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与江西省文联联合主办的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暨长征题材文艺创作研讨会在赣州举行。

　　与会的20余位代表，分别来自北京和长征沿途省份，他们是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美术等不同领域卓有成就的艺术家、评论家。但是，来到赣南这片红土地，研讨长征题材的文艺创作，他们的心里有着朝圣一般的虔诚。

“长征是经典的中国故事”

　　82年前，中国工农红军从赣南出发，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进行了380余次战斗，攻克700多座县城，行程25000里，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

　　80年来，这些故事被一代又一代的文艺工作者不断传诵——从毛泽东同志脍炙人口的革命诗篇《七律?长征》，到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向世界讲述中国长征的作品《红星照耀中国》;从陈其通将军的第一部全景式反映长征的话剧《万水千山》，到肖华将军与作曲家们共同完成的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从魏巍的小说《地球的红飘带》，到王朝柱编剧的电视剧《长征》、电影《走过雪山草地》，以及李修文编剧的《十送红军》……这些作品不仅国内读者、观众耳熟能详，有的还在海外获得了赞誉。比如电视剧《长征》在韩国热播，电影《走过雪山草地》在中美电影节上曾经获过最佳编剧奖。

为什么这样一个题材能让文艺家们孜孜汲汲、不断求索?

　　与会者的答案是：因为它是经典的中国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有对祖国的热爱，有对信仰的坚贞、对胜利的渴望，还有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团结互助、英勇无畏……它是中华民族优秀品格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融合后的一次强爆发。

　　一个不珍惜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一个伟大的民族必然会自觉地运用文学艺术的形势，来讲述本民族流传史册的故事。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夏潮认为，包括长征在内的中国革命、中国建设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以及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上都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英雄，产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我们讲述中国故事，首先就是要讲述这些故事。长征题材是中国当代文艺对人类文明或人类文化的一个独特的贡献。这些作品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以其独特的思想艺术魅力，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素质发挥着独特而积极的作用。

　　正是怀抱着铭记历史的使命，1984年10月16日，原经济日报常务副总编辑罗开富在50年前红军出发的同一时刻、同一地点，开始了他的长征——“必须全程每一公里都徒步;必须按当年红军长征的时间行进，同一时间出发，同一天到达;必须走原路，不得走新修的公路;每一公里都必须有向导或当地群众签名作证;必须每天发一篇稿”。罗开富说，当年红军长征的时候没有报纸，他的长征就是为了填补当时的空白。368天艰难的行走和书写，对长征进行系统回顾和真实的体验报道，一方面是为了再现当年伟大的长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今天的长征以启示和精神动力。

　　80年前的那场长征到今天仍然有着无比珍贵的现实意义，它的价值是永恒的，所以，不论在今天，还是在今后，讲好长征故事，讲出它的筋骨，讲出它的道德，讲出它的温度，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这是与会者的共识。

“在历史离我们越来越远的时候，我们该怎样去书写历史?”

　　然而，80年的岁月实在太过漫长，那段历史离我们越来越远。文艺创作的生态环境，人民群众的审美，文艺产品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欣赏方式、接受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专家们更为关注的是，今天我们应该怎样来适应这些变化，更好地书写长征?

　　著名导演翟俊杰曾经三拍长征，并留下了“三拍三新”的影坛佳话。《金沙水拍》关注的是伟人的命运，强调了故事的传奇色彩;《长征》展现的是恢宏的事件，在内容上进行了重大突破，第一次把党内的斗争表现出来;而《我的长征》，叙述的是一名普通的红军小战士的经历，用他的视角，来观照长征中一系列的重大事件……

　　翟导认为，当前的影视创作处于一种空前繁荣的状态，出现了很多好作品，但是也必须看到社会的浮躁也多多少少地在影视创作中反映出来，娱乐至上，娱乐至死……让我们的银幕和荧屏不那么健康。他提出要警惕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模式化、先进模范人物题材概念化、古装历史题材戏说化、战争军事题材娱乐化、现实题材低俗化的倾向。

　　他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提出在目前的创作环境下，文艺工作者要处理好市场和立场、价格和品格、产品和作品三者的关系。尤其是在创作长征题材以及其他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作品的时候，一方面要有信念、理想、担当;另一方面也要敢于创新、突破、超越。

　　的确，仔细回味翟导的作品，无一不闪耀着信念、理想、担当的光芒，无一不是创新、突破、超越的成果。

　　专家们还提出，要加强长征题材文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要在艺术性、观赏性、可看性上下大功夫。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应该允许在史实的基础上，在生活的基础上，进行艺术虚构，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77岁的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向延生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创办人之一向隅同志的儿子。或许是因为流淌在血脉里的那份情结，他始终对长征题材的音乐作品情有独钟。会上，他向大家讲述了1951年，由著名红军老战士李伯钊等艺术家创作的歌剧《长征》。这部作品是首次以长征为题材创作的大型文艺作品，汇聚了当时国内许多重要的创作演出人员，除李伯钊外，还有于村、海啸、焦菊隐、于是之等，向延生称之为“长征文艺题材创作的第一座高峰”。激情讲述之后，向老深深感叹今人多不知。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郑工从油画《三湾改编》《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湘江之战-1934》和雕塑《艰苦岁月》等作品入手，细致分析，用“角度”与“片段”、“细节”与“气质”两个关键词，阐述了如何让历史进入当代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80年来，文学在对长征的书写和表达方面，贡献尤为卓著。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李朝全通过细致的梳理，把长征题材的文学创作分为三个阶段：长征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长征题材文学作品主要是在场书写与及时记录;到上世纪80至90年代，长征题材创作走向深入和创新;新世纪以来的创作则更加重视人物刻画和探察历史细节，追求史诗性格局。

　　李朝全认为，长征是史诗性历史事件。但是，对长征题材的文学书写迄今尚未诞生与之相匹配的史诗性巨著，特别是在小说创作方面，力作杰作更显匮乏。长征题材文学创作存在写实有余想象不足、守成有余创新不足、历史有余现实不足等缺憾。他认为对历史的文学书写应该指向当下。今天的长征题材创作“由今人写”，更应“为今人写”。要用今天的视角、今天的眼光和今天的载体、方式来审视长征、思考长征、表现长征，要考虑长征题材的作品对于今天人们的认知价值、启示价值和励志价值。长征精神最重要的是理想信念，是信仰的力量和精神的魅力，是一群青春蓬勃的年轻人为了自己崇高的理想而不懈奋斗、上下求索的过程。这样的主题对于今天的人们特别是青少年无疑具有重要的思想和精神滋养作用。

“信仰的河流向太阳”

　　主办单位别出心裁地安排了走出会场、走出书斋的现场研讨。

　　冒着淅淅沥沥的春雨，一行人来到于都，来到瑞金。在叶坪红军广场，大家肃立在红军烈士纪念塔前，向烈士们敬献花篮，两位军旅文艺工作者——75岁的翟俊杰和29岁的李子榛，向烈士们致以庄严的军礼。在云石山、沙洲坝、华屋村……行走在红军曾经生活战斗的现场，一树一草，一桌一凳，每一幢老屋，每一帧照片，每一条标语仿佛都还带着他们的体温;当地的党史专家动情地讲述了他们精心搜集来的红军故事，这些故事隐藏在那些宏大叙事背后，鲜为人知，却是无比珍贵。王树增在写作《长征》时感叹“最困难的是所有可见史料对历史事件细节记述的匮乏”，而在这里，不经意间就会和那些鲜活的细节撞个满怀。

　　战斗文工团年轻的编剧李子榛，是长征题材电影《太阳河》的编剧。为了写长征，她对那段历史作了细致而深入的研究，但是，来到赣南，她还是被这些有温度的物件和故事打动。感动之余，她在求解——如何破解年轻人对“主旋律”作品的误读，如何在创作中将“长征精神”和“红军精神”与当下时代产生共鸣。

　　现场研讨让她找到了答案：努力破除高大全和概念化，剔除英雄的“神性”，在他们最常态的生命和生活中发现动人的光芒，是让主旋律走进年轻人内心的最好方式。“就像此时，英雄和伟人就在我们眼前。真实地呈现他们身上的真善美和崇高，不用等身塑金，他们就会像亲人和朋友一般，自然而然地走进我们心里。”

　　在《太阳河》的创作过程中，李子榛一直在苦苦追问她的主人公们为什么会义无反顾地踏上了那条生死未卜的路?站在这里，她觉得自己与那些英雄们做了一次深刻的沟通，她真切地理解了他们：两万五千里的饥寒交迫、家国情仇、凤凰涅槃般的浴火重生，早已超越了其本身的成败、价值与意义。信仰的河流始终向着太阳，而信仰是他们的生命!

　　与李子榛的交谈让记者注意到这支队伍的年龄——不知是主办方的有意或是一种巧合，与会的20多位文艺家和评论家的出生时间从上世纪30年代一直到80年代。整整五“代”人，相聚在红军长征出发地，谈论长征的书写，这是一个隐喻还是一种象征?或许，这根本就是一种必然。对于长征的书写，一定会一代接着一代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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