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十余年，有一个问题始终萦绕于怀，那就是如何做出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学问。“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学术研究虽不必强与人异，也不能尽与人同。丰厚的文化传统珠玉在前，作为“历史的中间物”，我们需要“顺着讲”“移开讲”，甚至“逆着讲”。无论选择何种方式，都需要因应时代和现实之变，做儒家所说的因革损益的工夫，在对前人的既成之论深切领会的基础上，创造与新时代新观念新经验相应的新路径和新方法。因此，充分感应广阔、丰富、复杂的时代和现实议题，在突破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的观念窠臼的基础上形成融通古今、通贯中西的文化视野，始终置身生活和文学现场，于主体和生活世界的交互成就中生成、阐发和回应具体问题，是文学批评发挥其文化创造价值的必要条件。

学术生命根基于时代感应，文学批评亦是。能否从时代精神总体性意义上深度理解、把握和回应具体的现实问题，是批评的理论创造能否及物，并落实、证验于生活实践的重要标志。批评论题、话语的生成也并非单纯的、不及物的、自足的理论自我推演，而是有着朝向广阔的生活世界的实践价值和现实意涵。正在行进中的现实生活波澜壮阔、维度多端、意蕴丰富、气象万千，书写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所能打开的境界也不止一维。如不能突破固有观念，则古典思想、文化的现代转换难以落到实处。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文学问题并不能在文学的范围内得到解决，而是需要在文化、思想、历史和现实语境中整体理解和处理。

突破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的观念窠臼，是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强化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先决条件。落实于文学批评上，既需要克服“以西律中”的思维惯性，确立以中国思想、中国智慧和中国思维为核心，融通古今中西的文化和理论视野，也需要以此为基础，建构文论的中国话语。中国话语的建构，不仅需要重启古典文论若干重要概念、范畴、术语的解释效力，还需要打破现代以降所形成的所谓的“纯文学”的观念迷思，重新将文学理论放置入时代复杂的文化和生活语境中做意义和价值的考量。亦即将文学文本视为历史、文化、现实生活、创作者个人的生命际遇等等交互成就的复杂成果，并在多元也多样的视野中做价值的阐发。如此，更贴近中国文学传统的根本发意和基本面相。也就是说，突破简单受容西方理论的“外造建构”，转向以中华文化主体性为基础，感知、理解、融会多种理论成果的“内造建构”，从而完成古典文脉的接续与再造。

古典文脉的再造，文化主体意识不可或缺。主体身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可以多元感通，下学而上达，此为中国古典思想工夫理论的要义所在，亦是创化传统、开出新意的前提。不在主体修养上做工夫，亦是现代思想鄙陋之处。深度感应时代议题，是从广大处而言。从精微处论，则评论主体既需要在生活的现场，也需要在文学的现场；既需要密切关注、参与现实生活进程，也需要密切关注、参与文学进程。由双向的感应生发文学和理论议题，同时扎根于传统、历史和现实，创造性地回应诸种议题。主体一旦突破现代以降关于物我关系的认知图式，向古典思想、文化以及生活世界无限敞开，则上下四方、往古来今，自然万象、天地消息均可融汇胸中，打开不拘古今、消泯物我、万象共在的宏阔世界。当此之际，天地物我均呈现障蔽尽去的活泼灵机，世界面目为之一新。如此境界曾现于《庄子》，再现于《史记》，又现于《红楼梦》，也必将显发于能够感应现实、创化传统、融通诸种消息，进而完成新时代新的文化创造的全新作品之中。

文化、思想、文学传统以及生活世界，均变动不居，始终处于朝向未来的未定的开放性的生生不息的状态。大时代的宏阔气象，正是文化主体扎根现实、创化传统并面向未来的视野、格局的自然呈现。如古人论《史记》的文化创造意义时所言，《史记》是对其之前整体文化经验的“总括”，同时又是对此后文化观念的“开启”，乃是深具承上启下意义的独异创造。时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时刻，在返本开新的基础上以文学批评的方式深度参与并促进当代文学的文化创造，是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文学力量的重要方式，其意义也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发凸显。

（作者：杨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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