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把脉长征题材文艺创作

长征精神，并不遥远

　　4月14日至15日，向延生、翟俊杰、罗开富、陆绍阳、李朝全、李子榛等6代人、年龄段分布从20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生，影视、文学、美术、音乐、党史等各艺术门类、各学科领域的学者、作家、编剧、导演聚拢在江西赣州，在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和江西省文联主办的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暨长征题材文艺创作研讨会上，以饱满的热情谈到自己对长征、长征精神的认识，碰撞出长征题材或者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市场与立场”“创新与超越”“人性与信仰”“历史和当下”“多元与坚守”等问题，大家都认为长征精神具有永恒价值，今天纪念长征、表达长征，就应该让为理想而奋斗的人性的光芒穿越历史到达当下，让涌动的红色血脉成为激发我们今天文艺创作活力的重要源泉。

著名导演翟俊杰在江西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发表感言 蒲波 摄

　　影视作品≠生动的教科书

　　“一开始就是‘硝烟滚滚，枪声阵阵’。再看一个剧本，又是‘枪声阵阵，硝烟滚滚。’……”作为国家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成员、全军艺术委员会委员，八一电影制片厂国家一级导演翟俊杰谈到审查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电影就头疼，为什么这类剧本会如此模式化、概念化呢?

　　翟俊杰曾经三拍长征，“长征精神”对他来说是一个言说不尽的话题，“长征是个永恒的题材，而且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他用毕生精力出色地完成了一部部重大题材电影作品的拍摄，总结出12字箴言：“信念、理想、担当、创新、突破、超越”。除了三拍长征，不管是《血战台儿庄》《大决战》《我的法兰西岁月》还是《惊涛骇浪》等等，他都始终如一地贯彻自己的创作态度和创作理念。

　　翟俊杰说：“我三拍‘长征’，如果驾轻就熟、轻车熟路，就应该自己给自己打个问号了。每一次拍摄，我都是如履薄冰，都像第一次在拍。”态度严肃了，那具体怎么拍?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就是生动的教科书。可翟俊杰并不赞成这样的看法，他认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虽然承载有介绍党史、军史的责任，但如果只是去阐述某一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面面俱到，那必然会失败。“那观众干脆去看史料，看权威的历史教科书，何必花很多人力、物力、财力去拍一部不是电影的电影、不是电视剧的电视剧呢?”

　　如果拍好战争题材的影视作品，其实有不少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放眼世界影坛，美国、前苏联、法国、意大利、日本等都创作出许多优秀的战争题材影视作品。翟俊杰对此如数家珍：“《魂断蓝桥》没有硝烟弥漫的战场，却具有强烈的反战色彩;《巴顿将军》没有详细的战役描写，却通过一系列生动的细节将巴顿将军塑造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他认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思想性是既有的存在，影视作品要在艺术性上下功夫。大事不虚，小事不拘，要允许而且应该进行艺术虚构。哪能看看史料，再捏到一起，就成了一个剧本了?”

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暨长征题材文艺创作研讨会与会人员在江西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观摩红军长征路线图 蒲波 摄

　　纪念长征，我们在寻找什么？

　　“我们今天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来纪念长征，我们应该如何用艺术去反映长征?”江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赖大仁思考着这样的问题。

　　谈论长征话题，赖大仁心情沉重。在消费主义时代，战争片开始比残酷、血腥、震撼力，用艺术去表现长征是去渲染苦难呢，还是给人以正能量的启示?长征题材，确实有其特殊性。它所蕴含的是一种民族精神、一种做人的精神。他将长征题材文艺作品归纳为四种类型：一是还原性写作。即以当事人回忆录、纪实文学这样的方式，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历史事件，深入到历史事实的肌理中去，挖掘出有血有肉的内容。二是歌颂性写作。“对于长征这样的伟大事件、伟大精神，怎么歌颂都不为过，但我们不能老在一个层次上重复，否则会引起读者观众的一些厌倦。”三是娱乐化的写作。需要注意的是，革命题材最不适合以这样的消费心理去写作。娱乐主义、消费主义的态度，会把长征题材所具有的历史启示内涵淹没掉。四是反思性写作。认真回顾长征，让我们进一步反思当年教条主义、领导机制专断独行所带来的严重教训。

　　长征精神，具有巨大的感召力、恒久的价值——这是共识。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边国立给长征精神又增添了光辉的一笔：长征闪耀着人性光彩。“革命力量高于天，红军将士的理想高于天，为革命理想牺牲生命显然是最高尚的人性，我们红军队伍整体上就是这样一支最富有高尚人性的队伍。”边国立认为，创作者如果能撇去一些表面的浮躁，冷静思考下，就能意识到“当年的红军为了大部队牺牲小部队，为了他人牺牲自己，难道不神圣吗”?他们的革命理想是什么?一切都是为了老百姓的幸福生活。这样的人性美，具体讲，就是官兵同甘共苦、处处为他人着想、爱护他人的生命胜过自己。尽管革命的队伍里有动摇的、畏缩的，但是长征队伍的整体英雄气质却是不可动摇的，其人性光彩光芒四射。所以，我们要记住长征闪耀的人性光彩。

　　美术创作，如何让历史进入当代？

　　从美术的角度来看国家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的创作，涉及的问题更加明确。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郑工提炼出两对关键词：角度与片断，细节与气氛。

　　郑工认为，所谓的角度与片段，强调的是一个当代的历史题材。创作历史题材文艺作品，很多人认为应该用历史的眼光回到当时的历史情景当中，尊重客观事实，还原历史。所以作者往往是接到一个命题任务以后，进入史料堆里去反复熟悉历史材料，寻找最适当的方式，尽量去除主观来呈现。“我们发现同一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亲历者和后来者的视角很不相同，同一时期的创作与后一时期创作的视角也不相同。那历史的真实性在哪里?在理论上可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个是强调亲历者的经验，眼见为实;一个是强调历史的客观性，要避免排除亲历者主体意识过多地介入。”

　　如何让历史进入当代，比如说重返革命遗址、遗迹?郑工认为，美术家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如实地对待眼前的景物，再现遗址遗物;另外一种就是把画家当下的一种感受，转换到对象的形式或者是形象的表达上。“其实历史被不断地阐发的问题，不在于你是否依循着历史，而在于你从哪个角度观看并叙述历史。其实叙述者的主体意识控制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历史复现，并决定了历史复现的面目。或者说历史复现就是当代精神的折射，是当代某种创作方式的体现。”郑工比较了当代中国美术史上不同时期的关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整体风格的不同——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强调戏剧性冲突，预设高潮，注意聚焦性的状态，体现古典的英雄史观。80年代以后，一种平行的视角出现，并影响着历史的叙事方式。以渐进的拓展方式构筑内在的叙事逻辑，注重其间的关系，有着非中心化的表象。

　　作为艺术的表达，究竟是细节更为重要，还是气氛更为重要，在美术界也有争论。在郑工看来，细节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细节可以摆脱图像的限制，而成为艺术形式的基本内容，但对于细节的把握却不是每个人都能认真思考的。当下，在战争题材美术创作中，气氛问题也引起很多人的关注。有艺术家认为，细节不重要，重要的是气氛的把握，作品的感染力是重中之重。每个艺术家都有独特的处理氛围和陈述的关系的方式，如把形象虚化，强化气氛，而弱化历史事实。所以，他的结论是，当历史事实成为造型艺术的材料时，个人的艺术创作手法，是往两方面分别发展。比如说，在个别的问题上面寻找个别的解答方案，或以代言的方式塑造事实，从而放大。前者的主观意识更为强烈，形式更为多样，不拘一格，而后者貌似客观，也不过是将主体意识隐藏在适度的表象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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