。你路过他家，照样跟你打招呼，你进到他家，照样招待你吃饭。这就是咱老百姓，我把这些都写进了小说。

新乡村的“新”，不是从臆想中来，只能从生活里来，是属于生活自带的生生不息的鲜灵灵的“新”。这“新”能不能被看见，能被看见多少，都是对小说家的某种考量。如果你是沉浸式地去体验，那就能感觉到它。

把小“我”放在时代发展的大视野

王雪瑛：你选择“我”这个宝水的外来者作为叙事者，让读者与曾经是记者的“我”同步了解宝水。有意味的是“我”不仅仅是叙述者，同时也是乡村生活的亲历者，通过人到中年的“我”，从小在福田庄成长的经历，自然地形成了乡村过去与现在的对比，福田庄与宝水村的对照，从时间与空间的层面，从丰富人物经历和内心的层面，深化与拓展了小说的叙事场域。你是如何想到“我”的人物设计与小说的叙事方式？小说中“70后”的“我”，与现实中也是“70后”的“你”有着怎样的关联？小说中的“我”是否融入了现实中的“你”许多生命体验？

乔叶：你的问题提醒了我，对自己的小说进行了粗略盘点，发现自己还真是特别喜欢以“我”为角度，中短篇里有很多，近十年来的三个长篇：《认罪书》《藏珠记》和《宝水》也都是，第一人称叙述已经深入了我的写作习惯。

我写小说也有二十多年，写作的内在动因一直在发生着改变。曾经以为写小说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后来以为写小说就是写故事，再后来以为写小说就是表达认知，直到近些年，我觉得写小说就是写自己——写“我”。这个“我”由以前的“小我”在朝着“大我”的方向和境界逐渐拓展。评论家谢有顺认为，细碎的、带有个人浓厚情绪的写作方式是属于“70后”典型的写作方式，而在《宝水》中，带着个体情绪和细碎的“我”被放在了时代的视野里，放在当下正在变化的时势里来写，获得了一种整全感，从而跨出了重要一步。他认为，很多“70后”作家都要直面这个难题，写作才会变得宽广有力。我深有同感。《宝水》的写作，很深的内因是自我答疑。虽然我是个乡村孩子，但对很多事不懂，比如为什么会为一垄麦子打一架，为什么要比谁家的房子盖得更高。我长大后又和乡村渐行渐远，但乡村的根一直在，困惑也一直在。地青萍心怀着福田庄的儿时记忆生活在宝水村，以对宝水村的点滴认识来理解儿时的福田庄，我也是一样。写作《宝水》就是不断地回望来时路，由“小我”逐步走向“大我”的过程中，我渐渐理解了他人为何如此，渐渐拥有了领会他人并和他们共振的能力，生命的宽度、厚度、高度和亮度也因此得到了有效增强，文本的气息和格局也有了相应改变。

王雪瑛：小说以散点透视展现宝水的日常生活，并没有设置中心的矛盾与冲突，没有夺人眼目的“强情节”，而是将小矛盾与冲突散落在生活的流动中，你有没有担心过小说的可读性？

乔叶：写这小说时，那种“强情节”的可读性不在我的考虑之内。我也没有担心过可读性。这就是一部慢小说，意味着这部小说的读者要对乡村发生的一切有兴趣，有耐心陪伴着村中的人们度过一年光阴。小说和读者之间有一个双向选择。让我欣慰的是，目前读者缘还挺好。

王雪瑛：村支书大英和她的上级杨镇长，乡建专家孟胡子等，他们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类人物往往很不好写，容易流于政策或理念的化身而缺少血肉。人物塑造也是《宝水》创作中的重大考验吧？

乔叶：《宝水》里的人物都来自于生活中的原型，不是一对一的原型，而是将很多原型人物集合到一个人身上。生活中的原型都非常复杂生动。如果要写到小说中，必须做深度的整合处理，小说中很多人的姓名都是承载含义的。比如孟胡子全名孟载，孟即是梦。大英姓刘，她是留驻乡村的坚决派。我和不少乡镇干部聊过，他们现在都由管理型思维向服务型思维转换，怎样和村干部打交道，和乡贤处关系，怎么进行乡村形象打造，应对舆论等等，这都是新的工作焦点和难点。他们把“与时俱进”落实在每一件细小的事情中，既要打通跟外面的渠道，也要有他们自己的节奏。我以采访时熟悉的乡镇干部为原型，塑造了杨镇长的形象。塑造人物当然很难，如果准备得够充分的话，人物的血肉自然也有条件丰满起来。

王雪瑛：你曾经“潜伏”在村庄，没有“暴露”作家的身份。

乔叶：我到村里去的时候，特别不想带样儿，不端着架势说话，因为我想知道人们真实的情感，真实的生活状态，真实的隐秘。我如游客般到各个村子里，走东家串西家地转悠，听人家扯闲话。如果端着架势问话，大家会警惕，动作、语言、诉说、态度都会变形。“潜伏”就是去身份化地自然地融入他们的生活流，听他们诉说，观察他们忙忙碌碌的生活状态，他们对我熟视无睹了，他们的讲述和表现就真实而自然，这是我想要的。

不能待在奖项的加油站里不出来

王雪瑛：如果说小说真正的主角是“宝水”，那么充满了方言土语的人物对话不仅使人物塑造更为鲜活，也使“宝水”的形象生气盎然，地域“风俗”更加浓郁。你在小说中如何娴熟地运用方言？

乔叶：当我写作这小说的时候，就决定着它有了自己的语言调性：语言的主体必须是来自于民间大地，落实到我这里，最具体可感的就是老家豫北方言，我从小浸泡在这语言里，已经成了最重要也最基础的话语方式。但使用方言也很复杂，要经过精心挑拣和改良才能进入到小说中。我的选取标准之一就是既有地方性又不至于造成阻隔，同时又符合村里人的身份习性，哪怕说工作的事，也会用贴近的生活物品来打比方。比如说请领导来多做点儿事，就说“既然请他来称盐了，咋就不能顺手再打点儿醋。”“咱先把事儿扎透。知道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听到这样的语言我暗暗激动，觉得捡到了宝。

有作家认为《宝水》的语言三成书面语、七成方言土语，写活了人物、带动了故事。除了方言，我也融合其他语言：人物来自不同阶层，语言也是八面来风。我希望语言层次和样貌能尽量丰富。

王雪瑛：乡土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辈作家以深入生活的创作实践，为当代文学留下了重要文本与写作经验。哪些乡土作品让你印象深刻？给予你怎样的文学滋养？

乔叶：河南前辈作家写乡土的佳作很多，比如李佩甫的《羊的门》《生命册》都特别好。我最早读他的中篇《黑蜻蜓》时，每次看都会哭。他对我的写作很关注，经常教育我“要再宽阔一些”。我将《宝水》寄给了他，忐忑地等待着他的评价，他看完后，我问：“宽阔了吗？”他笑道：“宽阔了。”听到这个肯定，我心里才踏实下来。

王雪瑛：在全球化与融媒体时代，移动互联网让我们对世界了解得更多，信息被传递得更快，也让故事的陌生感和传奇性变得更稀缺。作为70后的代表性作家，你如何理解这个问题？

乔叶：如果单论故事，生活里的故事可能比小说里的故事更传奇、新鲜、热辣。现实世界里，生活就是故事的大海，小说只是故事小小的漩涡。以我浅见，生活里的故事和小说家的故事有太多本质的不同。小说的任务是贴着人心和人性去书写日常经验和基本情感。如果说新闻是河流上的波浪，小说就是河流下的河床，探测的是人性复杂幽深的成分。《包法利夫人》中的故事原型来源于旧时新闻，但福楼拜写的小说让无数人到现在依然可以看到自己。我对小说的存在价值从不怀疑。生活在这个故事世界，把这世界上的故事细细甄别，经过作家的创作，让它们进入小说内部崭新成活，茁壮成长，再创造出一个独立世界，我觉得这是小说写作的乐趣，也是文学生活的活法。

王雪瑛：从老家河南到新家北京，生活地域的不同，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宝水》荣获茅奖，你的内心是怎样的感受？

乔叶：“故乡是离开了才能拥有之地”，这句话刻在了我的记忆中。自从工作调动到了北京，在地理上距离故乡越来越远后，我更深地理解了这句话。有人开玩笑说，你现在是北京人啦。我说，不，在北京反而更显出了我是个河南人。

当然，北京是全国的文化高地，有着最密集最优质的文学资源，我可以有各种渠道各种机会去学习。如果我没来北京，《宝水》很可能不是这个质地。北京三年的生活和工作对我的写作有着非常重要的提升和成长。如果说《宝水》里面的情感基因是河南，那么《宝水》背后的精神气场就是北京。《宝水》获得茅奖后，我备受鼓励，备感温暖。奖项就像加油站，我不能待在加油站里不出来，写作是一条长路，最有意义的事还是在路上，继续努力写作。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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