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创作  推出精品  提高审美  引领风尚

作为东亚美术精华的书法艺术，在中西美术交流层面存在种种欣赏和诠释上的困难。即便目前英语学术界已有一定的成果，但在一些根本性的术语翻译和理解上，恐怕只能从现代欧洲美术之宗的意大利文献入手重新进行解读和翻译。本文意图通过以中国书法和意大利绘画创作术语为中心的比较和讨论，提供一些与历史探索及方法论有关的想法，一方面说明意大利语能够更有效地翻译中国书法创作和审美讨论范围的主要术语，另一方面提出如此历史地比较研究能够使得中外文化交流更加有效地进行。

近百年西方文学批评史理论迭出，诺思洛普•弗莱被誉为新批评理论的终结者和结构主义的代表。本文主要梳理其论著，分析其系统建构、思想发展和理论诉求。弗莱将西方文学视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语言体系,在体系建构上以神话为本体，展示文学史的演变机制，提出文学的循环创造理论，以关怀性作为文学发展演变内涵。弗莱对整体性的追求是有目共睹的，但理论的建构如果超越历史叙事和意识形态范畴，最终只能以审美自律归于乌托邦诉求。弗莱批评之路可对中国文论建设提供借鉴和反思，构建中国特色文艺评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乃是正道。

皮娜•鲍什是非常受欢迎的德国现代舞蹈家。她带领的乌珀塔尔舞蹈剧场是德国重要的文化窗口，也是当代三大新舞蹈流派之一。每当人们提及皮娜舞蹈剧场中日常行为、语言等非技术化的肢体语言时，都会引起一番争论。有的人认为舞蹈剧场作为一种以肢体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舞蹈形式，虽然增加了台词等表现形式，但还是属于舞蹈的范畴；有的人认为日常化肢体语言和台词的加入，使舞蹈剧场更接近于传统的戏剧，让舞蹈剧场看起来更像是一种从舞蹈走向戏剧的综合性艺术形式。因此，本文试图从皮娜•鲍什舞蹈剧场中的肢体语言入手，考察和分析其肢体语言的独特性与生产机制，以及隐藏在身体语言背后的文化逻辑。

在公共艺术博物馆的演化过程中，始终存在对它的质疑，这甚至成为一个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被称为“博物馆怀疑论”。格罗伊斯认为，冲破博物馆的束缚旨在超越封闭的艺术场域，使艺术回归现实，再度变得鲜活。然而，恰恰从博物馆的视角出发，高墙之外的现实世界看起来才是鲜活的。身为收藏空间，博物馆是第一性的。现实通过与博物馆已有收藏的比较被定义，现实与博物馆构成了一种互补关系，前者是无价值的世俗空间，后者是有价值的、被区隔出的文化档案库。

苏联电影输出中国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经过50年代的顶峰之后，于60年代中期趋于沉寂，80年代后再度开启。苏联电视剧也从80年代后登陆中国。新世纪之前的苏联影视剧在中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形成了民族记忆。新世纪之后，随着这种民族记忆的唤醒和地缘政治的变化，俄罗斯影视剧在中国又开启了新一轮的传播，这轮传播的途径和目的也更为复杂。苏联 俄罗斯影视剧在中国的有效传播，对中国本土影视剧的国际化传播具有重要启示。

布莱希特的叙事戏剧如今影响遍及世界，然而20世纪50年代之前知之者甚少。随着布莱希特率其柏林剧团于1950年代中期先后巡演于巴黎和伦敦，叙事戏剧便因其独特的艺术手法和明确的政治倾向迅速在英法两国引起强烈的反响。由于两国的国情和戏剧发展状况不同，因而对布氏戏剧的接受以及在创作中的体现也不尽相同，阿达莫夫和阿登的戏剧创作转变便是其生动的体现。有意思的是，前者的《帕奥罗•帕奥利》和后者的《穆斯格雷夫中士的舞蹈》均被设置在半个世纪之前，背景也与殖民地时期相关，不同的是阿达莫夫正式进入了政治戏剧，而阿登则大量借鉴了叙事戏剧的手法。就此，两国戏剧开启了各自的布莱希特时代。

王羲之与达•芬奇代表两种不同的充满文艺气息的时代和文化，具有重要的象征性。虽然各自出生、生活与文化环境都不一样，但是作为两大艺术传统的代表人物，在追求艺术表现方面还有学术界不太关注的相同之处。他们在艺术上都崇尚大自然，尤其是王羲之一口气写毕的书信与达•芬奇很快就完成的素描，虽在题材与技法上很不一样，但都是即兴的“创作”，从中可以看到两位对自然现象的深入观察与感性的表现。

维吉尔作为新旧时代的见证者，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形成了多元的批判性思维。史诗《埃涅阿斯纪》所表现出的自我张力解构了单一的文本系统，建构了与政治系统同等重要的情感系统，彰显了诗人压抑许久的共情心和人文关怀。现代批评家皆被维吉尔的矛盾情感所吸引，重申将古典时代和20世纪联系起来的文化必要性，关切当下的情感需求和自我实现。《埃涅阿斯纪》作为一部弥足经典的史诗，其内部的元素多样性顺应了现代比较文学向多元主义演变的趋向，经典诗人维吉尔也在不断的自我对抗与重构中成就其时代性。

面对启蒙运动和早期现代化之后的过度崇尚理性化和一味逐利趋势，诺瓦利斯借助于看似魔幻的艺术创作表达出他对于现实世界的诸多看法。他试图通过构建一个不仅包括艺术和诗，也包括科学和经济的诗化世界来弥合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诺瓦利斯的诗意经济思想中，所有的对立都得到调和，不仅人的私欲冲突，人与自然的日渐对立也因为“爱”的连接力量而消融。只有在“诗意经济”的世界里，远古的神灵才会真正回归，自然才会真正散发古老的活力，社会才会充满信仰与爱。虽然诺瓦利斯构建的“诗意经济”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经济模式，但却为现代人类提供了新的审视人与自然关系的视角。

希望中国作家能创作出更多的优秀作品，也希望更多中国当代小说能够早日翻译成日文，走进日本读者的阅读生活。

1935年梅兰芳剧团在苏联巡演，京剧艺术让正在探索新的戏剧呈现形式的欧洲的先锋艺术家们着迷。京剧表演的综合性让苏联观众大为赞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开始在自己刚成立的戏剧学校里同时传授歌唱和表演技艺，而通常这两项技能在西方戏剧中是单独存在的。他认为，身体动作是表演的推动力，梅兰芳的表演是有艺术规则的自由动作，其后他还建议学生们要学习梅兰芳表演技艺的精确性。在莫斯科，两位大师不止一次地见过面，梅兰芳还受邀来到斯氏家里，他们都潜心思考着戏剧法则的本质特征，怎样复兴和传承艺术传统，他们的会见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电影节从其创办之初就不仅仅跟电影及电影人有关，它执行或者渗透着主办方政府、团体或个人的意志，这些意志涉及政治意识形态、社会文化价值体系和经济利益各个方面，经由电影节的策划、选片和评奖等一系列活动体现出来。国际电影节从一个典型的欧洲电影制度发展成全球化的文化现象，是一系列动力系统作用的结果。本文梳理了国际电影节体系建构过程中几大关键性推动因素，总结概括了其内外部形成的不均衡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作为机构的电影节的组织与运行机制，并指出当下电影节最有效的管理模式——非营利组织模式的可取之处，以及对我们的借鉴意义。

华语音乐剧“走出去”过程中面临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建构面向世界的传播能力。先进国家的发展经验与现有模式值得借鉴。本文从艺术产业和传媒经济角度归纳出百老汇音乐剧的运营经验与发展规律，以期提供可参考的建议。

本文以蒂姆•波顿荒诞的21世纪几部重要影片为对象，结合他的童年以及早期的经历，作品中的人物造型特征，人物性格的新变化、服饰、配乐以及空间色彩运用等多个角度研究其电影的新倾向，并对其作品在当代文化背景下的现实意义作出反思。

　　　内容摘要：20世纪以来科幻作品中的未来城市，其空间政治在于隔离与混杂的对立和交锋。按照空间形态，未来城市可以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

在纪录片创作中使用他人创作的影像、照片、声音、文字和其他图像作品是受到著作权法严格保护的。然而在众多的纪录片创作中，使用文献资料已经成为非常常见的样式。如何在原作者知识产权和纪录片创作者的合理权益之间达到一个平衡，在法律、法规健全的国家，是持续不断的话题，也是纪录片制片人关心的问题。在美国，“合理使用”条款在纪录片领域的细化，规范了文献资料在纪录片制作中的使用，也保障了制作者的利益。这一做法值得加以研究借鉴。

在本文中，我们将电影研究与眼动跟踪和人类学研究结合起来，避免对电影纯粹技术性的理解：通过测量观者看电影时的眼睛运动，同时结合人类学方法，把视觉理解为一种情境实践。

本文旨在通过迈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奈格里探讨后现代政治秩序的著作“帝国”三部曲(《帝国》《诸众》《大同世界》)，探讨卡梅隆在影片中所展现的“后现代”革命图景：作为一种全新政治主权形式的帝国、作为后现代革命主体的诸众、以及作为后现代政治秩序规划的大同世界。

本文通过考查2012年至今美国好莱坞电影利用数字媒体技术打造的科幻空间影像，结合两届美国政治大选的社会政治语境，阐述主导全球流行文化的美国文化结构及其价值观立场是如何结构在最近五年的好莱坞科幻电影之中，并阐发其对中国电影工业与文化的影响和反思。

俄罗斯导演列夫·多金创作的戏剧《兄弟姐妹》根据前苏联小说家阿勃拉莫夫的四部曲小说《普利亚斯林一家》创排而成，把握住了现实主义的内在精神，取得了巨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