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温情与敬意，重寻文化之根

——浅谈历史散文与历史随笔

就新时期文学而言，历史散文发轫于上个世纪90年代，产生时间稍晚于文化大散文（以1992年版《文化苦旅》为标志）。历史散文在整个90年代的散文热潮中并不突出，它侧身于历史随笔和思想随笔之间，在文体特性上表现得并不充分，因此，在后来的研究中，90年代的历史散文经常遭受误读。误读之一就是将文化散文当作历史散文加以处理，这其中，余秋雨的作品往往作为历史散文的典型加以阐发。实际上，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历史散文虽然与文化散文相近，但却分属于不同的体式；误读之二，将更侧重思想发现和思想穿透力的历史随笔当成历史散文的样本。1998年，祝勇主编的《重读大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其中中国卷收录了众多学者解读百年历史文化名人的篇章，作者有林贤治、许纪霖、孙郁、李辉等。收录的文章绝大部分出自《读书》杂志，而这个杂志在那个年代的知识界影响极大，为思想观念交锋的重镇。界定历史散文与历史随笔的区别，其难度显然比界定历史散文与文化散文的区别要大得多，基于我个人的视角，认为《重读大师》中国卷所收录的文章基本上可归入历史随笔或者思想随笔的范畴。

90年代的历史散文其实身影模糊，作品数量和影响力皆远未达到亭亭如盖的境地。张承志的《清洁的精神》，王充闾的《用破一生心》《欲望的神话》，这些为数不多的作品，为历史散文打下地基。进入新世纪后，源于媒体空间、舆论环境的转向，源于经济马车对中国社会全方位的影响，散文界内部，各种体式的分化与重新组合在新世纪初始就呈现出崭新的面貌，这其中，历史散文的强势崛起就是其中显明的部件。历史散文也由幼苗成长为大树，20年来，从业者甚多，有分量的作品也是层出不穷。费振钟的《堕落时代》、祝勇的《叩问马关》、耿立的《赵登禹将军的菊与刀》《襟抱谁识》、夏坚勇的《庆历四年秋》、王开岭的《一个守墓家族的背影》、王开林的《英雄无命》《独立而特行》、詹谷丰的《大师的村庄》《书生的骨头》，等等。夏立君凭借历史散文集《时间的压力》荣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为历史散文这一体式赢取了荣誉。此外，就历史散文内部来说，很难为一众作家排座次，历史散文作者间的水平差异远没有其他散文体式那样明显，这也意味着，只要是成熟而成型的历史散文作品，基本上整体水准都很高。如果摊开放在整个散文界进行比较，除开历史散文作者之外，从事其他散文体式创作的作者很容易有起伏，其间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对于历史散文而言，一旦作家具备了思维纵深（哲学积淀）和深刻的历史见识（丰富系统的历史阅读），其思想水平如同体育运动中的肌肉记忆一样，很难会调低或者下降。对于作品的处理而言，仅仅剩下情采、结构的把握了，而这些技术环节对于成熟作家来说，根本不是难事。

历史散文与历史随笔这两种体式，困难程度远超界定历史散文与文化大散文。近30年来，历史散文与随笔始终作为重要的体式而存在。根据个人的阅读经验，在主观上笔者倾向于，若是以历史人物的书写为主体，且侧重以个体精神的开掘与观照为基本脉络，以钩沉文化精神和还原历史真实为旨归，类似这般的作品，可称之为历史散文。按照这个粗疏的标准，费振钟的《堕落时代》，张承志的《清洁的精神》，祝勇的晚清人物系列，詹谷丰、耿立的民国人物开掘，夏坚勇的《庆历四年秋》，王充闾、王开林、王开岭等人的历史书写，刀尔登、鲍鹏山的别一种历史解读，夏立君的《时间的压力》，等等，皆可视为近30年来历史散文的典范作品。若是以历史事件为书写内容，侧重于事实呈现与历史逻辑的透视，将历史本身置入现代性观念体系的比照之下，类似这般的作品，则应纳入历史随笔的范畴。李敬泽的《会饮记》《咏而归》、陆春祥的笔记新说、胡竹峰的小品风范、潘向黎的诗词随笔、汗漫的《一卷星辰》、赵柏田的江南风物系列，还有部分学者随笔，皆可等而视之。此外，随着公号的兴起，有一些杂谈、杂感的文章，它们并不单纯追求文学的表达和艺术的审美，但在路径上，却与历史随笔殊途同归，这其中优秀的写作者有聂作平、六神磊磊等人。从技术处理的角度上看，还可以有更简化的区分策略，即历史散文作品保留了线性叙事的内容，而历史随笔中关于历史人物、故事的处理则是非线性的，是经过打乱重组的。

历史散文也好，历史随笔也好，皆需要见识的伫立，理性精神和沉思的品格乃两种体式的共有内容。卓越的识见，依托于思想力和判断力的高耸，中国古典的史学著作、文章传统、政论之文，在推崇识见能力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洞察幽微，照烛古今，恰是历史随笔和思想随笔的共同追求，而对于历史散文而言，除了识见的确立之外，作家还会在作品中向着历史人物投注深沉的情感。因此，历史散文的高处，往往兼容了理性和感性，成就声情并茂之作。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的序言里发出了一份特别的寄予，内容分为四条，其中人们所熟知的对待本国的历史要充满温情与敬意，即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说，就来自第二条。对照钱穆先生的这个命题，历史散文作者往往就是“温情与敬意”的持有者和践行者，他们不会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态度，强调历史过往的“为我所用”，恰恰相反，他们深入历史的细部，试图在裂痕、乱码、阴影、层层累积之下观照个人的际遇，并以此照见民族精神、人文气息的基本纹路。这种个体性的精神溯源之举，实际上是别一种文化寻根之旅。

（作者：刘军，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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