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看，杨沫小说的意义在于她延续着“五四”以来的青春叙事，并且在新时期依旧试图“接榫”这个传统，努力创造出新的价值范畴。在这个过程中，她写出了一代人甚至是一个民族的“青春之歌”，以林道静为代表的小说人物，从一个普通人到成为坚定的革命者，经历过多少次的决裂与抉择，上下求索、九死不悔，谱就抛头颅、洒热血的生命礼赞。同时，这还是一代人写就的“青春之歌”，既是具有总体意义的中国青年的生动写照，又意味着无数革命者前赴后继、视死如归的呐喊。杨沫说过：“我常感到，一个革命作家的书不应是用笔写成的，而是用生命和血写成的；不是一个人写成的，而是一代人写成的。”

在“青春三部曲”即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芳菲之歌》《英华之歌》之中，还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散文作品之中，杨沫善于将现代女性置于革命历史的洪流之中，展露她们生命里最重要的嬗变时刻。这是大历史的重要显影，也是细微幽深的主体衍变。在这里，女性承担了一种“思想者”的角色，精神的风暴时常席卷她们的内心——在经历情感结构的艰难转型中，不断地向一种信念感以至崇高感跃进。在这过程中，杨沫展现出的真诚、纯粹的写作姿态历来被人称道。正如王蒙在《我看杨沫》中所说：“文如其人。杨沫是一个极真诚，极本色，而又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人。……她从不躺在作家的宝座上颐指气使，寻衅滋事，她更不会以利欲熏心的污秽玷污文学的圣洁。她专心致志地从事创作，创作，还是创作。”

杨沫（1914—1995年） 图片选自同心出版社出版的《杨沫百年纪念图文》

1.“青春应当是鲜红的，永远地鲜红——生命只属于这样的人”

《青春之歌》不仅是对一代人青春的追忆和缅怀，更是在新的历史逻辑中重新寻求生命价值的尝试。小说的最后，林道静追随江华奔赴“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杨沫后来追忆说：“那时我还年轻，目睹了国亡无日的惨景，目睹了旧社会的黑暗、冷酷；更深切地体会了知识分子的苦闷、彷徨、没有出路的痛苦。”感时忧国的情怀始终浸润着杨沫的作品，特别是其中真切而深沉的女性意识，从精神世界的犹疑不定转向勇往直前的坚定，由此感知历史的动荡，洞察人心的变迁，更觉悟出生命的高贵和使命的高尚，“青春应当是鲜红的，永远地鲜红——生命只属于这样的人。苍白的、黯淡的生命，只是宇宙间一闪而逝的轻尘。时间会嘲笑那些尘埃似的生命——没有青春的生命”。

杨沫的作品一以贯之地关注个体的生存困境与当时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她说：“那个时期多少青年都在忧心如焚地探索：‘中国向何处去？’‘中华民族还有不受侵略、独立富强的日子吗？’‘人——青年人，应当怎样度过他的一生呢？’”她的创作，不是视而不见或者绕道而行，而是以文学的方式直面这些问题，亮出一个作家的真诚回答。如此的追寻和求索，使得她的作品紧紧扣住一代青年的心灵所向、精神所系，从而使之英华永驻。

《青春之歌》为什么能够使人感动不已，影响深远？王蒙就认为它不是那种单纯为文学而文学的作品，“而是杨沫自己的，或是那一代人的一种有血有肉的走向革命和在革命斗争中得到锻炼，得到成长这样一个过程。这样的目的意义，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文学本身。也是文学，也是历史，更是真实的人生”。也就是说，杨沫的作品以真诚的笔触，顺应了时代潮流的呼唤，与当时的人们特别是处于迷茫中的广大青年展开一场纸上的倾心交谈，从而让作品成为一次精准而深刻的把脉。

2.“心中澎湃着的人物出世了，他们才使这本书活跳起来了”

在《青春之歌》中，从逃离家庭开始，林道静踏上了她的“娜拉出走”之旅，出走之后怎样？在这个过程中，“觉醒”成为一代人的关键词，指示着一种既具有总体性又富有个人化的选择路向。杨沫通过时代的动荡写出了人物思想转变和获得新生的过程，她们的心性不是僵化的而是流动的，人格不是扁平的而是立体的。这当然与转折时代的个体选择紧密关联，但是再剧烈的历史震动，最终还是需要历经主体内在精神结构的催化。

长篇小说《芳菲之歌》的背景是抗日战争。在国仇家恨的特殊历史境况下，“一二·九”运动前后林道静到北大工作，化名“路芳”，后来被派到西安做东北军的工作，开启了她生命中的全新阶段。杨沫选了一个颇为巧妙的切口，那就是战争背景下的医院和医生。小说书写战地医院的状况和医务人员的生活，柳明和林道静两名主要女性在救死扶伤中，在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中，在斗智斗勇的惊险中，也经历了自我的感情波折，她们身上展露出丰富的心绪、复杂的情感和敏感纤弱的心灵。“刚”与“柔”的相融，“硬”与“软”的结合，是杨沫创作上的一个显著特色。正如文学评论家阎纲评价说，杨沫了不起的地方在于“把一个有丰富的战斗生活的救亡运动和情意绵绵的感情刚柔相济结合起来”。他进而写道：“这样一种又战斗又有爱情生活和个人灵魂世界的披露，把它组织成一个娓娓动听的传奇故事。这在解放后的新中国文学中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英华之歌》写的是1939年至1942年的历史，延续了《芳菲之歌》的抗战书写，呈现根据地紧张、危险的生活实况。杨沫从抗日队伍的生命遭际和情感状态入手，将镜头慢慢推至正面战场。事实上，这样的情况更有利于林道静、柳明等女性形象的成长。小说中，卢嘉川、江华分别是林道静曾经的恋人和后来的丈夫，但他们更是“同志”。微妙、复杂的情感使得林道静的内心“第一次”展开了激烈的交锋，那是“理智与情感的交锋”。这里强调“第一次”，确实有别于既往林道静的个人选择阶段的情状，而更多融入了革命同志之间更高层级的国家观念、民族意识。他们往往因为需要顾及“大家”而不得不抛却儿女情长。后来，林道静被捕后早产了一个男孩，幸得柳明的照顾艰难存活；江华誓死抗争直至最后牺牲；卢嘉川目睹林道静身负重伤，悲痛欲绝却只能再次与之分别，踏上抗日反“扫荡”新的征程。

在“青春三部曲”中，杨沫充分展现了她的人物辩证法，以及总体意义上的人生观，以此还原生活中的个体，也重塑活生生的主体。她说：“在《英华之歌》中，我尽微薄之力，实践着我对文学的此种观点——写高尚无私的人，也写卑污的人。通过人物的思想感情、情操，亦即人物的欢乐、悲伤、痛苦等等感情的激动，尽量塑造生活中的人。”杨沫的小说始终关注人、塑造人，努力呈现出人物的性格逻辑、命运轨迹和价值追求。在分析为何《青春之歌》广受欢迎时，她自认为是由于“我心中澎湃着的人物出世了，他们才使这本书活跳起来了”。正是因为作家对人物的塑造倾注了大量心血，让人物时时在心中“澎湃”，当这些人物在笔下“活跳”时，作品的生命力和号召力就有了不竭的动能。

3.“艺术，当然也包括文学，应当给人以崇高的美感享受，用小小的烛光照亮大千世界的每个角落”

相对于长篇小说“青春三部曲”，特别是经典的《青春之歌》，杨沫的中短篇小说并不十分引人关注。事实上，她的中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呈现出来的是一种互文关系，无论是历史大变革时期的家庭书写和人物命运，还是人物情感转换和价值抉择的呈现，都能见出“青春中国”的延伸和余绪。这意味着杨沫试图以一种切片式的观察，进入当时中国社会状况的重要断面，更重要的是以敏锐的触角，融入“自传式”的切身体悟之中，重新思考情感逻辑与历史伦理。

中篇小说《苇塘纪事》书写了三种对象：同盟、敌人，以及后来在当代中国文学中成为重要讨论对象的“中间人物”。同盟即英雄人物、革命者及其同道，包括广大人民群众，在小说里“他们冒着危险，拼着性命送我，一见之下，我们自然就把生命联在一起了”。敌人则是侵略者和变节的汉奸。颇有意思的是中间人物，他们身上充满着机会主义的摇摆、犹疑，甚至投机取巧，又非大奸大恶。从中间人物所延伸出来的视角，可以从更多维度观照当时的社会现实，透视多重棱镜中的历史现象。

杨沫的小说注重考察人物的关系网络，从中建构人物的情感认知，进而展开价值判断。比如，《某家庭》描摹出抗战时期中国家庭的悲剧情状。炳儿的父亲受汉奸之惑吸食大烟，导致家破人亡，而母亲是微不足道的纱厂女工，嗷嗷待哺的孩子只能躺在床上忍饥挨饿。杨沫以批判现实主义的写法，呈现了当时的社会和家庭情状，也体现出“五四”以来现代文学的叙事结构和伦理模式。在自述中她写道：“我读了鲁迅先生的许多作品，尤其是他的短篇小说，对我颇有启发、影响，也使年轻的我，有意无意地模仿起来。功力太薄，无法比拟，依然是一个初学写作者的稚嫩笔调。”她的这个社会问题小说以炳儿的呓语结尾：“妈妈，我饿呀！爸爸是拿枪打日本鬼子去了吗？”尽管潦倒的丈夫将家庭和自己拖入了深渊，但叙事者还是对之报以哀矜和悲切。孩童毕竟是天真的，又或者说杨沫终究不愿陷入彻底的悲观，总是希望能够发掘出哪怕是一丝丝的光亮。就像她在《英华之歌》的后记中所写：“艺术，当然也包括文学，应当给人以崇高的美感享受，用小小的烛光照亮大千世界的每个角落，藉此洞悉人生的美好……”

小说《浮尸》以于老婆子的幻想收尾，她的儿子于小三子自小说开始就已经遭遇悲剧。但是家中母亲和媳妇并不知情，一面怀抱希冀一面忐忑不安。小说以全知叙事的方式，率先将于小三子之死摆出，再设置对照的镜像，映照一个家庭之丧子与丧父不自知的情况，却始终没有在人物层面加以点破。小说充满着对当时社会现状的痛彻反思，却又在形式上保留了一抹浅淡的希望。

在文学的世界里，杨沫总是保持着真诚与谦逊，追寻心中的那一束光。比如，1963年5月6日，她在日记中写道：“《青春之歌》真像丑娘养了个俊女儿。我的水平——无论政治和艺术水平，使我从来没有想到，能够写出一本受热烈欢迎的书来——自己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过这件事。”不过，她也有自己的坚守和笃定。比如，她在《往事悠悠》中写道：“无数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的中青年作家，他们令人目不暇接的好作品，令我欢喜又望而自惭，却也不气馁。给我鼓舞的是：文学应该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百花齐放嘛。”她始终在以自己的方式奏响文学上的“青春之歌”。

总体而言，杨沫的写作延续了“五四”时期的革命历史与现实问题书写，她在文学中推动“革命逻辑”到“行动诗学”的演变，其中无不充满着乐观主义与浪漫主义，并传达出她对生命意义的探寻和对价值追求的认知。当下的青春叙事可以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特别是她在写作中展现出的真诚态度和本色风范令人敬仰，依然值得学习和借鉴。

（作者：曾攀，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南方文坛》杂志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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