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家乡》做到了强刺激、强共情、强共鸣。影片选择喜剧的表达方式，分段集锦式呈现，每个导演以自己最擅长的方式表达，让大家看到了生活中小人物和自己的共通性，让观众感觉‘40元一张电影票把整个国庆档都看完了’。”

　　10月11日，电影《我和我的家乡》总制片人、总发行人张苗在本片的研讨会上这样说道。

　　《我和我的家乡》研讨会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与中国电影家协会联合召开，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徐粤春主持。

　　研讨会以“小康大片”的新景观为主题，主创人员与业界专家从叙事方式、影像表达、表演特点、制作模式、美学形态、人文内蕴等不同方面，分析影片的成功之道以及遗珠之憾，总结小康题材电影创作的得与失，探讨新时代主旋律影片的创作规律。

　　脱贫攻坚的硬核题材，如何解题？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总制片人、总发行人张苗在会上介绍了电影的创作过程。

　　首先奠定了影片成功基础的，是解题的过程。最早创作的原点，是宁浩导演响应中宣部国家电影局一个创作的倡议，希望做一部农村扶贫题材的影片。

　　农村扶贫的主题，代表着要为今年决战全面小康、决胜脱贫攻坚有所表达，放在电影上面最适合的表达方向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将电影主题从“农村扶贫”上升到“喜迎小康”。“迎小康”是从城市到农村，所有老百姓都能体会到的历史巨变，因此电影的题材和创作空间实际上不拘泥于农村、乡村。

　　第二，电影要捕捉社会情绪，要有观影感、临场感，必须提炼出一种情绪，即抓住喜迎小康的“喜”。自然而然，电影的类型就定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喜剧。

　　第三，主创团队希望集合这个行业、这个时代华语影片最杰出的年轻喜剧导演，讲述东西南北中各个地区的故事，因此借鉴了去年上映的献礼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片段式、集锦式的表达方式。

　　在短视频蓬勃发展的当下，观众更能接受片段化、短时段的表达，《我和我的祖国》上映后票房和口碑的一路高歌也印证了这点，给予了主创信心。

　　另一方面，在解题顺利的情况下，需要优良的制片机制才能完成一部优秀的电影。张苗提到，在整部影片参与过程中他都没有提“任务”这个词。

　　每一组主创采风回来都非常兴奋，当带着这样的冲动、表达愿望时，创作就会非常顺利，这是符合创作规律的。每个人发自内心想表达，而不是简简单单完成一次倡议或号召。

　　中央党校大有影视中心总经理王君在会上表示，文艺作品的创作缘起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片子的走向。主创们应该找到时代的最强音。这种文艺表达特别自然、真实，没有堆砌理论和道理，而是认真讲故事。

　　她认为，《我和我的家乡》单元式的形式契合了时代的特征，源自老百姓的真实故事，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这部影片是对文化产品能够兼顾意识形态属性和市场属性的很好诠释。

　　《我和我的家乡》之《回乡之路》单元编剧之一尹琪认为，首先，创作者最珍贵的品质就是对国家、家乡最赤诚的爱，这也是《我和我的家乡》能够成功的核心所在；其次，生活永远是艺术创作的源泉，艺术创作永远要不负时代使命；最后，现实题材是最有生命力的领域，而喜剧是现实题材中最有亲和力的。

摄影：文博

　　他表示，一般而言，喜剧都有一个悲剧的底子，但恰恰在这部电影上可以看到，喜剧应该有感动的底子、骄傲的底子，这样的电影也可以很高级。

　　形式创新与美学突破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一川表示，《我和我的家乡》讲述一群普通小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令人捧腹的趣事，以喜剧方式呈现出小康时代“中式大片”的一道新景观。

　　影片由正转喜的人物塑造模式、见差而喜的喜剧形象逻辑、爱乡而变乡的人物行动原则和以喜为正的喜剧型人物形象，在美学上有新的突破。

　　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胡智锋认为，《我和我的家乡》可以称为中国特色的国庆片，是“国庆片”的一个成熟的标志。

摄影：文博

　　富含家国情怀的中国情调、“同题异作”的中国模式和特殊时间点的中国仪式，共同构建了国庆片的全新类型内涵。

　　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所长丁亚平将《我和我的家乡》界定为小康电影新里程碑式作品。影片是80年代以来的小康电影到小康大片的一个新拓展，兼具艺术性和商业价值。结构叙述方式上形散而神聚，故事与每一个个体紧密相连。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既有喜感，又有深刻的现实观照。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戴清认为，影片的组织方式为文艺创作带来了新的启示。这个选题方式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创作者主观、主动表达的积极性，影片艺术创作驰骋的空间非常宽广。

　　在艺术呈现和美学上，影片很好地把握了以小见大，以小切口、小事件、普通人表现乡村振兴、家乡变化、脱贫攻坚的宏大命题，进行了非常好的艺术转化和提升。

　　光明日报文艺部副主任邓凯认为，《我和我的家乡》将千斤重的时代命题高高地举起、轻轻地放下。在以家乡情结作为情感基调之外，每个故事都设置了更小角度的情感原驱动力，虽然有美化的成分，但它并没有回避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矛盾和困境。

　　影片通过一个接一个的包袱，高度浓缩的情节冲突和主演分寸适度的演绎，彻底征服了观众。《我和我的家乡》和《我和我的祖国》，一起改变了主旋律电影长期以来形成的空洞呆板的印象，这是可以写入电影发展史的创新。

　　影评人李星文认为，类型片主旋律化和主旋律电影类型化，二者相向而行，是近年来电影创作的明显特征。前者的代表作是《战狼2》《红海行动》《流浪地球》，后者的代表作是《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

　　《我和我的家乡》是现实题材，但并非完全采用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它选择了喜剧类型，就注定要对现实进行很多夸张、扭曲、引申和狂想。电影不是纪录片，不需要对现实进行1:1的还原。喜剧激活了农村题材，这条路线大有可为。

　　成功作品要经得起观众、专家和市场考验

　　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张宏对研讨会进行了总结。他表示一个成功的影片要经得起观众的检验、专家的检验和市场的检验，这体现了电影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商品性，《我和我的家乡》这部电影恰恰是这三个检验都过关了。

　　针对这部影片，张宏谈了四点体会。第一，爱国主义永远是电影创作的主旋律，如今主旋律大片大行其道，票房屡创纪录。在当下的疫情和国际环境下，观众们都有很强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观众带着这种情绪去观影，影片的成功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成功。

　　第二，文艺创作最根本、最牢靠的方法就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每一个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故事摆在面前，经过加工就是精彩的电影。只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者才能有不断的创作源泉。

　　第三，乡愁是我们每个人挥之不去的永恒情愫。家乡的故事，让每个人在电影中都找到了自我，所以才产生了共鸣。

　　第四，创新是影片成功的关键。把风格类似的几个导演拢在一起，这是机制创新；影片做到“疑”“笑”“思”“敬”四个字的表达，是艺术创新；将每一个主创的特点牢牢地和影片结合起来，并通过宣传路演的方式，在演之前和演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观众和主创的互动、历史和现实的互动，这是互动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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