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社会情绪”的一次集体致敬礼：国庆类型片的新探索新突破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

　　“从解题开始，到制作方、演员的选择，直到最后宣发，你们牢牢抓住这四个字——‘社会情绪’，整个创作过程、宣发过程和社会情绪良性互动，正是因为准确抓住了‘社会情绪’，才促成了这部电影的成功。”在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作品研讨会上，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张宏对影片的总制片人、总发行人张苗如是说。

　　10月11日，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影片主创人员张苗、王君、尹琪和王一川、胡智锋、丁亚平、戴清、邓凯、李星文等评论家齐聚一堂，围绕“小康大片”的新景观这一主题，从叙事方式、影像表达、表演特点、制作模式、美学形态、人文内蕴等方面展开深入探讨，分析小康题材电影创作的得与失，探讨新时代主旋律影片的创作规律。会议由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徐粤春主持。

10月11日，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图为会议现场。中国文艺网　胡艳琳摄

10月11日，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图为与会者合影。中国文艺网　胡艳琳摄

10月11日，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图为中国电影家协会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张宏在会上总结发言。中国文艺网　胡艳琳摄

　　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张宏对研讨会进行总结时指出，《我和我的家乡》牢牢抓住“社会情绪”，经受住了观众、专家和市场的三重检验，充分体现了电影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商品性的有机融合，通过小人物大情怀，体现了民企的情怀、责任和担当。他同时谈了四点体会：第一，爱国主义永远是电影创作的主旋律。在当下的疫情和国际环境下，观众们都有很强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观众带着这种情绪去观影，影片的成功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成功。第二，人民是电影创作永恒的原动力。文艺创作最根本、最牢靠的方法就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第三，乡愁是每个人挥之不去的永恒情愫。家乡的故事，让每个人在电影中都找到了自我，产生了共鸣。第四，创新是影片成功的关键。把风格类似的几个导演拢在一起，这是机制创新；影片做到“疑”“笑”“思”“敬”四个字的表达，是艺术创新；将每一个主创的特点牢牢地和影片结合起来，并通过宣传路演的方式，在演之前和演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观众和主创的互动、历史和现实的互动，这是互动创新。

10月11日，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图为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徐粤春主持会议。中国文艺网　胡艳琳摄

10月11日，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图为电影《我和我的家乡》总制片人、总发行人张苗在会上发言。中国文艺网　胡艳琳摄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总制片人、总发行人张苗在会上介绍了电影的创作过程。首先是主创团队如何在短时间内“解题”，从农村扶贫到整个社会变化，不拘限于农村，打破题材限制。其次是提炼和捕捉“社会情绪”，将其定为“喜迎小康”，由此解决了构架问题，定型于喜剧后，便于清楚地表达。基于这两点，选择了杰出的喜剧导演，通过华夏大地东西南北中的空间结构，抓住庞大的社会群体，借鉴《我和我的祖国》集锦式、分段式的场景表达。而当前短视频的蓬勃发展，改变了观众的消费习惯，能接受片段化、短时段的表达。顺利的解题、优良的制片机制和赴各地采风后对脱贫攻坚发自内心的情感表达，使得影片较完美地照顾到了强刺激、强共情、强共鸣这三要素，而今年的新冠疫情让人更加关注自己的祖国和家乡，由衷地生发出自豪感，从影片中看到了小人物和个体感受的共同性，最后自然会有一个全国的共鸣。

10月11日，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图为中央党校出版集团副总经理、中央党校大有影视中心总经理在会上发言。中国文艺网　胡艳琳摄

　　中央党校出版集团副总经理、中央党校大有影视中心总经理王君在会上表示，影片到10日晚票房已达20亿，本身就说明了问题，民众和市场证明了它的成功。文艺作品的创作缘起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片子的走向，这部影片对政治性和时代最强音的表达特别真实自然，不生硬。影片在中央党校首映有多重内涵，希望搭建平台，更多地凝聚各方朋友，共同创作符合时代的好作品。

10月11日，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图为《我和我的家乡》之“回乡之路”单元编剧之一尹琪在会上发言。

　　《我和我的家乡》之《回乡之路》单元编剧之一尹琪是春晚小品《不差钱》的编剧，编过不少小品，这部影片是他第一次参与电影创作，由此谈了他的创作体会：一是讲中国故事必须有颗中国心；二是生活永远是创作的源泉，艺术创作要不负时代使命；三是现实题材是最有生命力的创作领域，最具亲和力的喜剧与现实主义题材的结合，为今后的创作寻找到了更多的合理性和自信心。

10月11日，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图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一川在会上发言。中国文艺网　胡艳琳摄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一川从形式创新与美学突破方面分析了影片的成功之道。一是“由喜为正”的人物形象。通过一群普通小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令人捧腹的趣事，以喜剧方式呈现出小康时代“中式大片”的新景观。二是影片顺应了观众“见差而喜”的喜剧形象接受逻辑。三是爱乡而变乡的行动逻辑，由爱乡之情落实到变乡之志，将情感认知落实到理性的筹划和行动。四是“以喜为正”的美学新突破，使正剧型人物内涵更丰满，在当代影像美学上具有突破性意义。

10月11日，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图为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胡智锋在会上发言。中国文艺网　胡艳琳摄

　　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胡智锋从富含家国情怀的中国情调、“同题异作”的分段集锦及主题拼盘架构的中国模式、国庆节这一特殊时间点的中国仪式这三个层次展开分析，认为《我和我的家乡》打造了中国式的国庆片，是中国特色国庆片的成熟的一个标志。

10月11日，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图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丁亚平在会上发言。中国文艺网　胡艳琳摄

　　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所长丁亚平将《我和我的家乡》界定为小康电影新里程碑式作品。影片是20世纪80年代《喜临门》《牛百岁》《野山》等小康影片的新拓展，形散神聚的结构形式，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将普通小人物的悲喜故事结合起来，聚焦的中心是一群人而非一个人，喜剧背后有严肃的现实主义底色，从而具有了解剖刀式的力度。

10月11日，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图为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戴清在会上发言。中国文艺网　胡艳琳摄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戴清认为，影片的组织方式给文艺创作的全流程和多环节都带来了新启示，将时尚现代的抖音式内容与影片的大全景相关联，在小切口、小人物与宏大叙事之间自如切换，其集体式的拼盘小戏，在情节设置、人物关系、节奏把握、扣子、反转式结尾等方面的完成度高，实现了思想的形象化、审美化。

10月11日，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图为光明日报文艺部副主任邓凯在会上发言。中国文艺网　胡艳琳摄

　　光明日报文艺部副主任邓凯认为，《我和我的家乡》能四两拨千斤，举重若轻地表现时代主题，拉低镜头，通过5个“骗局”的“解局”，实现家与国的重合，改变了观众对主旋律电影呆板空洞的印象。

10月11日，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图为微信公众号影视独舌主编李星文在会上发言。中国文艺网　胡艳琳摄

　　影评人李星文结合其观影的第一印象，从类型片的主旋律化和主旋律电影的类型化相向而行这一角度谈了《我和我的家乡》的成功之处，并分析了开心麻花团队如何通过对现实进行扭曲夸张放大变形的非现实主义的喜剧手法，实现剧场喜剧的成功“触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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