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梅花、牡丹、荷花、金菊……不只是花名，金鹰、金鸡……不仅是动物，飞天、华表、金钟……也另有所指。在新中国的文艺百花园中，有这样一些熠熠闪光的奖项，它们记录着文艺工作者的荣耀时刻，承载着几代观众的美好回忆。让我们顺着这些奖项寓意深远的名字，走进时光的隧道，了解它们背后令人难忘的故事。

第36届百花奖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长津湖》剧照

1962年5月21日，一位女演员坐在从上海开往北京的火车上。她穿着借来的夹克衫，心情兴奋又忐忑，这是她人生第一次睡卧铺，更重要的是，此次北京之行的目的，让她感觉无比光荣：领取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女演员奖。她就是《红色娘子军》中吴琼花的扮演者祝希娟。在第二天下午的颁奖礼上，她见到了周恩来总理，还获赠了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的书法作品“浇来都是英雄血，一朵琼花分外红”。这个激动人心的下午深深影响了祝希娟一生。那么，“大众电影百花奖”究竟是什么奖？为什么有这么强的影响力？故事要从1961年开始讲起……

■初心：一个由观众说了算的奖

“大众电影百花奖”是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倡导下创办的。1961年6月，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了“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周总理在会上强调，“文艺要好好为人民服务，就要通过实践，到群众中去考验”，“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来回答，而不是由领导回答”。

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即中国电影家协会）受命筹办这个群众性的电影评奖活动。根据当年的会议记录，关于奖项的名称，曾有过“《大众电影》读者评选1960—1961最佳电影奖”“工农兵奖”等设想，最后“百花奖”这个名字既有文艺范儿又喻义“双百方针”，得到了一致认可。1961年10月，中国影协所属《大众电影》公布了评奖启事，明确评奖目的是“鼓励工农兵方向下的优秀影片，促进电影艺术创作的百花齐放”，评奖对象是1960—1961两年中出品的影片，设大奖一个，奖给最佳影片，同时分设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最佳配角（包括正反面角色）、最佳电影摄影奖、最佳电影音乐奖、最佳电影美术工作奖、最佳戏曲片奖、最佳美术片奖、最佳纪录片奖、最佳科教片奖。就这样，奖项宗旨定位明确，四梁八柱齐备，“百花奖”在广大群众和电影人的期盼中呱呱坠地了。

从初设至今，“百花奖”的奖项设置有所变化。在影片奖项方面，后来分设最佳故事片奖和优秀故事片奖。在个人奖项方面，最佳导演、最佳编剧1981年被取消，又分别于2006年和2012年恢复；最佳配角在1983年后分设为男女配角；2006年增设了最佳新人奖。1963年曾设立荣誉奖，后改为终身成就奖。但不论奖项如何变化，由观众说了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60多年来，“百花奖”犹如一块磁铁，以电影的名义，把无数热爱电影的观众紧紧吸引在一起；它又像一盏路灯，以观众的名义，为广大电影工作者指示着创作前行的方向。

■纽带：拉紧观众与电影的联系

在各种艺术类型中，电影的节奖活动可能是品类最多的，而在电影的节奖活动中，“百花奖”是最重视观众评价的。从创办时起，观众就对它倾注了极大的热情。第一届百花奖举办期间，全国各地各行业10多万人参与了影片评选，《大众电影》编辑部共收到117939张选票，在北京女子三中的300名同学帮助下，经过几天的奋战，才统计出了全部结果。为了买到《大众电影》参与投票，有些观众凌晨3点就去排队。参与者不但有热情，而且很较真。一位北京观众给《大众电影》编辑部写信说：“我们全家人用星期日的一个半天一起讨论了应该得奖的影片。”辽宁的一家工厂只有一本《大众电影》杂志，关注评选的工人则有4000多名，怎么办呢？厂工会想了个“高招”，把候选影片、候选人名单抄录在宣传栏里，让大家反复推敲，广泛讨论，仔细分析了半个月，然后才郑重其事地填写了选票寄往北京。

在评选中，观众对国产电影的喜爱得到了重视，电影工作者对观众的赤忱也得到了传递，而这又反过来加深了观众对电影的认知和感情。一位新疆观众说，参与评奖促使他认真思考分析影片的好坏。一位上海观众表示，自己平时看完电影喜欢和人讨论影片的得失，“可是，谈来谈去，只是几个人的看法，难于得到检验和提高。这次群众性的评选‘百花奖’，就是要让大家来总结哪部电影拍得最成功，哪些电影工作者工作得最出色，这是电影工作者对观众的信任，我们当然很兴奋”。正如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齐燕铭在首届百花奖授奖大会上的讲话所言，这次评奖“不但是对1960—1961年这两年来的电影艺术作了一次全面检阅，而且也使电影工作者进一步了解到广大群众的要求和期望”。

如今，虽然这些记录当年观众心声的老期刊已经发黄变脆，但是观众热爱电影、踊跃投票的热情依旧。一句句真挚质朴的话语，充分说明“百花奖”不仅是一次电影评选，更是一次社会美育；不仅是对电影创作的推动，更是对文化风尚的引领。

新时代的文艺评论应当更加有效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文艺评奖应当为谁而评、由谁来评，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如何发挥作用，“百花奖”的历史经验无疑提供了可资汲取的宝贵经验。

■缩影：中国电影奋进的微观史

综观“百花奖”的发展历程，大体可分3个阶段。从1961年创立到1964年停办为第一阶段；从1978年恢复到2011年为第二阶段，进入与中国电影金鸡奖“双奖”协同发展的时期；2012年以来“百花奖”在改革创新中进入第三阶段。

1979年，《大众电影》复刊，发行50万册，茅盾题诗祝贺“恢复刊名大众，缅怀从前内容。亦庄亦谐潇洒，百花齐放争荣……”两年后，杂志发行量即增加到了950余万册。被迫中断十几年，第三届“百花奖”终于在1980年再续辉煌，当年收到手写选票160万张。第四届百花奖的参与者更是达到了200万人，创造了群众参与电影评奖的又一个“奇迹”。

各地掀起了抢购《大众电影》杂志的热潮。上海化工专科学校只抢到了4张选票，全校希望参与投票的则有2000多人，学校为此专门组织了“百花奖”预选，复印了200张预选票，由每个班级的代表参与预选，同时组织了评选委员会请各班代表充分讨论，最终完成了4张选票的填写。有的观众给《大众电影》的信中写道：“虽然我知道全国有数以十万、百万计这样的选票，我的这张选票并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可是我还是觉得手中的笔有千斤重……我绝不能轻易落笔，因为我要填写的不仅是一张普通的选票，而是一个读者、一个电影观众献给祖国电影事业的一颗炽热的心。”不仅普通观众，科学家和文学家同样对“百花奖”充满了热情。华罗庚兴致勃勃地填了选票，并赋诗道：“科学与艺术，本是他与她，论性质相隔十万八，但在社会发展的今天，相辅相成，两户成一家。”诗人邵燕祥没有拿到选票，为此还专门写了一首诗寄到《大众电影》杂志社，题目就叫《请给我一张选票》。除了国内，编辑部还收到了来自赤道几内亚、加纳等国的选票。

著名导演谢晋曾呼吁，在金鸡奖、百花奖“双奖大会”的基础上，创办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节。为了适应电影发展的实际需要，回应业界和观众的呼声，经上级部门同意，中国影协创办了“金鸡百花电影节”，1992年，桂林获得了首届承办权。2005年，全国性评奖改革中，“金鸡奖”和“百花奖”从每年颁布一次改为轮流举行、交替颁布。“金鸡奖”为奇数年颁布，“百花奖”为偶数年颁布。

一路走来，“百花奖”定格了国人与中国电影的难忘瞬间，记录了电影带给国人的欢乐和感动。在发展和转型中，“百花奖”的覆盖范围逐步拓展到港台电影界。“百花奖”评奖方式也随着时代变迁和媒介发展而不断调整升级。陆续增加了网络投票、手机投票、全媒体平台投票、网络注册投票、扫描二维码投票等方式。

■丰碑：为中国电影“人民性”代言

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一幕，50多年转瞬即逝，2018年第27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上，祝希娟被中国文联授予终身成就电影艺术家荣誉，抚今追昔，80高龄的老艺术家无限感慨：“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是近12万名观众一票一票投出来的，这是观众给予的荣誉，我永远对观众满怀感激之情。”她记得，在首届百花奖颁奖大会上，周总理对获奖人员说：“观众给你们的荣誉要珍惜啊。”

作为我国电影史上第一次群众性的影片评奖活动，60多年来，“百花奖”不愧为中国电影人民性的代言人。

在长长的获奖名单中，我们看到了《红色娘子军》《吉鸿昌》《天云山传奇》《人生》《开国大典》《大决战：辽沈战役》《鸦片战争》《集结号》《战狼》《我和我的祖国》《你好，李焕英》等足以写进中国电影史册的作品，我们见到了谢晋、陈强、李默然、王晓棠、牛犇、王馥荔、姜文、张艺谋、陈佩斯、巩俐、李雪健、赵丽蓉、葛优、冯巩、潘虹、张国立、周迅、吴京、张译等几代中国电影人迈向艺术高峰的攀登身影。

不论是弘扬爱国主义的黄钟大吕之作，还是展现百姓家事的温暖治愈佳片；不论是再现英雄楷模感人事迹，还是讲述芸芸众生酸甜苦辣；不论是表现历史文化风貌，还是反映社情民意热点，“百花奖”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与人民同向同行。它忠实传递并积极回应着群众对电影的评价，在汇聚群众口碑中铸就了中国电影的丰碑。

（作者：胡一峰，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副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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