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创作  推出精品  提高审美  引领风尚

网络微短剧不仅呈现出新颖的媒介特征，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审美体验。首先，跨媒介叙事和竖屏形式合力加剧了艺术接受与日常生活边界的淡化。其次，网络微短剧在不同层面与网络文学、网络红人和现实本身构成互文，汇聚成指向多元维度的情绪感染力。最后，沉浸式体验和互动性观感从不同侧面赋予网络微短剧以冷媒介或热媒介的属性，从而增强了观众的参与体验。整体来看，跨媒介、互动感和沉浸体验可能是今后网络微短剧强化自身特质、吸引更多观众的方向。但当下网络微短剧对“爽点”的一味追求和创作中的人物标签化、场面情绪化、作品流量化倾向，也成为值得警惕的现象。

“都市山水”这一概念产生的时代背景，一是当代城镇化的规模建设，二是生态环境的人文再造。“日新月异”与“城市新貌”，成为当代中国山水画家创作中的主题词，可其创作观念又如何衔接传统的山水观和现代的自然观？本文以近年来城市建设题材的山水画创作为对象，从四个方面展开讨论：第一，分析当代“都市山水”自然观的重要环节，即如何将现代都市建筑元素山水化；第二，比较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关新山水画变革中的不同观点及创作实践，重论旧笔墨如何适应新对象；第三，阐述当代“都市山水”中的山水意象与人居意识，以及相关的笔墨程式与创作观念；第四，提出“都市山水”的自然观，是具有替代功能的一种文化想象，即在观念层面上将自然之物与社会现象等值交换，进而生发新的意义空间。

在当代书法作品中，错别字现象层出不穷，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书法艺术的健康发展。本文将对当代书法创作中常见的错别字现象进行归纳，从常识性错字、繁简字混用、借用字问题、使用俗讹字四个方面加以分析，并提出错别字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是文字学教育的缺失等所致，对如何减少或避免错别字现象提出笔者的应对之策。

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历程中，快板艺术以其独特的价值取向、艺术风格、技巧特质，记录了革命军队及人民大众艰苦抗争、开拓创新的时代足迹。新中国成立后，艺术工作者继承红色文化的“衣钵”，对其表演形式与文本内容进行大幅度改造，以兼有写实感和浪漫气质的手法编创出一批颇具艺术性、思想性的红色经典作品，使快板走向现代转型的艺术发展道路。蕴含红色基因的快板艺术贯穿着我国文化建设的始终，在新时代的文艺舞台上仍葆有鲜活的生命力，承担起艺术熏陶和思想启迪的双重任务，是一笔历经实践检验和筛选留存下来的宝贵财富。

“阐释学”（Hermeneutics）是关于理解和解释的理论，戏剧阐释学就是从理论和方法上提升和完善对人类历史中的一切戏剧文本（特别是经典文本）的理解方式，并揭示戏剧艺术的美和意义，以及关于理解这种美和意义的历史性特征。本文在细读契诃夫戏剧文本的基础上，从超前的生态美学思想、审美空间和意义空间、存在论的哲学思考和现代性品格等三个方面，力求从阐释学的角度再释契诃夫戏剧的现代性。

昆曲艺术从2001年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已经整整20年。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群策群力中，20年的保护实践创造出了众多热点现象，对中国戏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产生了重要的示范效果。其中“制度化”保护、“专业化”保护、“学术化”保护、“生态化”保护作为四个突出的经验，契合着昆曲和中国戏曲的艺术传承发展规律，也回应着传统表演艺术与时俱变的探索实践。

近年来，国内书法艺术的当代转型正向海外书法研究投去更多关注。熊秉明的《张旭狂草》作为书法史译著的代表作之一，其研究路径既包含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也有不同学科方法的层层揭示。熊秉明运用计量史学、比较史学、心理史学等方法还原张旭及其狂草的诞生，并主张借鉴西方艺术理论的成果研究书法问题，如用哲学、语言学、社会学阐释张旭狂草的美学意义。他通过跨文化、跨学科、跨门类的宏阔视角和多元理念，开辟出一条书法史论的新道路。当前书法研究面临着复杂的当代语境，有必要借鉴书法史译著中的史学方法对相关的西学理论进行索引，然后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应用，从而建立起中国当代书法史学的理论构架。

乌热尔图作为鄂温克民族文学书写的代言人，将自身对本民族的深沉爱意与崇高使命感融入创作，动情书写着鄂温克族的民族历史。其小说巧妙借助“动物叙事”的表述策略吁求民族精神的复归，灵活自由地选取多维叙事视角以传达族性声音、揭示民族发展进程中的诸种问题，构建起富有民族特色、异彩纷呈的文学世界。乌热尔图在不断对民族文化进行反思与自审的同时，亦不乏对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标识、历史记忆与生存观念的整体审视，并将视野延伸至对现代化进程中各民族可持续发展路径与未来愿景等问题的阐发上。

爆款网络综艺节目具有高流量、高星光、高收益等“高概念”特征，它采用内外联动式的造星机制，打造出现象级明星，以获取最高流量并实现爆款，再通过整合营销传播完成流量变现。但很多爆款网络综艺节目存在比较严重的致瘾性、同质化和“三唯”（唯流量、唯明星、唯市场）问题。为此，可以低碳美学和低碳艺术原理为理论指南，在创作实践中恪守艺术伦理，牢牢把握原创性与主流价值观导向，并建构法理思维和法治意识，改革和创新现行的选星、造星和追星机制，引入明星负面清单制度，创新网络文艺监管体制，将网络综艺节目创作引向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据爱奇艺全国创意策划中心发布的《2019虚拟偶像观察报告》显示，2019年全国有3.9亿人正在关注虚拟偶像，二次元用户的规模与日俱增。初音未来、洛天依、翎LING等虚拟偶像的出现，给媒介时代的人们带来全新的审美体验。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下实现的非物质、符号化的超真实形象，建构起了基于消费主义框架的符号消费，在看似主动的数字劳动和参与式创作中，资本、虚拟偶像与粉丝们共同打造了一场审美的幻象。

传统画学中的“体道”问题深受传统哲学中心性修养思想的影响。在其影响下，传统画学中的“体道”因不同哲学流派的心性修养思想而主要分为道家和儒家两条理路。进言之，两条“体道”理路既有重合也有不同，其中儒家理路相对来说更具实操性，它奠定了一条“下学而上达”的“体道”进路，继而通过这条进路完善了画学中的“人品”内涵，将画家的人生境界纳入“体道”所需的条件，从而保证了心性与境界的统一。

新世纪国产喜剧电影在类型“进化”方面已形成三点特征：其一，类型融合触发了集体创新，并推动了喜剧亚类型的兴盛；其二，类型互渗契合受众心理，并推动了本土化的改造；其三，喜剧在亚类型杂糅基础上，形成了自我迭代与更新。当下，新世纪以来的国产喜剧面临创作层面和传播层面的诸多现实困局。未来，国产喜剧应推动喜剧观念与喜剧形态两方面的“进化”，从“类型融合”走向“新类型”。

互动视听是技术与艺术相联结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拥有打破“第四堵墙”，让受众成为视听参与者的作用和影响力。本文从历史角度出发，用案例分析的方式，呈现不同互动形式中互动者与故事空间的联结程度与方式，指出互动视听发展过程中互动者从想象力参与故事空间到直接进入故事空间的规律。以当下互动技术的多元运用情况以及对互动者体验的分析，引出互动视听在当前所拥有的全新发展机遇，并通过问卷调查的数据结果指出互动视听目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在历史梳理与现状、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从操作系统、内容生产和产业布局三个方面来阐述以互动视听建构数字心流体验的问题。

当下正处于媒介融合发展的全媒体时代，数字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广泛应用为文艺发展带来深刻变化，形成了有时代特征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趋势。这种变化在解构文艺的物质性、真实、边界、审美方式的同时，又以新的审美关系和算法美学重构了艺术生成的肌理，在数字化境遇中改变了文艺的主体功能、存在方式、传播与消费的形态，建构了日益庞大的满足大众多样化需求的数字艺术市场，以及有中国特点的数字艺术产业。媒介融合境遇下的艺术创新，不仅形构了艺术本体的逻辑骨架，还作为文化生产力形态之一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发挥了新引擎功能。

红色戏剧是中国戏剧变革与红色革命结合的产物，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特殊发展道路。它既与全国的戏剧变革紧密相连，又具备自身舞台特点：深入民众、反映时代生活、富于革命激情、注重群众审美习惯。红色戏剧推动了中国戏剧自身的形式再造，并使戏剧的价值追求增添了红色色彩，它成为戏剧主旋律中的黄钟大吕之声，对百年中国戏剧变革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本文在当下建构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的大背景下，阐述曲艺红色基因的发生与传承路径，对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来、直至近年来的曲艺红色作品进行了扼要式梳理，重点论述了曲艺红色经典在艺术形象塑造的典型示范、宏大叙事史诗风格、艺术创新性等几个方面所体现出的美学风范，同时立足曲艺本体，对曲艺红色作品的独特创演规律和创新路径进行研究探讨。

在赵树理笔下，“算账”是一个常见且意味深长的现象，它不仅意味着算经济账，更指向意味深长的文化账、政治账。赵树理细描算账行为中的人和事，发现并讲述了农民“翻心”的具体途径。本文分析赵树理的“算账”书写，强调作家是从日常经济深入文化、政治改革，从生活细节召唤并建构农民的主体性，创造了通俗易懂、别具一格的文学形式，探索出符合中国本土特色文艺作品的创作路径。赵树理“算账”所提供的现实经验，对当下的文艺创作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抖音已成为中国最大的非遗传播平台,基于短视频平台的非遗传播，不仅为保护与活化非遗开拓了新的路径，也在媒介融合中重塑了一种新的网络文艺样态。短视频平台上不同的内容策展者以一种交互式的机制参与到非遗传播与网络文艺生产中。平台以技术和社会互动的力量为非遗传播赋权，为非遗传承人带来了一定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但非遗传播与文艺生产的权力也存在结构性分化的问题，网红经济和马太效应的逻辑在一定程度上支配了短视频平台的非遗传播与文艺生产，影响了非遗传承人在短视频平台上更为深度的参与。

在现代戏剧学界，董每戡先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通家”，在戏剧创作、导演、理论研究与批评等诸多领域均取得显著成就。早年的革命经历，铸就了董每戡不同流俗、敢于担当的人格精神。在批评实践中，董每戡有意识地将“独立之人格”转化为批评之原则，坚持“就戏论戏，实事求是”，严守批评的法度，对戏曲的困境表现出深切的关怀。

1923年6月，瞿秋白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机关刊物《新青年》上首次发表了《赤潮曲》。这首作品之后被创作者们反复改编，经历了不同风格的演变。时代变化和文化思潮的嬗变以及创作者对革命精神的传承等因素促成了作曲家的再度创作。歌曲不仅是艺术，也是时代精神的记忆。多年来，《赤潮曲》在带给每代人红色教育的同时，也引发了关于红色经典审美价值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