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历史互为参照。文学见证历史，并以自身的方式建构出“历史”，历史则以其总体性、结构性力量，规范着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乃至发展的道路、方向和样态。时变、世变引发文学变革，是人类文学发展的常态，所以古人有“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论述，王国维和胡适则有“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之类的说辞，所阐发的无外乎是文学与历史、与时代共进退、同命运的关系。

（图片选自纪录片《文学馆之夜》）

“文变”及其背后的动力机制

新时代的中国文学如何应对、回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一大变局中，新时代的中国文学如何重塑其自身？这个问题值得深思。考察人类文学史上的各种“文变”，通常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有识之士敏锐感知到时变与世变，认识到文学脱离历史现实，因此主动求变，典型的如现代早期黄遵宪、梁启超、胡适、陈独秀、鲁迅等推动的“文学革命”；另一种，是在时变与世变之下文学自身的自发生变。从近些年中国文学发展情况来看，文学内部自发生变的情况自然不在少数。按照我的归纳，大致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后退”。就是不少作家作品，在观照世界的方式、题材主题、审美取向、艺术技巧等方面，逐步向中国的传统文化、文学回归，典型的如贾平凹的《山本》《老生》《秦岭记》、王安忆的《天香》《考工记》、阿来的《云中记》等。第二种是“下潜”。大批作家向“地方性”的历史和经验生活下潜，创作出诸如《敦煌本纪》（叶舟）、《喝彩师》（周新华）、《河套平原》（向春）等具有鲜明地域风格的作品。这些年，“新南方写作”“新东北写作”“新浙派”“边地文学”等概念的提出，便是“地方性写作热”的鲜明体现。第三就是“新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崛起。出现诸如《繁花》《人间世》《应物兄》《家山》《天漏邑》等大批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

但是，时变、世变之下，文变不可能单纯指望文学内部的自我调适，还应该有相关文学组织的愿景规划和理论评论界的理论引导。人类文学史上，那么多冠以“运动”之名的文变，哪个不是人们合目的地加以规划、引导的产物？如果没有有意识的引导和有目的的推动，就没有唐代的古文运动，就没有五四文学革命，就没有西方的文艺复兴。之所以强调新时代文学的自我变革，是因为大而言之，文学是人类文化、文明建构的重要载体和形式，乃至是国家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而言之，文学担负着认识这个时代、参与这个时代建设的重要责任。倘若作家、理论家、批评家们没有与这个时代相匹配的观察力与思考力，自然就无法认识这个时代，就无法深刻地书写这个时代。文学有多种定义方法，但是最基本的就是人的感知力，在感知的基础上，人们形成自己的情感、态度、观念、价值、审美，才有文学。正是如此，文学不单是“语言的艺术”，更是“感知的艺术”。

汉儒董仲舒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新时代文学之“新”，来自于新时代之“新”。要想深刻地理解这两种“新”，我们或许需要足够的时间，因为我们毕竟还正处在这个历史的变局中。但可以肯定的是，时下的中国，就外部环境而言，正处在世界全球化进一步调整、新的国际地缘政治和国际秩序正在重构的进程中，中国内部的科技革命、工业革命，制造业和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正在改变“历史的中国”，重塑着“中国”自身。民族复兴、中国式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正是基于历史新阶段和世界新格局提出的新命题。

正因为如此，新时代文学迫切需要的是作家、批评家、理论家们的文学思想资源更新。通过文学思想资源的更新，改变作家、批评家、理论家们“观”世界的方式，通过“观”世界的方式和思想方法的改变，形成新的世界观，形成对新时代的感知和识断。

文学思想资源更新与“三大传统”

文学思想资源更新是个大命题，如何更新？更新什么？显然并非一篇短文所能回答。然而，人类文化和思想的创造，无外乎就是继承、借鉴和创造三种路径。新时代中国文学的思想资源更新，同样离不开继承、借鉴和创造。它需要面对三个传统，处理好三个传统之间的关系：第一个是中国古典文学所包含的传统思想资源，第二个是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所形成的现代思想、美学传统，第三个是西方文学所内在地包含的思想、美学传统。

在这三个传统当中，优先考虑的应当是创造性转化中国古典文学的思想资源。每个民族的文学，都有自己的文化哲学根基。这个文化哲学根基是这个民族文学的灵魂，是作家观照天地、万物，观察世道、时事与人心的基本出发点和基本立场。传统的中国社会，受农耕文明影响，形成我们哲学上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思维，和政治上的“天命”观。此文明滋养出的中国古典文学，有其独特的思想与美学魅力。天下合于“一”，所以有陆游的“但悲不见九州同”，有《三国演义》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天与地、人与神、人与物、物与我等，皆处在一个巨大的同一性之中，可以相感通，所以有“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样的诗句。中国文学外推内求，舒朗健阔，凭栏处便是无限江山，登高时便有天地山河的壮阔，这些都是中国文学特有的魅力和独特妙处。早在《诗经》阶段，中国文学就有“比”和“兴”。中国的古典文学，不仅是“社会的”和“人的”文学，更是“天地的”文学，有文化，有大生命和大哲学，有大智慧和大格局。所以，中国文学中，有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中“念天地之悠悠”之苍茫和辽远，有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投向时间与空间时所产生的“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亘古疑问……

从人类文明形态及其演进来看，农耕文明或许不及工商业文明那么“高大上”，但是文明的好坏与高低，并非以演进的顺序和时间来区分。农耕文明中，人的生命是接天地灵气，极富灵性的。中国古代的智者和隐者，多以“耕者”形象出现，“耕读传家”是儒教文明中的著名家训，“渔樵闲话”更是贯通着通透的历史智慧。中国古典美学中，渔、樵、耕、读的诗学形象，是智慧与诗意的写照。

新时代的中国文学，需要一场“文艺复兴”，需要多向度、创造性地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道德、审美魅力。100多年前，胡适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那时的文艺复兴是往外求，而新时代的文艺复兴，则必须是以向内求，向中国的文化传统、自家文明的内部求为主。这不是文化、文明上的民族主义心态，而是基于历史、现实和中国文学发展的考量。而创造性地转化传统，另外一点则是要破除近现代以来“现代化理论”的迷执。不管怎么理解“新时代”，新时代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这是不言自明的。众所周知，晚清以来，中国积贫积弱，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影响下，一些人被动地形成某种偏执的现代化理论，以为西方的才代表着“文明”，而西方之外的则是“愚昧”“野蛮”与“蛮荒”的世界。“现代化与文化传统问题”，构成现代中国作家认识中国、书写中国的重要思想结构。这一思想结构形成的一个基本预设，就是中国是“前现代化的”，而中国落后的根源，就在于我们的文化传统，所以要想解决中国的问题，首先就必须解决中国的文化传统问题。现代中国文学，“反传统”“非儒反孔”等思想，曾几何时构成了现代性的主流。在这个思想结构主导下，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特别是乡土书写、农民书写，大多采取一种批判的视角。不可否认，这样的书写，特别是“国民性批判”，有时代的合理性，也有助于深化人们对现实弊病的认知。但与此同时，乡村、农民多数时候都是被观念所遮蔽、所扭曲的，很多作家的作品写出的是各种观念滤镜下的乡村与农民，缺乏文化渗透性和历史真实感。

这样说并不是否定现代中国文学和思想传统，而是说，新时代的作家，需要跳出现代看现代，跳出中国看中国，跳出当下看当下，需要站在一个更高的历史起点和文明视点看中国和中国的现代化。过去我们一直说“古今中西之争”，事实上，中西之间也好，古今之间也罢，都不是纯粹的“争”和“冲突”，它有汇通、融合的可能。新时代中国文学的思想资源更新或重组，更重要的是立足汇通与融合，立足于“择优”和解决当下问题。这就需要新时代的作家有大的文明视野、历史视野和深刻的洞察力。

晚清以降，中国因为被动挨打，逐渐从古老的“夷夏之辨”转换成“自我夷视”，认为西方强，所以西方的文明、文化、文学就强。清末民初开始，中国文学全面移植西方的文学观念、理论话语、文体分类、经典标准、叙事技巧、修辞方法等。100多年时间，几乎体系性地完成对中国文学的改造，以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出现许多莫名其妙的作家称号，如“中国的福克纳”“中国的卡夫卡”“中国的博尔赫斯”“中国的马尔克斯”等等。事实上，世界文学的版图既然有了福克纳，既然有了卡夫卡，何须再来一个“中国的福克纳”？还要一个“中国的卡夫卡”？中国文学对于世界的意义，只能是贡献出中国的李白、中国的曹雪芹、中国的鲁迅等，而不是其他。

以古鉴今，对写作主客体进行“重建”

站在全球的视野看，国与国、地区与地区间的竞争不可避免。二十世纪以来，早期的种族冲突，冷战时期的制度之争，后冷战时期的文明之争，意味着文明的征服、文明的消失就是国家的被征服与国家的消失。中华文明数千年，有其生生不息的活力。新时代中国文学思想资源更新与重建，必须要回到浩荡的中华文明史中。以古鉴今，我以为今日中国文学思想重建，需要向传统学习的地方很多，特别有三点，更是当下之亟需。

第一，是“文学”观念问题。中国古代的文学，是礼乐教化，是天下文明。进，可治世，致天下太平；退，可纯净心智，陶冶情操。曹丕《典论》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不是夸大文学的功能，而是中国的文学包罗万象，经学、史学、伦理、政治、学术等，无所不包，自然就有经世济时的业力。而时下的中国文学，受西方文学观念和分类观的影响，对“文学”的认知严重收缩。特别是散文，从古代包罗万象的“文”，因应西方的“esay”观念，演化成今日抒情性的随笔、美文，早就失去它“经国之大业”的功能。

第二，是“作家”的养成问题。传统的中国，“作家”身份并不独立，没有职业作家；作家的阅读和训练与今日作家完全不同。但是，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传统，和儒、释、道互补的文化系统的滋养，中国古代作家的才干、操守和风骨可彪炳史册者甚众，像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杜甫、苏轼、范仲淹、辛弃疾、陆游、文天祥等，或遗世而独立，或位卑未敢忘忧国，或先天下之忧而忧，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古代作家多心怀天下，有干世之心和治世之才，所以他们的知识结构的丰富性或许不及现代作家，但对社会的影响却超出许多现代作家。回过头看当下中国作家，他们的写作技术、修辞能力或许远超出古典作家，但胸臆、境界、情怀、格局和气象等，皆不可与古代作家等量齐观。这当然是“文学”专门化和作家职业化的结果，但如何增益作家的观世、明世乃至入世的能力，何尝不是提高文学创作水准的应有之义？

第三，是写作的“域”的问题。传统中国文学，写作的域很宽，作家把自己放在天地宇宙之间，天地玄黄、日月山河、草木鸟兽、历史社会、世道人心等，皆可入诗文，所以中国古典文学有其鸿蒙大荒的恢宏气质。现代以来，因为富国强民思想使然，中国文学的重心开始向社会与人转移。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力主打倒“山林文学”，建设“社会文学”。“现实主义”“文学是人学”观念，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的主流观念。上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输入和国内先锋文学的崛起，文学“写人学”一头扎进“人性”描写的藩篱中。多数中国作家想不到，西方作家写人性的背后是基督教传统，和资本主义发展导致的人性败坏，他们的人性描写有其文明逻辑和现实必然性，而中国文学并没有这样的文明逻辑和社会必然，作家们只是从写作观念上接受了所谓的“人性”描写，所以写起人性来，都是按照兽性、动物性来写，怎么低级怎么写。殊不知，中国传统文学并不是没有“写人学”，只不过，中国文学因为文化传统问题，是将天道、世道、人道放在统一性中去把握的，中国文化传统哲学中，“率性之谓道”，“性”是与“心”“命”“理”“道”等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文学突出的是“人心”描写。心即是道，道即是心。“人心”的把握显然比“人性”要高级。因此，当下的中国文学，在写作对象上，要拓宽自己的域，除了社会与人，除了人世的风景和人心的风景，还是需要回到中国文化的大道，向更广阔的天地自然的空间拓展，敬天、敬地、敬万物，把世间风景和人心波澜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总的来说，新时代文学之“新”，其根本不在新形式、新文体、新题材、新语言、新修辞、新风格，而在新思想、新哲学、新视野、新高度、新意境、新气象。新时代文学需要通过思想资源的更新和重建，进一步打通文学与天地宇宙、世间万物、社会历史、天道人道、文化文明的关联，开阔新时代文学的新气象。

（作者：周保欣，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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