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关于梁斌的讨论，多集中在他的《红旗谱》等经典作品中，关联点围绕其创作中的民族性特征展开，认为古典白话小说的深度浸染，是作家文本艺术魅力生成的关键所在。对于梁斌接受外国文学或文化影响的相关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尚有继续延展的空间。实际上，自少年求学开始，梁斌便开启了对外国文学的吸纳。中外文学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与俄苏文艺的双向激发，带动了他的写作，对其创作生涯产生了持续性的影响。

对外国文学的接受途径

梁斌对外国文学资源的接受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接受情况是时代文化氛围的整体性影响。从他对同学远千里的回忆文章中，可见马雅可夫斯基和勃洛克等俄苏作家在彼时文坛享有影响力与号召力，为追求进步的青年人所企慕。还有德国作家歌德、美国作家辛克莱等，其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均进入高峰期，《少年维特之烦恼》《屠场》等作品广泛流传。青年时期的梁斌正是在这样的文学风潮下接触到诸多世界名作，并受其精神的熏陶，加深了对文学中浪漫主义的理解，进而接受了革命的浪漫主义观念。

第二种接受情况来自课堂学习及老师引导。在高小预备班时，梁斌便从一位姓宋的老师那里偶然发现一本关于苏俄新经济政策的著作，由此第一次接触到“苏俄”二字，有了印象式的认知。也是在这一时期，他在老师那看到一本日本共产党人谈论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讲稿，认真进行了细读。在保定二师学习时，梁斌的国文老师叫周永言，他对于梁斌文学观的树立非常重要，曾给梁斌讲鲁迅的小说，谈20世纪30年代的革命文学，还介绍了日本现代文学特别是左翼文学。梁斌印象最深刻的是周老师讲授日本女作家平林泰子的短篇，内容有声有色，四座无声。按照作家的自述，他走上文学道路，并形成专属的创作风格，自是深得周永言老师的影响。

第三种接受情况是梁斌主动对外国文学的涉猎。学生时代的梁斌阅读方向非常明确，就是要读革命的书，不读那些风花雪月、恋爱小说之类，这对培养文学修养和革命情操大有好处。就革命书籍而言，除了中国作品外，他首推俄苏文艺作品，自发阅读了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靡维奇的《铁流》、富尔曼诺夫的《夏伯阳》、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梁斌把“二师”时代认定为自己“革命的摇篮”，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他立志要做一位革命家、著述家。20岁到北京后，梁斌在图书馆继续耽读俄苏文学，重心落于经典作家，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普希金等。

俄苏文艺的重要影响

梁斌坦承，正是与俄罗斯文学的相遇，才使他的文学素养得到提升。他多次阅读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托尔斯泰的《复活》更是被他连读三遍，如醉如痴。值得注意的是，读了《复活》之后，梁斌说他的收获是理解了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但更大的收获在于，他能够理解人道主义却不全盘接受这种人道主义。因为他以战斗唯物论者作为主体建构的目标，故而对人道主义既有认同之吸收，也有理解之扬弃。

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北条一雄的《社会进化论》等经典，也被他高度重视、深彻研究。这些书籍切实改造了作家的世界观。用梁斌的话说，读了这些书，他才懂得革命文学，才下决心要做一个革命作家；读了这些书，支持了他写文章，也支持了他在战争年代工作中的观点、立场与方法之形成。

在边区文联工作时，梁斌购买了巴尔扎克的《贝姨》和《欧也妮·葛朗台》，也研习过卢梭的《忏悔录》，足见他对世界文学的开放态度。不过，从主体影响而论，梁斌多次表示是“苏联革命文学和俄罗斯文学培养了他”。这种滋养和启示究竟对梁斌的创作起到了何种作用，一直以来，研究界的关注似乎还不够集中。如果根据梁斌的会议发言、创作谈、传记类材料进行综合分析，那么这种作用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苏联文学中的革命战斗精神和英雄意志力施以作家的间接影响。1933年，《大公报》刊载了梁斌的新诗《黎明之前》。据作家说，他在青年时代曾有一段作新诗的经历，在战争时期也写过一些作品，受限于艰苦的斗争环境，留下的仅有几首，其中就包括《黎明之前》。诗中写道：“时代的青年们呀！/以热血代替着葡萄美酒，/头颅与白骨堆成山河的奠基；/让我们推动着/时代的巨轮前进——怒吼！”鲜明的主题意识，明确的时间感，极富情感表现力的语言，都具有典型的马雅可夫斯基风格，同位对应了苏联革命文学树立英雄形象、传承战斗精神等典型要素。苏俄文学之于梁斌，如同一面艺术的滤镜，又像是一位理论的导师。

第二，苏俄创作理论或观念对作家的指导，主要见于两端。一是经典作家创作论的指引。梁斌曾说自己开始创作时，没有机会上高中和大学，只读过两年中级师范。当时，辅助他创作的仅有两本小册子，均为高尔基和托尔斯泰教习青年作家写作的读本。这两本小册子都着重谈到，文学青年要好好积累生活，准备几个记事本，一个记录人物、形象、性格等素材及故事、情节、景物等片段，一个专门记录人民群众活生生的语言。梁斌注重平时的积累与记录的创作习惯，正是由此确立的。二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对其组织剧社工作、编排话剧的导引。他认为，这一体系与地方化路径结合，“解决了人物性格及典型化，也解决了长篇的结构，解决了民族气魄及民族风格问题”。新时期之初，梁斌再次谈到话剧问题时，认为在“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之外，浪漫主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依然是有指导效力的，可见这一理论对其浸染之深。

第三，外国文学经典对梁斌创作，特别是《红旗谱》的直接激发。如《红旗谱》的开篇，就是从苏联小说《成吉思汗》学来的。作品中有“平地一声雷，震动了草原”一句，写成吉思汗的骑兵抵达欧洲后的场面，令梁斌印象很深。他便把这句话改写为《红旗谱》的首句，并在创作谈中以此为例，说明语言的概括性之重要。同时，《红旗谱》开篇还借鉴了美国作家辛克莱《屠场》开头的手法与结构。如果不了解这些，当我们看到“平地一声雷，震动锁井镇一带四十八村：‘狠心的恶霸冯兰池，他要砸掉古钟了’”时，便很难意识到其间蕴含的域外文学信息之丰富。

扬弃“模仿”，注重“创造”

创作《红旗谱》期间，梁斌还参考了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高尔基的《母亲》、绥拉菲靡维奇的《铁流》、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等多部作品，由此可观世界文学对作家创作的综合性塑造。在以往的阅读和研究中，我们往往瞩目于作家对古典小说的借鉴和对群众语言的再现，推崇他作品内的民族化元素。对于“民族化”，梁斌的理解则更为深入。他谋求建构的民族气魄和民族化风格，以及一直想要书写的地地道道的中国的书，需要汲取的营养既来自《水浒传》《红楼梦》，也来自《战争与和平》《毁灭》。这番认知，彰显了他的文学造诣和文化视野。

梁斌对外国文学资源的接受与借鉴，有着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起初是语体形式上的，作家受翻译文学的影响颇重。如短篇《夜之交流》，在他看来“连结构语言都是洋化的”。随着创作观念的成熟和实践的延伸，他才切实意识到需要创立专属自身的话语，才有可能走向成功，因此自觉扬弃“模仿”，转而注重“创造”。无论是外国文学还是中国古典文学，于他而言都是可资学习的材料，而他需要做的，则是根据雕琢人物故事的需要，在不同的文化资源中各取所长，将其自然化为自己的语言。从依赖外国文学技法到主动的语体建构，梁斌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影响的焦虑”，提升了民族化写作的艺术纯度。

围绕对外国文学的阅读和借鉴情况，梁斌已在诸多回忆性文字中形成了累加的论述，也为今人留下了充足的再阐释空间。就此问题继续推进，可以引发出梁斌写作中的世界文学影响因素、梁斌对苏联文艺的接受与转化、梁斌的海外出访写作与风景美学建构、梁斌的自我经典化意识等诸多大小不一的话题。沿着这些路径重读梁斌，或许能有一番新的收获。

（作者：卢桢，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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