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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农村题材电影主流叙事的多维转向(薛晋文)

2024-05-17 阅读: 来源:《文艺报》 作者:薛晋文 收藏

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广大电影工作者感知时代新变、投入时代洪流、书写时代景观、诠释时代精神,依托农村题材电影文学创作了大量精品力作,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不断贡献文艺力量。他们在创作中奋力记录新时代之“新”、新农村之“新”,努力书写新农民和新生活之“新”,用心用情打造新农村形象、塑造新农民形象。

《周立波回清溪》海报

注重在历史、现实和未来之间建构主流叙事的表达空间。这类电影在叙事策略上注重将历史、现实和诗意相结合,创作者在跨越时空的组合和切换中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创新表达,每个人都能从不同的三重空间中寻觅和确证自己的经验和梦想,为观众最大限度参与剧情叙事和话题发酵提供了充足的再创作空间,这是新时代农村题材电影备受关注的重要缘由之一。例如已于长沙首映,即将与全国观众见面的电影《周立波回清溪》,讲述了六十多年前,周立波同志回到老家清溪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积极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并创作出小说《山乡巨变》的故事。这不仅是当年“山乡巨变”的生动写照,也完成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历史溯源。从《申纪兰》《我本是高山》《十八洞村》《出山记》《农民院士》等影片的内容和叙事主线不难看出,西沟村、华坪山寨、十八洞村、大漆村的贫困十分典型,昨天家乡的物质贫瘠、教育贫困和精神贫困,是今天我们实施脱贫攻坚战略的逻辑基础,脱贫攻坚和全面小康的胜利兑现了昨天我们对人民的庄严承诺,是我们党为人民服务和以民为本执政理念的生动实践,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体现。为人类减贫史和幸福史贡献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和使命,由昨天到今天的历史发展逻辑和社会实践必然令人心悦诚服。再往深处说,农村电影诗意化或诗意性的呈现,又凸显了主流意识形态带领人民战胜贫困的浪漫主义情怀和乐观主义品格,实现了农村电影的诗意表达。观众既能够在面向未来的诗意中觅得浪漫遐想和美好期盼,又能在思考中插上理想信念和诗意想象的翅膀,实现了“现实之思”和“浪漫之诗”的完美结合、有效呈现,将过去、现在和未来有机联系在一起,使得主流意识形态在全社会的传达不再生硬、呆板,不忘本来和面向未来不再是机械的说教,不忘初心和牢记使命也不再是抽象的概念,从而突破了传统农村电影叙事空间偏狭和呆板的局限,引发了新时代农村题材电影的共鸣和共情效应,让农村电影创作找回了久违的叙事自信和文化自信,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这是新时代反映脱贫攻坚的农村题材电影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善于在叙事主体、叙事风格和人物塑造中形成张力关系。新时代农村题材电影创作擅长在正面和英雄人物的喜剧化和戏剧化方面进行有效强化,试图在正剧叙事和喜剧叙事之间进行嫁接和突破,寻找两者之间新的“化学反应”,而非简单的“物理拼凑”,将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并置、将先进观念和落后观念并列、将乡村现实和未来理想并存,基于文化和人性基础上的一般冲突,试图创造一种文化轻喜剧的新概念和新模式。可以说,构成这些影片的不再是电影画面,而是画面背后的叙事精神和诗意灵魂,这正是诗意现实主义精神的独特魅力所在,这样的创作尝试在《我和我的家乡》《拨浪鼓咚咚响》《八角笼中》《屋顶足球》《树上有个好地方》中皆有体现。

《我和我的家乡》又有其独特之处,它采取了一种短片叙事或拼盘叙事的讲述模式,由《天上掉下个UFO》《北京好人》《最后一课》《回乡之路》《神笔马亮》五个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的短片组接而成,在短片叙事到长片叙事的探索方面有新意,将正剧风格和(轻)喜剧风格有机穿插在一起,让现实和理想轮番登场亮相。片中既有满载而归的现实主义者,又有饱受挫折的理想主义者,既能够让观众进行严肃的思考,又能够令人发出会心的微笑,既能够看到乡村奋斗者的激情、牺牲和坚守,又能够触摸到乡村理想者的曲折、感伤和艰辛。我们从片中不难看出,张北京、记者老唐、老范、乔树林、马亮他们为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奔走呼号,分别承载的是医疗、教育、扶贫、支教、基层干部等不同个体的民生诉求和角色愿望,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思想,在民生小切口和个体小理想中传达主流价值,彰显了上下同心、精准务实、攻坚克难、不负人民、家国一体和开拓创新的时代主题,在微言大义中实现了主流和支流之间的合流,达成了庙堂和乡野之间的共情。他们虽然遭受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曲折和波澜,但是,他们从不绝望、从不消沉、从不气馁,传达了全社会积极乐观、昂扬进取和奋发有为的时代情绪。观众会在含泪的微笑中收获挫折、失败、困惑之后的和解和谅解,在温暖的笑声和抚慰的泪水中积蓄再出发的动力和活力,从而自然而然地接受电影中叙事主体秉持的价值观,实现了依托浪漫喜剧进行有效主流叙事的创作初衷,从农民个体的现代化看到了“人的现代化”,从一方乡土的现代化看到了“中国的现代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在其中静水深流。可见,良好的喜剧效果是治愈社会情绪和时代症候的一剂良药,有利于调养和治疗社会亚健康的疾患,凝聚社会再出发的元气和正气。

同时,这种喜剧叙事作品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轻喜剧,这种喜剧以个体的梦想与世俗的羁绊、功利、习俗为冲突对象,具有浪漫喜剧的典型特征,讽刺的是影响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传统观念、道德习俗和陈腐机制。创作者借助对传统观念、习俗和机制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传达了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和精准扶贫理念,在最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中完成了主流叙事的转型和飞跃,赢得了全社会对脱贫攻坚战役的理解、支持和认同,实现了主流叙事和商业叙事之间的同频共振,激发了全国人民大团结的情绪价值和情感认同,强调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人民大众蕴含的时代变革力量,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这是新时代农村题材电影主流叙事创作中积累的最为宝贵的制作经验。

《八角笼中》海报

勇于在边缘和中心的相互审视中拓宽主流叙事边际。这类农村题材电影创作者注重在边缘和中心的换位审视中进行主流表达,敢于在粗粝现实和残酷处境中表达理想愿景,总是以人性关怀、情感安慰的叙事话语引发观众的共鸣和通感。代表性作品有《第二十条》《八角笼中》《屋顶足球》《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百鸟朝凤》等等。例如,《第二十条》坚守边缘向中心迂回表达的主流叙事立场值得充分肯定,坚持为弱势群体争取正当防卫判决是全片的主控叙事方向,为追求公平正义点燃了信念和希望之光,这种由边缘而中心的叙事策略是影片火爆出圈的关键所在,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主流意识形态观念。又如,《八角笼中》和《屋顶足球》讲述的皆是平凡小人物追求人生梦想和试图逆天改命的励志故事,他们身处社会的边缘地带和无名状态,但具有不抛弃和不放弃的坚韧品格和顽强斗志,勇敢地向命运的风口发起冲击和搏击,最终收获了理想和梦想,两部作品依托边缘小人物的奋斗史巧妙完成了主流叙事的含蓄表达。再如,《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叙说了一对裕固族少年不远千里寻找家园和亲人的感人故事。然而,兄弟二人看到的却是大漠孤烟、长河断流和故乡朦胧,现代性的工业文明污染让人痛心疾首,创作者依托生态危机传达了主流叙事的意识形态观念,昭示了“两山理论”的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可以说,《老驴头》《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均是依托生态叙事和伦理叙事创新主流叙事表达空间的典范之作。此外,在“第二个结合”的理论视野下,再度审视《百鸟朝凤》的意义和价值显得尤为重要。该电影的表层叙事是一位老艺人的唢呐情缘,但深层叙事是对传统文化坚守和发展的强调。


(作者:薛晋文,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视听艺委会副主任,山西吕梁学院校长、党委副书记、二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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