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他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近十年来，广大文艺工作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美学精神，文学创作也出现了崭新的气象。这种崭新气象的出现，是和文学创作资源的转换分不开的。文学创作资源是文学工作者面临的首要问题，以不同的资源观照现实社会生活，以不同的文学资源表达作家对于社会生活的思考，肯定会呈现出不一样的文学面貌。

上个世纪80年代至新世纪头一个十年，文学创作总体上比较倚重西方资源。这么说并不是说文学创作没有师法中国古代文学，而是说，转化中国古代文学资源尚没有成为中国作家文学创作的自觉追求。取法西方思想、文学资源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经济上、技术上与世界接轨，文学创作也在向西方汲取资源，为经济改革、技术创新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如此向西方学习，自然有其历史价值。然而，中西在思想上自然各有特点。西方思想的诞生是和西方社会进程和历史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把西方资源作为了解西方的窗口、认识西方的路径，其价值自然是存在的。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路径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有所不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决定了中国文学资源与西方有着天然的差异。因此，当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时，适应这一历史阶段的文学叙述自然也应该做出调整。文学创作由学习西方转向学习中国古典文化，显然更合乎历史发展进程。

全方位观照现实生活

关注现实社会生活，把时代现实作为创作源泉，是中国文学的重要传统，中国当代文学很好地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近十年来，当代作家密切关注中国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写出了现实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也勾勒细描了现实社会生活的纹理

关注现实社会生活，把时代现实作为创作源泉，是中国文学的重要传统。“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深刻揭示了中国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也是中国文学始终关注时代变迁的形象写照。传统文学经典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再到明清小说，无一不是因为对现实有深切观照而抒写，并在当下历久弥新。关注现实也是中国新文学的传统，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文学大家，虽然选材不一样，表达方式有差异，但是，他们的鸿篇巨制，无一不是源于现实社会生活。中国当代文学也很好地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更加关注中国社会现实，不过，有些作家更关注现实生活的黑暗面或人性的卑劣处，对宏阔历史的挖掘与蓬勃生活的书写仍显不足。近十年来，中国作家密切关注中国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写出了现实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也勾勒细描了现实生活的纹理。

近十年来，中国社会现实的发展变化是作家纷纷叙写的重点，聚焦社会发展是这十年文学的最大特点。《人世间》以“光字片”的周炳琨一家的命运沉浮为线索，展现了城市一角，同时也宏观书写了社会现实40年间的沧海桑田。《山海情》讲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山区西海固人民和干部们在福建省的对口帮扶下，通过辛勤劳动和不懈探索，将风沙走石的“干沙滩”建设成寸土寸金的“金沙滩”的故事。《山海情》所讲述的事情，是中国社会崭新的事情，也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特色。叙述中国式现代化成为这十年小说创作的主要态势，《战国红》《经山海》《宝水》等是其中的代表作。《白洋淀上》《莫道君行早》《雪山大地》《热血》《芬芳》《花灯调》《草木志》等“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作品，以表现新时代乡村振兴为基本内容，更是强化了长篇小说聚焦与表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能力，也打开了中国作家观照现实社会生活的视野，提升了小说家对于广阔现实的表达能力。这些作品在表现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中国式现代化生活图景的时候，并非采取简单的讲述故事的范式，而是在艺术概括力和结构能力上有崭新的思考。比如，《宝水》独到的空间叙述、《草木志》的双重叙述视角、《花灯调》的内外结构等，都是极具价值的艺术创新。更重要的是，这些表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小说作品从历史时间的角度来叙述中国故事，《白洋淀上》《莫道君行早》都以从自然时间到历史时间的转换来构架小说的叙事。两部小说开头都是典型的自然时间，随着叙述的推进，历史时间渐渐构成了小说叙述的内在动力。这样的安排显示了小说家在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时候，已经从更高的历史发展视野来叙述中国故事。

当然，对于现实社会生活的观照并非意味着小说家只关心现实的物质世界和可以感知的客观世界，表达现实社会变动所引起的精神世界的变化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所以，近十年长篇小说在表现随着物质文化变迁引起的精神震颤方面也有很大的突破。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回响》应该算作其中的代表。《回响》着眼的不是现实的社会生活，而是人物的幻想，把精神幻想看作现实社会生活的回响来书写，在精神症候和现实社会生活之间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这是《回响》区别于其他专注精神领域叙述的小说的特质。这自然也是作为先锋小说家的东西，面向切实的现实社会生活的重要转变。

我们也注意到，随着中国式现代化渐趋深入，也必然带来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变化。现代生产生活方式与传统伦理道德之间的冲突，也是书写现实社会生活的小说家应该关注的领域。上个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刚刚兴起之际，史铁生、张炜等作家就注意到市场经济带来的道德滑坡、伦理颠覆的现实，主张以人文精神来化解这一问题。随后，也有不少小说家在这一领域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刘醒龙的《蟠虺》《听漏》对这一问题的思索值得重视，这两部作品所着眼的都是人们所陌生的考古生活，在对器物和传统理想化人格的互文中，强调了精神高贵的重要性，强调了“礼”的重要价值。

文化与社会发展关系的新思考

近十年来，我们从伦理道德、价值取向、审美风格等多个角度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了更清晰的认知。中国文学在书写社会发展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时，注重考量如何以更有实践意义的方式去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新文化运动以来，反思国民性，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条内在的思想线索。西方启蒙文化以及此后相继涌现的各种现代思想文化潮流，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原型文化、存在主义、语言哲学、后现代思想与文化，依次构成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思想资源。可以说，西方文化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内生动力。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寻根文学等社会思潮的兴起，中国传统文化也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思想资源。史铁生、张炜、韩少功等作家，一再在其文学作品中高扬人文主义，把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下社会的价值张扬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也有一些文学作品为了凸显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僵化地看待传统文化，把传统文化看作是本质的、先验的存在物，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这些作品忽视了具体的历史情境，没有考量社会发展的实际，从而把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推向一个尴尬的境地。这些作品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有意无意地陷入了机械主义的陷阱之中，文化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缺乏应有的科学尺度。

近十年来，我们从伦理道德、价值取向、审美风格等多个角度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了更清晰的认知。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之下，中国文学在书写社会发展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作家不再概念化地去思考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而是考量如何以更有实践意义的方式去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本巴》是一部向蒙古族史诗《江格尔》致敬的长篇小说。但这部作品不是简单地复述史诗内容，而是在时代发展的历史背景之中，书写了《江格尔》史诗的价值。作品既有小说的虚构部分，也有《江格尔》史诗的原文节选；既有复现史诗基本情节的部分，也有对于史诗传播功能的展现；既塑造了蒙古族人民的文化品格，也包括了对于世界的认知。刘亮程并没有强调《江格尔》史诗所叙述的创造历史的宏伟精神，而是着重突出了蒙古族人民的游戏精神和童心，对当下世界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意义，是从当下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精神出发来重述文学经典的有益尝试。

很多文学作品从传统道德的角度审视社会发展，但刘醒龙的《蟠虺》《听漏》等作品将社会精神与社会道德置于历史发展的视野中展开，在动态的发展变化中叙述传统伦理道德与当代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听漏》讲述了春秋战国时期楚王身负箭伤，想回城内却不被守城官鬻拳所允许，最终不得不重返战场。虽然打了胜仗，但因旧伤复发而死。为了赎罪，守城官鬻拳主动要求倒埋倒葬，据说以这样的方式下葬的人，得三千年后才能投胎转世，这是那个时候的人们所能想到的最为严酷的惩罚方式。作品在几代人的历史对话之中，表明了文化、伦理、精神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由此我们认识到，文化既有适应社会发展、持续变化的部分，也有恒久稳定的部分，时代会为之不断注入新的内涵。

雅俗交融的审美趣味

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思想指引下，文学阅读日渐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要精神生活。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文学创作表现现实社会生活的能力增强之外，把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通俗文学元素融汇进文学创作，也是其中的一大重要原因

近十年来，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思想指引下，文学阅读逐渐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要精神生活。

发轫、发展在市井的通俗文学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何为通俗小说？其经典定义在清朝得到了廓清。清人罗浮居士（姓名不详）的《〈蜃楼志〉序》对通俗小说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理论概括：“小说者何？别乎大言言之也。一言乎小，则凡天经地义，治国化民，与夫汉儒之羽翼经传，宋儒之正心诚意，概勿讲焉。一言乎说，则凡迁、固之瑰玮博丽，子云、相如之异曲同工，与夫艳富、辨裁、清婉之殊科，宗经、原道、辨骚之异制，概勿道焉。其事为家人父子日用饮食往来酬酢之细故，是以谓之小；其辞为一方一隅男女琐碎之闲谈，是以谓之说。然则，最浅易、最明白者，乃小说正宗也。”通俗小说从类别上看，属于独立的民间文化的一部分；从内容上看，它关注的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写的是小事、琐事、闲谈；从语言上看，它采用日常生活中所说的“白话”。基于上述缘由，通俗小说在大众读者中有广阔的市场。通俗小说的类型众多，而演义、公案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类型，也最为老百姓所喜欢。

不过，通俗文学在主流文学的叙事视野中一直没有受到太多的注意。新文学运动以后，也有很多作家一直致力于写出老百姓能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像赵树理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赵树理方向”的提出，便是对于赵树理深耕中国文学传统的创新发展的高度肯定。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资源转向西方，尤其在先锋文学兴起之后，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到了20世纪90年代，先锋文学转向，故事重新得到重视，作家们也开始有意识地吸收中国古典文学资源，但通俗文学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这种情况在近十年得到明显改善。

演义被小说叙事吸收，在革命历史题材叙事上带来了崭新气象。革命历史题材所叙写的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近些年兴起的革命历史小说，很大程度上算作是“演义”。“演义”是中国古典通俗小说的重要叙事类型，如《封神演义》《隋唐演义》《说岳全传》《三国演义》等。“演义”小说所采用的事件是历史事件，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也是历史人物。但是，很多情节、细节、人物形象也是虚构的。这样的叙述套路是中国老百姓所喜欢的，满足了老百姓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好奇心理。这种通俗小说的叙事陈规，广为近十年的小说所借鉴。《暗算》是先声，《千里江山图》是集大成者。《暗算》的主题属于“红色文学”的范畴。其所叙述的主要情节和人物有历史根源，但它和“十七年”的“谍战剧”又有所不同，有更强的演义成分。小说在表现共产党人崇高风范的过程中，对悬疑、解谜等元素的运用使故事高潮迭起、扣人心弦。《暗算》之后，《千里江山图》也借鉴了“演义”的笔法来讲述中国革命史。整部小说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叙述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地下党员如何在险恶的环境下完成上级党组交代的任务。小说的另外一部分则是“附录一”“附录二”。“附录一”是《我所了解的陈千里同志》，这是一份口述实录记录稿。“附录二”是《在相关行动中牺牲的中共地下组织成员》。这两部分属于历史纪实，提供了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这样的结构安排显示了小说的独特构思。红色经典《红岩》也是根据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改编成的，但和《红岩》严格遵循正史的叙述手法不同，《千里江山图》在叙述之中加入了更多的演义要素，细节、情节、包括情节的组织上，更有阅读惊喜。

公案小说也是中国古代典型的通俗小说，如《三侠五义》《包公案》《施公案》《海公案》《彭公案》《狄公案》等。《回响》作为一部探讨现代社会心灵密码的小说，充分吸收了传统公案小说的叙事要素。小说的主要人物冉咚咚是一名刑警队长，她受命侦破一件命案。小说的叙述主要围绕命案的侦破展开，但小说不仅仅是叙述命案如何被侦破的，而是抽丝剥茧式地展开命案背后的扑朔迷离的人物命运遭际，探寻人的心灵才是小说最为重要的内涵。作品主要讨论的是爱、罪与罚等关乎人类心灵领域的复杂问题。但阅读起来并不令人生畏，没有陷入到哲学的玄思之中，这与其充分吸收了公案小说的叙事滋养是分不开的。

先锋文学再出发

近十年，小说在发展过程之中并没有放弃或者中断先锋探索，而是把先锋文学精益化，不断推向新的历史高度。把人类的情感、精神置放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书写历史求真和先锋叙事手法之间的联结，赓续古典文学叙事传统，都是先锋文学继续发展的保障

先锋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史绕不过去的文学潮流。以马原、洪峰、余华、格非、孙甘露、苏童等为代表的先锋小说家，借鉴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文学的创作理念，创作了一大批引起文坛注意的小说。不过，进入90年代后，有的小说家基本退出小说探索之路，其创作变得沉寂；有的开始叙事转向，回归现实主义路径，再次拾起失落已久的故事；也有的先锋小说家暂时搁笔，开始重新思考创作之路。

先锋小说最大的特点是注重叙述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叙事语言和叙事形式成为小说叙述的对象。叙事形式和语言的能指被无限放大，而其所指被悬置。同时，先锋小说为了达到抽象表现生命体验的目的，常常要架空具体的历史和社会背景。过于追求技术实验的写作让先锋小说失去了读者，也失去了讲述中国故事的能力。近十年间，以格非、苏童、孙甘露、李修文为代表的小说家，纷纷转向古典文学寻求创作资源的更新，以实现与读者、与现实生活的重新连结。格非的长篇小说《望春风》承续“江南三部曲”系列作品，在回归古典与传统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作品借鉴中国古典小说人物群像的塑造方式，以史家列传的写法，书写历史迷雾中儒里赵村的人事变迁。长篇小说《登春台》，题名取自老子《道德经》第二十章中的“众人熙熙，如登春台”，其中承载着作者对人生况味的深沉思考和对生活境遇的深情涵泳。故事虽然以中国当代生活中的不同人物为主要对象，但作者用散文的笔法深切地追问生命的意义。小说的哲学思辨与深厚意蕴已经溢出了故事本身，如中国古典小说的“说书”艺术般，通过不同的“讲故事的人”勾连叙事，形成“讲”与“听”之间的有机对话，推动故事持续发展。

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毫无疑问继承了他早期的先锋文学笔法，在历史的绵延中，既有对人性复杂和幽暗的灰色书写，也有对内心信仰、人性道义的亮色呈现。读者能从叙述之中感受到作者对于历史的审问，对于人性之善、人性美的礼赞，这样的阅读效果是早期的先锋小说难以实现的。《千里江山图》的成功固然和它忠于中国古典写实的功夫分不开，也和它所吸收的古典历史演义小说的资源分不开。作品对于历史真相的执着追求，以及人物在践行革命理想的过程中迸发出来的理性、坚韧和尊严，构成了孙甘露对于自身过往先锋手笔的一个象征性的，带有告别意味的回望。

前文提到《回响》侧重书写幻想，拓宽了文学对现实生活和内心世界的表现领域。这一点也是中国传统文学的最大特点。只不过，传统文学在书写时常常是以“梦”的形式表现的。“临川四梦”应该是这种文学传统的集大成者。《牡丹亭》（又称《还魂记》）《邯郸记》《南柯记》《紫钗记》四部作品无一不是在“梦”里完成了对于现实社会生活的曲折表现。《回响》所接续的文学传统大抵如此。《回响》所有的幻想来源于一个字——“爱”。爱而得不到满足，就开始在幻想里去实现。小说里的人物无论职业如何，不论他是多大年龄，无一不是如此。

李修文的《猛虎下山》聚焦于表现市场经济深入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崩溃而在人心灵激起的细微但无法消除的恐惧感。作者将这种和社会结构变化相关的现代性体验，用中国传统戏曲的叙述节奏和《聊斋志异》的变形手法勾勒了出来。这种处理方式使得《猛虎下山》在先锋小说叙事探索上显得别具一格。

近十年的小说创作在发展过程之中并没有放弃或者中断先锋探索，而是把先锋文学精益化不断推向新的历史高度。像前文所提到的，把人类的情感、精神置放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书写历史求真和先锋叙事手法之间的联结，赓续古典文学叙事传统等，都是先锋文学继续深入发展的重要保障。

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道德规范和美学精神。这些都是中国文学由高原走向高峰的思想资源上的保证。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作家在以后的岁月里，持续在文学资源转向上发力，写出不辜负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之作。

（作者：周新民，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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