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周围的一切都在崩塌，你怎么以真心生活？

　　——宫崎骏

　　我第一次看《幽灵公主》是和朋友在一家美国电影院。他之前没有接触过宫崎骏、日本文化或者日本动漫，但也想一睹为快这个看起来颇为恢弘的冒险故事，尤其是这部动画还是在迪士尼的支持下在美国上映的。然而，电影看到一半的时候，他开始用手肘推我：“谁是坏人啊？”之后又生气地低声说：“我分辨不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小声回答道：“重点就在这儿！”

　　《幽灵公主》开创了宫崎骏世界的新篇章。这部电影野心勃勃、怒气四溢，它把失意、野蛮、万物的灵性，以及在他的《风之谷》里表达的审慎希望紧紧地捏合在一起，表达了导演越来越复杂的世界观。这部电影用神话般的视角展示了史无前例的暴力和环境崩塌场面，同时献上了一幅人性升华的宏伟画卷，以上这些都是导演宫崎骏在一部武士电影或者历史电影中的首次尝试。这部电影也让宫崎骏跳出了合家欢电影的领地，走向了更广阔的舞台。

　　在《幽灵公主》复杂的世界里，已经不再有像《未来少年柯南》里渴望权力的雷普卡，《鲁邦三世：卡里奥斯特罗城》里贪婪的法官，或者《天空之城》里邪恶的穆斯卡这样的坏人的容身之地了。相反，宫崎骏奉献给了观众野心勃勃但也慷慨大方的艾伯西夫人，以及坚持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被诅咒的世界里的神秘的疙瘩和尚。很明显，疙瘩和尚并不是唯一这么想的人。这部电影里，在十四世纪的日本，人类和荒野之神间的战斗到了最黑暗的时刻，宫崎骏似乎在说，所有我们这片土地上的居住者——不管是人类还是非人类——都被诅咒了。《幽灵公主》提出了宫崎骏在《风之谷》里暗藏的疑问：“人类把地球糟蹋成了这个样子，我们还有权力一直向非人类开战吗？是否存在人类和非人类的共存之道呢？”

　　这些问题与日本观众产生了深深的共鸣，并且，这部电影为宫崎骏在日本社会的影响力翻开了新的一页。《幽灵公主》并不仅仅是一部红极一时的电影，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当时超过2000位狂热粉丝在东京排队观看这部电影的首映，日本媒体予以热情的报道，之后，当这部电影票房超过之前斯皮尔伯格的《E.T. 外星人》保持的最高票房纪录时，日本媒体更是欢腾庆祝。有关这部电影的杂志文章，甚至电影特刊，在日本铺天盖地，从电影对传统历史的再创造，它令人印象深刻的不同风格的声优，到包括吉卜力工作室首次应用的电脑和数字绘画的革命性的动画技术，不一而足。

　　宫崎骏的采访话题也是一样，从环境恶化到他对孩子是否应该看这样一部暴力的电影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他自相矛盾，起初他说孩子不应该看，后来他又坚持认为孩子是这部电影最好的观众），范围颇广。他在日本动漫迷里久负盛名，1989年的《魔女宅急便》的大获成功为他赢得了更多的粉丝，但直到《幽灵公主》，他才变成了一位名人。这些并不意味他开始穷奢极欲，纸醉金迷。他仍然住在东京郊区地带的所泽市，继续邀请朋友和员工去他岳父在长野辖区的一座山上的农村旅店。在《幽灵公主》放映后的一个采访里，他说长久以来的愿望就是“远走他乡，住在一座山上小屋里”。

　　他隐居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从有关这部电影制作的大量文章和六小时长的幕后纪录片可以看出，《幽灵公主》是导演制作压力最大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比之前任何一部吉卜力工作室的电影的制作周期都长得多，成本预算也大得多，为了它，宫崎骏和他的疲惫不堪的团队们付出超人般的努力。因为宫崎骏对细节痴迷般的注意，这部电影为史诗场景、历史背景和大量角色所做的准备已颇为耗时，更不用说电影实际制作所耗费的时间了。一些老员工因此精疲力竭，在《幽灵公主》制作期间离开了公司，直到新的员工替补进来《幽灵公主》才告完成。

　　据《幽灵公主》的制片人铃木敏夫回忆，当时宫崎骏有大量工作要在短时间内完成，他终于“爆炸”了。导演亲自矫正故事板、核对原画、调整配乐、主持配音，同时在这部电影席卷日本之时，他还接受了大量电视、报纸、杂志的采访。正如铃木敏夫所说，宫崎骏把“他的身体和灵魂”都给了这部电影，为此殚精竭虑。铃木敏夫回忆起《幽灵公主》在高知市首映的前一晚，宫崎骏躺在床上，用水墨笔给自己的脸画了一幅素描。当他把这幅画交给铃木敏夫的时候，只简短地说：“给你，你把这个戴在脸上出去，在明天电影上映的时候假装是我。”《幽灵公主》引起的强烈反响标志着导演从广泛的公关责任退隐的开始。

　　围绕着这部电影的大力宣传活动标志着他退隐的起步：《幽灵公主》被工作室宣传为一部吉卜力电影而不是一部宫崎骏电影。这种改变不仅仅是象征性的，它证实了铃木敏夫——作为吉卜力的主要制片人——在掌控宫崎骏世界的地位的上升。铃木敏夫在《Animage》当编辑时就与宫崎骏、高畑勋相识，后来《魔女宅急便》的大获成功也被广泛认为归功于他。《幽灵公主》打破纪录的票房表现被认为是铃木敏夫最卓越的成功，这一成就助推其稳稳占据了动漫界的显赫地位。铃木敏夫被认为是能够让宫崎骏表达其理想蓝图的实用主义者，在吉卜力，他也越来越成为主导力量。确实，在制作《幽灵公主》的纪录片里，他的出场时间和实际导演这部电影的宫崎骏的时间也相差无几。

　　新面孔也从海外加入进来。吉卜力的母公司德间书店宣布和迪士尼合作，在全球范围发行作品。铃木敏夫达成了这项协议，对他个人和吉卜力来说，这是一项巨大的成就。这项协议一举扩展了吉卜力的全球影响力，并赢得了大量的国内公关策略。超过1000名记者参加了宣布协议的新闻发布会。铃木敏夫不无讨好地解释道：“《幽灵公主》只有帮我们获得国内的市场份额的前提下，它在美国上映的声明才有意义。”

　　实际上，尽管《幽灵公主》的英文剧本是由奇幻作家尼尔·盖曼（Neil Gaiman）执笔，且有大量美国明星和英语配音演员加盟，但它在美国的表现并不算理想。虽然《纽约时报》的影评人Janet Maslin对这部电影“充满异域风情的唯美场景”和宫崎骏“精美绝伦的道德宇宙”的建立予以褒扬，但是她也觉得有必要提及一下该片“拧巴”的情节和时而阴森可怕的画面。后来一位日本记者提出疑问：“怎么能指望看惯了简单的善良和邪恶的故事，充满了音乐剧和滑稽的死党，并且经常是大团圆结局的电影的美国人欣赏这部吉卜力工作室的杰作呢？”

　　宫崎骏对于这项与迪士尼达成的协议的态度十分模糊。除了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相当笼统的演讲以外，我没有发现任何他在公共场合下对此事的评价。这么多年来，他和铃木敏夫都未曾对迪士尼有赞誉之词，所以这项协议很可能纯粹是双方互利的实用性协议。但是至少，宫崎骏和铃木敏夫都对日本动画佳作能开创一片新的天地感到欣慰。另外，奥斯卡后来把当年的最佳动画长片授予了宫崎骏2001年的动画《千与千寻》，说明了美国观众还是能够欣赏“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之外的东西的。

　　《幽灵公主》在很多方面都具有开创性，这绝非一日之功。1990年代初，宫崎骏就已经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成人向动画电影《红猪》，后来又完成了《风之谷》漫画。宫崎骏经常找寻新的灵感，一部十三世纪的经典作品《方丈记》激起了他的好奇心。《方丈记》是一部反映世界和人生无常的作品，它文风简洁，措辞优美，迄今仍是大部分日本学校的学习教材。

　　《方丈记》并不是改编成动画或其他电影的上佳之选。《方丈记》的作者鸭长明之前是一位宫廷内臣，后因感世事幻灭，出家为僧。这部作品于1223年成书，当时正值战乱，饥荒，虫害，天灾（如地震和洪水）肆虐，生灵涂炭。作者因周遭发生的天灾人祸而隐居避世，静思内省。《方丈记》通过一个深思熟虑、富有诗意的人的视角，用一种远观的态度记录这些灾难。

　　宫崎骏对《方丈记》的兴趣是由一本叫《Hōjōkiden》的书激发的，这本书的作者是他最喜欢的小说家堀田善卫。除此之外，把电影推向比七、八十年代那些以家庭为导向的作品更为严峻的方向，导演自身的心境也是部分原因。从《红猪》和《风之谷》可以看出，导演对权力意识形态愈加感到失望，并且他对自然坏境的脆弱的强烈担忧也在《风之谷》的灾难场景里得以体现。

　　宫崎骏非常钦佩电影导演黑泽明。黑泽明的武士片极大地影响了战后日本电影。但是宫崎骏想在历史电影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在堀田善卫把《方丈记》看作是对鸭长明时代的错误意识形态和战争的批判的基础上，他想创作一部作品来讨论日本在后泡沫时代的空虚和迷茫。一个崇尚唯物主义和成功的国家，现在似乎正在精神真空里挣扎，当代日本词汇“空虚”的频繁使用就可以体现这一点。

　　1995年发生的两件大事重创了日本。第一个是二月份的神户大地震，造成四千到六千人死亡，这是自1923年康德大地震以来最严重的地震。对于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化国家来说，破坏的规模确实令人震惊。这似乎是大自然正在对人类文明的复仇。地震发生一个月后，“奥姆真理教”事件接踵而至，当时该教一名信徒在东京地铁网的一个繁忙车站释放了沙林气体，造成12人死亡，数千人受伤。这两起可怕的事件突显出日本人在心理上和环境上越来越感到脆弱。

　　作为一名生活在危险时期的居民，鸭长明可能对神户大地震的恐怖经历和引起的“奥姆真理教”事件的天启式绝望司空见惯。虽然宫崎骏最终放弃了拍摄《方丈记》的想法，但他仍继续构思一部中世纪时期的作品，讲述自然和技术灾难，以及如何在一个复杂而可怕的世界中生活的问题。不像鸭长明或黑泽明，宫崎骏希望给人类、自然和超自然力量平等的权利。

　　《幽灵公主》的核心其实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在一个被诅咒的世界里道德地生活吗？如果可以，那途径是什么？《幽灵公主》提供了两种可能的解决方案。第一个就是 “活！”，这是电影海报上的装饰标语，也是电影主角阿席达卡在努力克服对人类的恐惧和怨恨的时候，向绝望的狼王妃珊喊出的口号。联系社会情境，它告诉我们，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放弃宫崎骏在情感麻木的九十年代日本所迫切传达的的信息。第二个是“睁大眼睛看”——这是一个挑战，因为电影既表现了嗜血的野兽攻击，又表现了人类无情的工业化，并要求我们以清晰和客观的态度，观察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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