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地方性，展现广西独特魅力

——新时代广西散文创作印象

广西区域位置虽偏在西南一隅，但在当代文学界的地位却至少在“一环半左右”。“一环半左右”的广西，富有文学传统和创作活力，创作门类齐全、队伍整饬有致，精品力作源源不断，其中尤以小说、评论、散文为最，不断冲击和冲上当代文学创作高原。

此处单说散文。广西散文创作传统深厚，独具风格。以广西当下散文创作为例，我粗略地总结一下，大致有三个特点。

一是老中青三代各有风范、传承有序，多元多样，创造力强。一枝独秀不是春，满园春色才是春。广西散文创作队伍极其整齐，从老一代大家名家到今年渐有成绩、崭露头角的中青年新锐，这个名单蔚为大观，可以拉得很长。其间，散文创作总体气氛浓厚，奖掖后学、鼓励先进，理论和实践并进，生态环境比较健康，甚为难得。这也是这支队伍不断壮大的原因。

二是散文创作面向宽泛，题材丰富，视野开阔，“大”“小”不捐，大而不泛、因小而大、由具体而深刻。从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文本呈现来看，既具有深厚自觉的历史意识和人文情怀，又直击生活，善于抓取生动鲜活的时代风貌和典型样本，充分发挥边疆、民族、革命老区等题材资源优势的同时，又懂得深入社会生活，观察方方面面，局部和全局兼具，总体和具体相得益彰。有在地性，在一隅而非一孔之见，有地域底色但又超越地方性，这是广西文学的普遍特点。这个特点在散文领域得到充分展现。

三是广西散文创作不仅在实践上有创新、出精品，而且作家创作的文体自觉性和文体意识较强。散文有对中国文章传统的较好继承，也有对非虚构写作、大历史散文、文化随笔等文体的新的开垦和开拓。在不同作者的笔下，散文写作形成了不同的特色，但总体上依然能够识别出细致、明朗、典雅、大方的美学风格，这可以看作区域文化的作用，也可以看作文学创作导向所致。

下面主要以罗南的《后龙村扶贫记》、廖献红的《鹿城图谱》、又见的《大地之眼》和何述强的《时间之野》四部作品为证，对这几方面略作阐述。

时代感和生活现场深度书写

时代感是当代文学评论用的比较宽泛的评价标准，用以强调文学创作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一是有时间感，二是抓住和表现时间维度里的社会生活的重要、主要并具有广泛共鸣的旋律，这样的书写才能称为“有时代感”。比如在当代题材创作中，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题材近些年比较集中，因为这是新时代中国社会特别是乡村社会的大事要事、焦点热点。写这些题材容易写出时代感，但能否写得到位、写得生动，并不容易。这就需要深入生活现场。在我看到的众多脱贫攻坚题材作品中，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长篇叙事散文《后龙村扶贫记》都令人吃惊且难忘。这部散文作品也可以称为非虚构写作或者报告文学，前置定语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部作品别具一格，虽然总共19万字，不算厚，但因为书写对象的独特性和新颖度，文本具有出色的文学性和创新性，拿在手里格外有“分量”。

因具体而深刻，也因具体而动人，《后龙村扶贫记》显然如此。因“小而深”而“大而美”，该作品以第一人称为视角，通过“我”这样一位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的一个县文联主席驻乡入村工作组的所见所闻，细致具体地描绘在新时代脱贫攻坚历史进程中的广西故事。这个故事不空泛、不潦草，细致乃至细密，一个极度贫困的西南山村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面貌，特别是村庄里的男女老少的思想情感跃然纸上。从文本呈现来看，这是建立在一段时间内田野调查基础上的写作，切口小，样本典型，真切可感可触，深刻反映了当代中国乡村的传统传承和时代变化，其中最为动人的是精神和伦理的面貌及变动。作家罗南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把乡村现实生活中具体而微的人和事，放在一段时间的长河中观察和书写，实事求是，语言文字有雅正之美，对于社会的观察和人性的发掘具有深刻性，是一部“散文版的《创业史》”。这部散文作品双线交叠、明暗互文，围绕九个贫困家庭展开叙事，白描、特写和心理叙事齐头并进，文字极富肌理感和感染力，观察人物严谨细致，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不仅具有审美意义，也具有社会学和人类学价值。

散文大概是最亲民的文体之一，直击生活，直击内心，因此自古及今散文写作的队伍都很庞大，各类各型数量惊人，且存续历史悠久，一直以来都是较为重要的抒情表意方式。散文写作是百舸争流、百家争鸣，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影响深远。纯粹从接受美学角度看，比较而言，小说是绽放人类的艺术想象力和虚构能力，诗歌是抒情表意的渊薮，而散文则是集纳宇宙自然以及人类生产生活的表情和知识的博物馆。从这个标准出发，一篇好散文，一部优秀的散文作品，无论大小，它首选有史志的追求，反映在作品中就是书写真情实感。再高一点的要求，就是表达真知灼见。真是第一要务，也是对书写信息准确性的要求。《后龙村扶贫记》的出色之处在于既真实准确，又生动形象，是难以替代的在地性文学写作，对于当下散文创作有开掘之功，值得珍惜，理应得到更加广泛的关注和体认。此外，新近出版的杨仕芳的报告文学《新声》聚焦一个山寨三代妇女上夜校、学普通话这一“新生事物”，采用口述史形式书写，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所创新，值得探研。

文化性和丰饶的风俗风情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文化的多样性不言而喻。由于信息传播和接受的路径差异，人们对于区域文化的认知，往往受一定历史阶段个体认知视野的局限而产生误差。比如，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把边疆地区与贫穷、落后、闭塞等联系在一起，对边远地区形成偏见和成见。事实上，中国的边界线很长，边疆本身形态庞大、丰富、复杂，边疆文化也呈现多样化，单一的印象显然是不准确、不公正的。形成单一认知是信息接受扁平化、传播路径不对等所致。在信息传播极大便利化的今天，类似情形已经得到较大的改善。在信息传播媒介中，除了我们寻常意义上的大众传媒，其实最具感染力和持久性的载体是文学艺术。我就从广西作家写广西的散文作品中看到了真实的广西。文学写作引人入胜的重要功能或在于此，是刻度，也是记录。

文学书写，除了要有时间维度，还要有空间维度。空间的差异性客观上形成了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别性，从而也使写作具有丰富的表现空间。最近连续阅读廖献红的《鹿城图谱》、又见的《大地之眼》、何述强的《时间之野》、罗南的《后龙村扶贫记》等广西实力派作家创作的散文或报告文学、非虚构作品，借由这些不同题材和文风都有差异的文字，对广西丰饶多元的历史、文化、地理、人事具有了更加确切、全面、可感的认识。这些作品普遍代入主体感受，深情描绘广西各地的自然风光、民族风情、历史文化，以独特的语言风格表达对八闽大地山川人文的认识和热爱。正是这些散文作品，而非小说，也不是诗歌，修正了我对于广西的一些错谬的印象。

上世纪30年代中期，当时已经获得赴英留学资格的费孝通与新婚妻子王同惠，经由老师史禄国的推荐，从北平出发，乘坐火车、轮船、汽车，经无锡、上海、香港、广东，最终到达广西柳州附近的大藤瑶山，开展广西特种民族实地调查。老一辈学者作风踏实，为了这个调查项目，夜宿土屋，日食淡饭。也正是在这次调查途中，费孝通误入捕虎陷阱身受重伤，王同惠从山路上跌落河潭遇难。费孝通关于这段经历的文字书写传播很广，由此也造成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对于广西地理地貌的认知基本停留在偏远凶险层面。是新一代广西散文作家用他们确凿坚定的文字，向读者和世界展现一个需要重新认识和体验的广西。

从广西地域历史文化呈现的角度看，廖献红的《鹿城图谱》和又见的《大地之眼》在掌握扎实的地方性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创作，具有较强的代表性。《鹿城图谱》用优美深情细致的敏感笔触，通过对一个叫鹿寨或鹿城的广西东北部小城以及深植其间的人文历史进行爬梳，在大量案头书斋功课的基础上，又不断亲临现场，沉浸式观察，一街一房、一椽一瓦、一人一事都不厌其烦地用心描摹，从历史到现实，从面到点，用文字建构了一个“鹿城”物质和人文空间，可谓地理笔记式书写，可圈可点。作品在提供丰富的地方性知识的同时，创作主体的思辨性无所不在，鹿城虽小，却写出来了视野之大、思考之深，这种写法也是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历史大散文写作的一种承继。又见的《大地之眼》是典型的生态题材文化散文，全书围绕一个“水”字展开，收录了36篇关于广西各地的名泉名潭名水的文字，由水及史及人，把水之美和史之实、人之情融会贯通。文字是作家的武器，又见的文字优美灵动、富含诗意，如清泉之清冽清甜，赋予包括泉水在内的广西风物以胜景胜状。

与前面三本书相比，何述强的散文集《时间之野》主体性最强，大概也最有复杂性，是哲理性和诗性的二重奏，也是一本向内转和向外转相结合的写作。该书有两个特点：一是作家立足个体丰厚的经验，包括成长经验、家族经历以及世俗生活中的特殊体验，并将之对象化和审美化；二是作家从自己的内心世界进行探索和解剖，百转千回、淋漓尽致，这是思辨性和思想性的由来。《时间之野》看似随手取材，实则着力贴近自然，富含生活氧气，视角既细又微且新，文笔精准有力，通过大量细节描写以及自由丰富的思想来烘托表现主题。这部散文集充满了对心灵世界和精神信仰的探索，是近年来众多散文作品所缺乏的，即一种思想性和思考的能力。

从古至今，散文都是对历史和文化的文字记录。作为古老、传统、习见以及开放的文学样式，散文写作可谓百舸争流、百花齐放。即便是在当下，依然如此。我们对散文作品如何作出评判？语言、见识、情感等都是依据。虽然只是阅读了有限的几部作品，但广西散文创作的格局和视野、清雅和大气，特别是有所追求的创造创新能力，实在超出我的意料。

（作者：刘琼，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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