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桐城文脉 展皖籍风采

——评《学而书系·皖籍评论家辑》

文学评论丛书《学而书系·皖籍评论家辑》（简称“书系”），近日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书系第一次集中展示了皖籍评论家的整体风貌和风采，其中收录了活跃在国内评论界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八位皖籍批评家——何向阳、刘琼、潘凯雄、郜元宝、王彬彬、洪治纲、刘大先、杨庆祥的评论新作。这不仅是皖籍评论家的集体亮相，也是当下中国文学评论整体形象的一部分。

安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特别是近代的“桐城派”，方苞、姚鼐、刘大櫆“桐城三祖”的文章传统影响至今。他们的“三省弟子四书院，无悔一轮同城月”的胸襟和豪迈，今天读来仍有气象万千之感。他们的人格成就和思想、学术成就，已经成为我们现代传统的一部分，并在当代仍有强烈的历史回响。皖籍评论家自幼就沐浴着这样的文化传统，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和熏陶。因此，地域文化的薪火相传，就是这一文化的魅力和力量。该书两位主编何向阳、刘琼在总序中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的安徽，自古就显现出它深邃的传统魂魄之美，而近代以来的兼收并蓄与现当代的开放包容，更使生活于其中和保有故乡记忆的人获得了特别的思想馈赠。文化土壤深厚之地，向来文章之风盛行。历代名家先辈已为我们留下震古烁今的作品，而这一代人的奋笔疾书，也旨在为后人提供难得的精神养分。这种书写的传承，是文化薪火得以世代燃烧的深层原因。”

书系有一个关键词：“学而”，来自《论语》第一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里的“朋”，是志同道合者来相互讨论、交流学问。因此取名“学而”。这一命名方式，从一个方面表达了这套书系编者的志向和愿望。

书系中的八位皖籍评论家，受共同的地域文脉的影响，具有相似的学院背景，但同时，作为具体的研究者，他们也拥有各自的主体性和个人风格。潘凯雄是书系唯一的“50后”。用所谓“代际”表达评论家的分野并不准确，有时为了讨论问题的便利，大家只好约定俗成。在20世纪80年代，他和贺绍俊联名发表文章，曾被誉为那个时代的“双打冠军”。当时，他的文学评论文章几乎遍地开花，奠定了他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地位。他曾出版过两本文学评论集：《坦率》和《直言》。这个命名表达了潘凯雄对理想的文学批评的一种追求和实践，因此，这一命名就不能仅仅看作是一种修辞行为，而是隐含了他的态度。包括此次书系中的《不辍集》在内，他的文章大多不是长篇而是短制。文章不长，但敏锐及时，堪称当下文学评论“快速反映”的代表。这一点使他和学院评论家有了区别，他的文体文风独具一格。他的“坦率”和“直言”，构成了当下文学批评的一个景观。

王彬彬、洪治纲、郜元宝、何向阳，是“60后”评论家。“60后”和“50后”有着相似的成长环境，他们整体的文学观念没有太大的差异。因此，他们的文学评论观念也大体相似。

书系中的《成为好作家的条件》，是王彬彬新近文学评论的结集。他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和评论家。他曾说：“一个从事文学评论的人，应该尽可能地说点真话，尽可能说出心中真实的想法，光是吹吹捧捧，‘啃招牌边’实在无聊。”这可以看作是他文学评论的宣言。重要的是，王彬彬一直在践行他的宣言。他在《钟山》杂志开的专栏“栏杆拍遍”，获得了广泛好评，而且获得了《钟山》首届文学奖。更难能可贵的是，王彬彬有着深刻的自我批评意识，甚至对于被称为“文学批评家”，他感到羞愧，“觉得自己实在不配”。足见其与众不同。

何向阳现在有多重身份，她是文学评论家，更是诗人和散文家。作为文学评论家，她在1996年出版的《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此后在《青年文学》2000年第5期上发表的《12个：1998年的孩子》，获得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她成名较早，但评论文章没有锋利的言辞和咄咄逼人的气势，一如她的个人形象，温文尔雅文质彬彬。正如她在书系里的《景观与人物》一书中所表达的，文学是人格的投影，文学评论和研究同样是人格的投影。对人格的自我要求，首先就是真实诚恳。这也是作者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研究的问题，或者说，她从进入文学研究和评论开始，就确立了正确的文学价值观，并一直贯穿始终。

书系中的《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散论》，不是研究女性文学的专著，甚至也不是专门研究女性作家创作的评论集。作者郜元宝意在表达：“一个‘女性意识’不甚强烈、在文学研究上几乎奉行‘男女无差别论’的‘素人’，是怎样偶尔也写过一点女作家评论的。”我觉得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学院论文大行其道的时代，郜元宝文本意识的自觉。他写的不是论文，而是文章，他是在不动声色、润物无声中实现他的评论诉求的。他不是那种寻章摘句、引文注释无可挑剔但实际又“无甚高论”的学院派，他的学院派主要表现在“通”上。这个“通”，是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通。郜元宝的学问无疑是一流的。他的文章信马由缰、通畅无碍，自信且自由，这盖缘于他学问上的“通”，“通”才有自由和从容，“通”才是真功夫。

刘琼也是两副笔墨的好身手，既擅长散文写作，也长于文学评论。她曾出版散文集《徽州道上》，内容都与徽州或周边文化有关，可见她对徽州文化的热爱。书系中，她的《偏见与趣味》一书，敢于承认个人评论的“偏见”性，这就是一种理论的自觉。这种自觉也帮助她确认了个人的“趣味”——不喜欢“理论空转”而重视文本细读。她之所以能够言之有物，就在于她有这种理论的自觉。

刘大先堪称这代评论家的翘楚，他也在从事文学研究和评论的同时从事创作。在书系的《蔷薇星火》中，可以看到他不同的学术背景和评论风格。他的评论不仅丰富多彩，而且游刃有余、气象万千，地方性知识、少数民族文化知识和人类学知识，在他的评论中水乳交融。

洪治纲在做文学研究和评论的同时，主要研究作家余华，曾出版过《余华评传》。书系中的《余华小说论》一书，有余华小说的综论，但更多的是对余华具体小说的文本分析，显示了其作为余华研究专家特有的眼光和对余华的全面了解。

作为书系中收录的唯一的80后评论家，多年来，年轻的杨庆祥坚持深入到中国文学的历史和当代文学的现场，以新一代文学研究者和评论家的崭新风貌进入文学研究和评论领域。书系中的《在大历史中建构文学史》一书，既有对百年文学史的宏观研究，也有对当代文学现场的适时介入。年轻一代评论家有这样的宏阔视野和文本分析能力，令人欣慰。

以皖籍评论家命名这一书系，不是旨在竖起一面旗帜用以自我标榜，而是试图实现以皖籍“地方性”与其他地域评论家进行对话的诉求。文学评论的本质属性就是对话关系，这是保有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多样性的前提。我想，这也正是书系出版的价值所在。

（作者：孟繁华，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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