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风自南，翼彼新苗

——我们所理解的“湾区”

构建崭新的文化认同

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布罗代尔将历史时间分为长、中、短三种时段，并以“结构”“局势”“事件”作为相对应的关键词，他们的研究模式被称为“地理历史结构主义”，这提醒我们：过往对历史的认知和判断往往囿于各种“短时段”的“事件”；而影响历史“长时段”发展趋势的是隐没于日常生活的深层结构。最近读到茅盾文学奖得主刘斯奋和批评家林岗的对话《走出鸦片战争的阴影》，两位对话者高屋建瓴，从历史、思想、文化、艺术、审美、创新等诸多角度娓娓道来，反思我国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进程，指出当今要建构崭新的文化认同，必须走出鸦片战争的阴影。

广东的饮食文化很早就闻名天下，明末清初，诗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里记载：“天下所有食货，粤地几尽有之，粤地所有之食货，天下未必尽也。”中西交流给广东带来了新食物和新方法，食物及做法的多样性决定了饮食文化可能的高度，“地理大发现”给人、物的大量流动带来契机。从“长时段”来看，“湾区”是“地理历史结构”的产物。从全球史来看，16世纪西方经由“湾区”发现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是从“湾区”开始的（港、澳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是“短时段”“事件”的结果）；20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南方谈话，也是从“湾区”开始的；湾区建设的奇迹为现代化叙事吹响了号角，激励我们探索智能时代的发展之道。

比具体的器物、有形的繁华更为重要的是内在的文化信念和无形的历史想象。日本福泽渝吉提倡的“脱亚入欧”和我国知识分子“五四”前后呼吁的“全盘西化”，都包含着一种进步与落后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如今面对一种新的智能文明，到了需要重新反思和检校的时刻。古话说从哪里摔倒就从哪里爬起，善于汲取教训，从他者文化中学习是印刻在我们民族基因中生生不息的智慧。“走出鸦片战争的阴影”系列对话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梳理历史，指出现代性亦有不同范式。我们应避开“单行道”的思维盲区，根据具体国情和自身的文化传统，探索独特的中国现代化道路。微信公众号、自媒体的转载使此对话广为传播，话题仍在持续发酵。

大湾区，新时代

改革开放将我国带入了现代化的新赛道，给整个国家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作为海上中西交流的要塞，粤港澳大湾区更是获得非凡的发展能量，经济、科技、文化彼此借力，比翼齐飞。大湾区文化一直处在不断摩擦生热、互渗融通、成长更新的过程中，吸引了各个领域的人才。

由具有与中原阻隔意义的岭南升华到真正有“面朝大海”而向世界开放的湾区，文学亦凭此东风扬帆起航。迈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中指出，“描写地区体验的文学意义以及写地区意义的文学均是文化生成和消亡过程中的一部分……它们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空间被赋予意义的时刻。”粤港澳大湾区融为一体也将为文学提供新契机，文学创作、文学刊物与出版、文学评论、文学教育乃至整个文学生活都可能脱胎换骨，蔚然可观。湾区不仅为女性提供新职业，更为女性提供新生活，生产新思想、新价值。张欣的《黎曼猜想》《狐步杀》和《千万与春住》等作品弥漫着浓郁的南国都市气息，塑造了一批独立、自强、自信的创业女性。彤子的《生活在高处》记录建筑女工“高处”的生活，彰显劳动女性的尊严。蔡东笔下的女性渴望拥有丰盈的自我。今天男女平等有通过共同提高来实现的可能。

张欣、鲍十、董启章、邓一光、杨争光、南翔、艾云、杨克、熊育群、詹谷丰、江冰等资深作家一直笔耕不辍，随时张开感官领略大湾区日新月异的变化，书写与时代共振的作品。鲍十的“岛叙事”系列显然是这位来自东北平原的作家对海洋文明的思考结晶。广州作为广东的省会城市和湾区文化的领头羊，其低调、务实、包容吸引了王威廉、郭爽、冯娜、陈崇正、皮佳佳、梁宝星等一大批青年文艺工作者，湾区文化将形成新的凝聚力。人才在大湾区内部的流动也是值得留心的风景，比如盛可以、庞贝、黄灯等，他们都为湾区文化刻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已成为现象级图书，成为非虚构代表之作，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青年作家葛亮、周洁茹定居香港，香港很多年轻学子到内地求学写作，这种双向流动会丰富香港文学的叙事维度。葛亮一只眼盯着香港，另一只眼回望六朝古都南京。新作《燕食记》致力于以饮食文化为切口窥探湾区文化的底部，这块有着千年商业交流史的土地深处流传的秘密，经由美食承载的家国情怀得以敞亮。“民以食为天”再次提醒我们反思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以及文化与生活的唇齿相依的关系。

深圳的城市气质以高科技、高效率、高素质著称，“来了就是深圳人”吸引着全球来客。深圳文学历史不长，曾与打工文学、底层文学、城市文学等符号短暂地联系在一起，今天，深圳文学飞速迭代，展现出前沿性和未来性。

邓一光南来之后不断地发现深圳、书写深圳，他将深圳二字镶嵌在小说标题中，将深圳作为叙事地标凸显于字里行间，将深圳独特的魅力传递给无数读者。长篇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超越深圳，将目光投向1941年的香港保卫战，通过讲述郁漱石被日军俘虏之后，在位于燊岛丛林中的D战俘营度过的囚禁生活，展现民族国家的艰难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多年前这场艰苦卓绝的保卫战蕴含着这片土地的未来。吴君的《皇后大道》《万福》等作品堪称深圳与香港的“双城记”，对香港的关注使她的书写获得了特别的视角和叙述空间。虽为南下作家，但吴君有积极的在地意识，《亲爱的深圳》犹如内心的宣言，与众不同的获得感、融入感让她吸收源源不绝的写作资源。旧海棠的写作提醒我们深圳文学与内地广阔而错综的精神关联，新生从剧痛中来。自传体长篇小说《消失的名字》中，“我”娘家所经历的接二连三的悲剧不仅打击着上了年纪的父母，也深深地刺激着“我”以及现在的家庭关系。最古老的内地乡村和最耀眼的大湾区就是这样血脉相连，彼此相依。从较早的《绿皮车》《老桂家的鱼》起，南翔就对小人物的命运倾注着同情和怜惜。新作《伯爵猫》以经典的“横截面”结构短篇，以疫情期间“伯爵猫”书店关闭前举行的告别晚会来表达作家的忧思与愿景。文尾“伯爵猫”三个字重新亮起。在智能文明与传统印刷文明的残酷竞争中，实体书店倒闭的命运不可避免，但书店曾经存在的温馨将长久地存留在读者的记忆中，而且阅读始终会给人类带来光亮，不过是换一种形式。

未来视野与人文观的升级迭代

乡土文学大多是忆旧的、怀乡的，通往故乡、童年和“乡土中国”。而城市文学向前看，思考人类的未来，思考时代重大命题。经由王十月、盛可以、郑小琼、塞壬等作家的努力，打工文学不断升级，大湾区收纳了异乡人的“乡愁”，以新奇、忙碌、快节奏的职业生活让他们慢慢建立起此在认同。盛慧的《闯广东》、厚圃的《拖神》、林棹的《潮汐图》、莫华杰的《春潮》等长篇共同见证了大湾区的成长。路魆的《夜叉渡河》颇具实验精神；皮佳佳的《庭前谁种芭蕉树》、马拉的《沈先生字复观》则具有古典气质。陈再见的《马戏团即将到来》向诗化一脉努力。林培源的《灰地》写到一位哈尔滨手艺人背井离乡来到南方，一北一南巨大的地域差异形成审美上的张力，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相撞击，外地人和本地人之间的微妙和冲突，身份认同的难度得以凸显。陈崇正的近作关注抗疫，《开窗》实写主人公勇敢地打开心窗，虚写为读者打开的非洲之窗。对非洲我们是非常陌生的，我们讨论的西方可以简化为欧美，被遗忘的非洲同样是全球化的一维，是我们的镜像。实际上，19世纪就有华工被贩卖到非洲的种植园工作，江门碉楼存有早期华工屈辱的照片，这是被动全球化带来的痛苦。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心平气和地与这种悠长的历史进程对话，就会深度理解全球化，重新理解现代中国。马拉的《沈先生字复观》将当今日本科学家的寻根之旅与当年伶仃洋上的海盗、倭寇、当局及洋船的对抗联系起来。历史不可追，但旧式生活中崇尚读书、崇尚气节的士文化传统依然闪闪发光。

王威廉的作品以哲思见长，《野未来》等近作借鉴了科幻小说的成果，《你的目光》以开眼镜店的男子追求眼镜设计师的故事来承载大湾区的过去和前景。眼镜在小说中既是道具，也是隐喻，借助高科技、时尚化的眼镜我们可以凝望未来、期待光明；借助“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等诗句抵达掩藏最深的自我。

蔡东在改写我们对现代都市的刻板印象——冷漠，她在孤独、冷漠之下发现了温暖、温情，对打工文学进行升级改造，将现实的苦难藏到冰山之下。新作《月光下》尝试着表达一种崭新的都市观和人文观，忧伤而温暖的情感弥漫其间。小姨和“我”兜兜转转相逢于深圳，小姨身上凝聚着“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生活十分沧桑，曲折艰难中依然有一种乐观、体贴。蔡东过滤掉大起大落的激荡，摒弃廉价的抒情，慢慢敞开心扉去贴近劳动者的自尊、从容和美好。

集中阅读青年作家的作品，能够感受到南方写作的新质：开阔的叙事视野。如果说用“全球视野”过于大，至少有一个对比性、超越性的视野和空间，有助于凸显文化的杂糅性。

庞贝的新作《乌江引》以郑重的态度重述红军长征途中突破乌江的转折史，作家为此进行了大量田野调查，爬梳多种史料，并借鉴非虚构的写作方法重构历史忧伤和传奇想象。史实与虚构之间的博弈构成一种巨大的张力。庞贝以虚构的智慧复活了一个智慧的群体，大写“破译三杰”的智慧，“狭路相逢勇者胜”，谋略和勇气需比翼齐飞，赫赫有名的英雄和默默奉献的智者一道谱写辉煌的新篇。张况的章回体历史小说《赵佗归汉》（五卷）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俱备，可以视为湾区（岭南）前史。

话剧《深海》以“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为故事原型，讲述波澜壮阔的“深海”中核潜艇研发团队默默奉献的爱国精神。《大道》见证了中国电讯零的突破，从无至有，再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艰难蜕变以及整个民族国家的万千变化。“大道”既指主角尤道生的人生大道，也指民族国家的历史大道，从“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从闭塞的农业文明到开放的海洋文明……不同的文艺形式合力谱写了一个具有前瞻性、丰富性、开放性的大湾区。

历史学家赫拉利在他的“简史系列”中指出：人类发展的总趋势是全球化。这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历史依据。无论当前有多少逆全球化的举动，大自然安排的疫情抑或人为挑起的战争都无法逆转这种大趋势。湾区战略恰逢其时，共同的地缘、方言、文化“积淀”而成的湾区想象将弥合“中时段”的制度差异，乘风破浪，“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作者：申霞艳，现任职于暨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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