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文坛出现了一系列以“新”字引领的文学命名，继“新南方写作”“新东北作家群”等之后，“新工业诗歌”“新工业文学”又成为文学生活领域的“热词”。这轮“新”字命名潮主要植根于对新时代中国经济与社会转型发展的艺术感知，但“新南方写作”“新东北文学”主要是从地方路径出发，“新工业文学”虽然以传统的“行业文学”为基础，却还包含着两个值得高度重视的新特征：一是以科技文明新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新阶段为现实背景，二是聚焦高科技生产力与技术思维影响下的新型生产、生活形态。

“新工业文学”涌现的科技背景

人类现代文明以科技生产力为动力和引领，工业与工厂既是科技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又是科技创新的载体。现代化进程中的三次工业革命，大幅度地推动了人类社会从生产、生活到生存方式的变革，带来了人类社会形态的根本性改变。换言之，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科技文明建构了现代人类世界。

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从近代以来，也始终存在一条向往科技生产力、追求现代科技文明的历史线索。洋务运动由“自强”到“求富”的转变，张謇、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实业救国”主张，孙中山《建国方略》中作为物质文明建设纲领的《实业计划》，都以通过现代科技生产力发展“实业”为宗旨。毛泽东早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中，就提出了“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新中国在确立了根本性的政治前提和制度保障之后，迅速走上了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并于1964年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建设目标。新时期以来，“四个现代化”更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整个国家进入了工业化加速发展的状态，在短短的时间内走过了先行工业化国家200多年的历史进程。

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了敏锐而真切地表现中国工业化历史风貌的现代中国工业文学。从茅盾的《子夜》《清明前后》《霜叶红似二月花》，到草明的《乘风破浪》、艾芜的《百炼成钢》、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等，展现了从旧中国工业化尝试中的矛盾与弊端到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艰苦与豪情。从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到谈歌的《大厂》、曹征路的《问苍茫》，揭示了改革开放年代中国工业加速发展的雄风和管理体制市场化转型的“阵痛”。从肖克凡的《机器》到罗日新的《钢的城》、阿莹的《长安》、李铁的《锦绣》，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纵贯全局地审视了当代中国工业的发展与演变历程。

2010年前后，从德国等欧洲国家开始，大家又先后提出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理念。以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技术、虚拟现实和生物技术等作为驱动力和突破口，人类社会进入了高科技文明的新阶段。

针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针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新时代中国实施了“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战略。首先，以高科技转化和应用为基础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呈现出工业化发展的道路之新。从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飞机场到城市轨道交通都在大量建设，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数字化为核心的高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也在蓬勃发展。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的新型工业化建设甚至形成了一个“基建狂魔”的网络流行语。其次，中国现代化进程以“并联式”“叠加”发展的趋势，呈现出工业化发展的形态之新。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是一种“串联式”发展的历史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建设逐步展开。中国的现代化则是各方面同步规划、一体化推进，新时代以来更形成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充分表现出工业化发展的形态之新。再次，将区域差异化布局和区域内部一体化发展相结合，表现出工业化发展的格局之新。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就采取差异化发展战略，允许一部分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先富起来。新时代以来，又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整体规划，体现出以区域为中心推动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新格局。

“新工业文学”的具体创作实践

“新工业文学”的概念就建立在这种社会历史大前提、新背景的基础上，也确实显示出对于这种历史状况的概括力，作为文学命名的意义就从中充分体现出来。

在具体的审美实践中，“新工业文学”已经形成了不少引人瞩目的创作现象。大国工程题材长篇报告文学领风气之先。早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就有李鸣生“航天七部曲”初始之作《飞向太空港》；到了新时代，这类创作蔚为壮观，表现了科技生产力不断发展的主题。“工业党”穿越小说风行网络空间。“工业党”穿越小说作为一种类型文学，叙事建构以中国成为世界工业强国的艺术感知为背景和基础，往往将个人创业与中国奇迹相结合，明显表现出一种“专家治国论”思维和“技术中心主义”的价值倾向。“新工业诗歌”创作处于崭露头角的状态。从2023年11月“全国新工业诗歌联盟”揭牌，到2024年9月首届“全国新工业文学征文大赛”启动，再到2024年12月《腾飞协奏曲——新时代新工业诗选》出版发行，鲜明地体现出关于新工业诗歌创作的组织层面的自觉。以“新工业”“新发展”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渐入佳境，出现了老藤的《北爱》、刘铭的《潮涌东方》等作品，在表现产业或企业凭借新质生产力脱困腾飞的同时，生动地塑造出了体现新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人物形象。总之，“新工业”作为创作题材和文学现象，时强时弱、时隐时显地逐步积累和发展着。当我们站在人类科技文明新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新阶段的高度回顾和打量，即可发现这种审美积累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和分量。

令人深思之处在于，这几类创作虽然在各自的具体领域颇受赞赏，却并未“出圈”作为创作思潮获得充分的认可和较深入的理论探讨，更未在总体上以“新工业文学”名之。究其原因，虽有个体本位立场、日常生活美学、边缘化叙事和地方路径之类文学风尚与惯性思维的影响，更重要的则是现有创作还未曾展现出“新工业文学”应有的意涵格局、精神气象和艺术韵味。所以，究竟应该进行怎样的思想与艺术突破，才能更充分地发掘出“新工业文学”的审美潜能？这亟需形成一种理论认知的自觉。

“新工业文学”创作的突破路径

第一，“新工业文学”需要构成一种“人学”话语层面的新突破。“文学是人学”，“新工业文学”所面对的，是个体人生在科技思维与人文精神之间的新型生命状态，深入理解这种新形态、新趋势，将构成创作中“人学”话语建构的新内涵。

“新民”是现代中国的一种重要理论话语，系统地形成了“科学与迷信”“文明与愚昧”“国民性批判”等中国新文学的思想主题。但科学技术在造就人类生活进步的同时，也催生了大量复杂的新矛盾、新问题，由此甚至妨碍了人们对于科学的服膺与信仰。从鲁迅“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的思想观点，到20世纪20年代学界关于科学与玄学的论争，再到新时期文学对民间神秘文化的书写，都表明科技文化始终没有成为中国人的全部生活内容，也没有占据中国人的全部思想空间。但在新型工业化的时代背景下，高科技越来越成为一种“总体性权力”，使得人类生活世界大幅度地“科技化”了。“手机控”“电子商务”“电子银行”等生活新形态，已经在大量抛弃难以用网络技术作为贴身伴随的老年人群。科技手段和技术思维共同建构的科层体制、网格化生存，也正在成为严重压抑人们的生活与精神、却又似乎难以摆脱的困境。表现和阐释这种人间生活的新状态、新问题，构成了“新工业文学”“人学”话语新质的深厚基础。

第二，“新工业文学”需要构成一种文明话语层面的新突破。“新工业文学”所提示的其实是科技创新与人类文明命运的关系。一方面是新型工业化的突飞猛进，另一方面是对唯科学主义的反思和“后人类社会”的忧思。如何理解这种关系，将决定“新工业文学”具备何种文明话语品质。

现代科学技术大大促进了人类物质文明的高速发展，但如果不进行人文的引导，有时也会造成灾难与危害。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就已指出，“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自近代以来，对于现代科技之破坏性的艺术反思可谓此起彼伏。近年来，赵德发《人类世》、赵本夫《无土时代》、陈应松《森林沉默》等作品，对此类议题都有深入的表达。回到当下，在高科技文明的背景下，科技发展已经能够创造出近乎人类智慧的机器人。谈到人机关系，这不再是人类如何对其加以利用的问题，而是它是否会根本性危及人类文明本身的问题。在这样的文明演变语境中，感知高科技发展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产生怎样的影响，必定能为“新工业文学”的文明话语建构提供坚实的思想新质。

第三，“新工业文学”需要构成一种“工业美学”话语层面的新突破。“新工业文学”不再将工业仅仅作为一门生产技术，而是作为一种新型的人类生活形态，因而必将从审美感知、叙事元素到意义逻辑等多方面，构成美学话语建构的突破与创新。

传统的工业题材创作曾有过各种生产技术描写，但由于很多创作者对工业文明的体验与领悟有欠深入，将生产技术转化为艺术表现时大多失之生硬、枯燥。广大读者也缺乏对科技知识的丰富掌握和对工业生产技术的深切体验，难以具备对工业技术书写的审美亲切感和艺术共鸣基础。在新时代，以中小学义务制教育和大学扩招为基础，各类科技文化知识在新生代中已经大大普及。正因为具有这种新型的知识和心理基础，新时代网络文学的“技术流”叙事和科幻文学的科技“硬核”书写，在社会接受层面不仅未被冷落，反而广受青睐。在工业文明审美接受新现实的背景下，创作者进入科技文明诗学、新工业美学的思维境界，以之为基础叙述生活场景、塑造人物形象，必将开掘出一种重要的新型审美潜力区，进而形成与高科技文明、中国式现代化深度融合的“新工业美学”。

第四，“新工业文学”需要构成一种“未来诗学”的基础性理论思维新突破。“新工业文学”的雄健发展，还有可能形成贯通人类文明过去与未来的深层次思想视野，建构起一种可称之为“未来诗学”的基础性理论思维。

以“新”命名本身就意味着内含理论与实践的前瞻性，但这种前瞻性不能汲汲于“文学圈”内部，而应当基于社会历史演变的全局与大势。“新工业文学”以高科技发展对人类命运的影响为核心问题意识，基本思路往前延伸，将可贯通科幻文学对宇宙异质文明碰撞背景下人类未来命运的构想；往后反观，也可以参照和对比农业文明的人类生活世界，包括重新打量其中的神秘文化境界。创作者以由此生成的全局性审美驾驭力，建构起一种立意高远的“未来诗学”的思想眼光，必将有力地促成“新工业文学”审美建构的精神纵深和艺术大气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当代文学的科学话语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0AZW016）阶段性成果］

（作者：刘起林，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河北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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