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谈笑有鸿儒——中国当代文坛访贤录》

文化是在阅读和被阅读中得到传承的。图书出版的文明价值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被展示得淋漓尽致。这是我近读周健强著、蒙宪编注的《谈笑有鸿儒——中国当代文坛访贤录》的强烈印象。两位著注（编）者都是职志出版行里人，此书多写当代文坛耆宿硕儒，又都与书事相关，自成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致。

这本书里能读出文化传承的精神和路径

本书作者周健强，像是一位男性的名字，却是一位被一众文坛长者昵称为“四姑娘”的女性。她的经历很独特，也使她有了得天独厚的便利。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她从一名爱好文学的工厂人员来到著名出版人、文学家聂绀弩先生身边，帮助已是耄耋之年的聂老做文字工作。这一干就是7年，然后从人民文学出版社调入三联书店专事传记、回忆录等文史类图书的组编工作。这本书里收录的几十篇文章、四十多万字，是她已出版的若干传记专著、诸多主编或责编文丛文集之外的部分人物记述文字。其中有两个醒目的特点：一是亲炙在胡愈之、聂绀弩等老一辈文化人的教诲下，她的文字能力、写作水平在自己的好学上进、勤奋努力、聪慧颖悟中迅速提高，后来不仅完成了《聂绀弩传》《聂绀弩自叙》《我和末代皇帝溥仪的婚姻》（李淑贤口述、周健强采写）等著作，还采写了聂老与楼适夷、夏衍，以及冰心、林海音、柳无忌、罗孚、牛汉、沈从文、丁聪、启功、张中行、钟敬文、徐梵澄、罗念生等一大批文坛先贤。她的文字获得了这些前辈们的赞许。本书多处文字提到聂绀弩向她传授写作诀窍。聂老说：我告诉你一点诀窍，先把你想到的一口气都写下来，想到多少写多少，想写什么写什么。关于这个诀窍，笔者记得汪曾祺曾回忆过沈从文也向他们一班学生讲过同样的窍门，说的是写小说要把能想到的都想到和写到。而且这两个学生都对此印象深刻并深受教益。不过，聂绀弩还更进了一步，他还有接续的诀窍：然后回过头来，尽量地删改，凡是可要可不要的一律删掉，能删多少就删多少，不要舍不得。这一条，在鲁迅那里也成了经验之谈。在为聂绀弩做自传过程中，她的二十多万字的文稿被聂老反复迟疑、质疑，又从第一人称《庸人自传》改为第三人称《聂绀弩传》，也是一个大作家如何掂量文字、权衡利弊时的高风亮节的现身说法。早在鲁迅时代，聂老的杂文就以风格与鲁迅相近而被夏衍评为鲁迅之外“第二人”，“晚年又以旧体诗震惊文坛”（夏衍语）。周健强也是由胡乔木作序的聂绀弩旧体诗集《散宜生诗》的编辑。《聂绀弩谈〈三草〉》，专记与聂老谈诗，涉及聂老诗作中的诗心、诗意、诗喻、诗眼，能让人体会到聂老的旧体诗为何成为当代旧诗的一座高峰的文学原因。诗性的杰出和天才才是诗的高度的支撑。书中很多这样的内容和两代人互动的文学细节，让读者读出了“文化传承”的生动历史。

二是作者长期贴近聂绀弩、胡愈之的晚年生活，有意追询、查找、讨问他们的生活史、写作史、交往史，又由此二人旁涉与他们过从甚密或交往颇深的文学界、出版界、文化界人士，记述了一大批名家的创作态度和生活状态。其中对胡愈之、聂绀弩用力最深，挖掘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和细节，关于沈从文也有他人不能再得的史料，罗念生更是对她信任有加，在临终之际，把自己完成和正在著译的文稿“托孤”给周健强，这种“忘年交”让人动容乃至震撼。事实上，作者几十年前开始而且一直坚持不懈地努力做的工作，在今天看来，尤其让人感佩和震惊。她的“口述史”做得相当扎实。她会用录音机采录，会根据谈话人谈及的线索遍查历史档案、旧书旧报，对当事人无从记忆的旧事她又会去遍访其旧识获得旁观、佐证、见证，然后将成稿送传主仔细订校并认可。这就是文化和文学最早的口述史，而且是抢救性的口述史。如果没有她当初这些珍贵的访问记录，我们将丢失更多的民族的精神财富。她的工作在人们关注文学新作的时候，虽多有发表也没引起太大的关注。但是今天来看，当时的许多文学热作已经踪迹全无，而她的这些记述却更加弥足珍贵。对于那些对过去更加茫然或知之甚少的“Z世代”青年来说，这些文字则愈加显出沉甸甸的分量。它们应该继续被阅读。一代文豪们的身影应该留在一代又一代晚生代的视野里。这是文字与出版不可取代的文化传承功能。所以，我们绝不能仅仅把这本书视为周健强个人的文集、怀旧集或纪念集，而是在为老一代文化人和更新一代青年人之间搭建的一座文化之桥。

为历史留下文化大家的精彩人生故事

历史由于它的丰富性和过去时，往往会被删减、无视、忽略和省却许多重要的内容。所以，历史被不断地书写、被不断地从不同的角度打开是必然的。周健强这本书就是中国现当代历史、文学史、文化史有价值的特定书写。很多精彩的史实或真实故事，不仅读来令人兴趣盎然，而且让人大开眼界。本书第一编是关于胡愈之先生的记述。胡愈之是1920年成立的“文学研究会”发起者和创始人之一，也是后来因有南洋7年的办报办刊经历，才会有《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本书还详尽披露了胡愈之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大下毒手时，胡愈之当天就奋笔疾书予以批判并要求“裁判”，第二天邀请郑振铎等人签名寄发，还刊登在报纸上，被周恩来称许“这是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胡愈之本人也因此让反动当局震怒，不得不避走法国。在震动全国的抗日救国“七君子事件”及其“救国入狱运动”和张学良“西安事变”中，也有胡愈之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不仅是斯诺《西行漫记》中文版的出版人，在鲁迅先生逝世后，他运用自己娴熟的出版印刷运营发行经验，在无钱无人的情况下，动员了百数十学者、文人以及工友，仅用四个月就出版发行了史上第一套二十卷（另有补遗卷）计六百余万字的《鲁迅全集》。书中所收胡愈之口述、周健强整理《永恒的纪念——〈鲁迅全集〉出版始末》一文，陈述了其中何以可能的各种细节。这是我们在各种现代文学史中都难得见到的精彩史实。书中还记有胡愈之、聂绀弩、冯雪峰等与鲁迅往来的若干隐而未为人知的史事、佚事，都是鲁迅研究不可忽略的史料。如果不是这些当事人讲述其中隐情，仅从文字史料去研究鲁迅，恐怕会偏离史实或不得要领。又如本书中《回忆与溥仪相亲相爱的时光——访“小皇上”遗孀李淑贤女士》一文，本是针对沈醉在香港《新晚报》发文涉及溥仪引起歧义，主政《新晚报》的罗孚特请周健强专访李淑贤谈她与末代皇帝特赦后的婚姻生活，以正视听。周健强与李淑贤打成一片，获得信任和敞开心扉，写就长达数万言的文章。不想1982年寄往香港后，文章竟因突然变故不知所踪，直到29年后才又找到并得以发表。文章内容颇为传奇，文章本身的命运也成了传奇。

在书中读者可以发现，周健强是以自己待人诚恳、心地善良、虚心求教、善解人意获得受访者交口称赞的。同时，她的写作也是用情用心的。她的文笔清新、文风朴素、文字干净。每每还会有奇崛的语言、典雅的意境和清冽的诗意。她的文章还善于随着不同的传主的性格或个人特点变换文风，使内容和形式更加天衣无缝、相得益彰。她写高寿90多岁时的冰心，有长者智者的慧心和禅机，而且讨论的是一个长寿的话题；写丁聪这个天性幽默的漫画家，全篇对话风趣，叙述诙谐，使人物活灵活现；记与张中行的“书缘”，写启功先生的随和与不随和，用调侃的笔调写萧赛的鬼怪式奇文奇才，用澄澈的思绪写哲学家徐梵澄，用悲剧式的崇高精神写罗念生生命最后时光对译著希腊史诗的念兹在兹，等等。这些文章都可猜测到或感觉得到她当时是如何在“绞尽脑汁”地写作。这不能不让今天的读者为之肃然起敬。两地文学书事的浓情厚谊

由于聂绀弩、胡愈之等人的原因，周健强最初发表作品都在香港的报刊。这样，她与香港就有了一种特殊文笔情缘。她还专门写了香港文化界的罗孚、钟期荣和胡鸿烈伉俪等，在香港回归祖国前为迎接回归请罗孚为三联书店著书《香港·香港……》，出版后广获好评。2012年，罗孚在香港过92岁生日，特邀内地赴港的只有2人，周健强便是其一。正是在这次祝寿活动中，从内地赴海外又返国在香港落脚出版业的蒙宪先生得识周健强，慢慢就策划出了本书选题，但终因故停顿直到十多年后才又重启。蒙宪从作者那里挖掘了大量珍贵图片作为配图，又对一些史实再做比勘，核实一些历史细节、时间并一一注明。关于罗孚，又从作者当年的日记中，发现许多珍贵文字。比如，《罗孚在京访友及其他》是作者1980年至1991年的七则日记，其中比较详细的内容有罗孚与聂绀弩、周而复、罗念生的会晤与交谈，殊为珍贵。这些内容也是在本书出版时才得以首次面世。所以，本书的两则序言，序一是由香港作家联会会长、香港文学馆馆长潘耀明先生惠赐，序二是已故罗孚先生的小公子罗海雷执管叙旧，顺便提到当年那篇记李淑贤的文章是他在时隔近30年后整理父亲文稿时偶然发现，终于代父还了一笔“文债”。所以，这部书又具有内地和香港文化界文学界惺惺相惜、心心相印的浓情厚谊，是两地作者、编者互相欣赏、共同合作完成的。至于书里书外包括作者、编注者在内的诸多人等与民盟及群言出版社的种种文缘书缘，那也是一言难尽、纸短情长的事，读者可以在书中慢慢咀嚼。最大的遗憾是，编注者在图书付梓前夕2022年10月23日写完本书编后记，翻过年没几天就收到1941年出生的周健强在安详中逝去的消息。作者没有见到她最后的著作。当年她自己为聂绀弩、罗念生编书也都经历过同样的情况。她在他们故去后用《聂绀弩全集》《罗念生全集》告慰了他们的在天之灵。她写过很多人，也为很多人编书。这本《谈笑有鸿儒》并不完全是为她自己作文集式留念或荣誉的，它的更重要的意义是让人们记住这些刻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名字，让我们民族的文脉代代相传。

（作者：向云驹，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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