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民文学》2010年开辟“非虚构”栏目以来，非虚构文学便在中国风行开来。因为201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以非虚构为写作重心的白俄罗斯作家斯维拉娜·亚历塞维奇，由此引发的震荡波，中国早已有之，于今为盛的非虚构文学，又掀起了一轮热潮。而中国社会正经历漫长的新旧交替时代，非虚构的写作，必定在这交替里产生，并为这交替写下见证。这些见证，或将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生活。

　　一

　　自《人民文学》2010年开辟“非虚构”栏目以来，非虚构文学便在中国风行开来。不用说几乎是现象级的梁鸿《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即便是书写历史风云舒卷的阿来《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相对另类的李爽《爽》，引人忧思的萧相风《词典：南方工业生活》，清丽可人的李娟《羊道》，都能引起人们特别的阅读感受，各杂志也开辟出与非虚构相关的栏目，如《收获》的“说吧记忆”、《当代》的“往事”和“纪事”、《花城》的“家族记忆”、《读库》和《时尚先生》里的各类文章等等。及至2015年下半年，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以非虚构为写作重心的白俄罗斯作家斯维拉娜·亚历塞维奇。因为诺奖的震荡波，中国早已有之，于今为盛的非虚构文学，又掀起了一轮热潮。

　　没有一个固定年份的起讫，会让事物截然二分，因此，在开始2015年的非虚构综述之前，让我们先回到2014年。这年7月，袁凌《我的九十九次死亡》出版。在这本记述作者经历的九十九次死亡的书里，写有各种各样人的死亡，老死、病死、横死、处死……从孩提开始，死亡就悄悄来临，“这像是一种暗中的挑选……出天花、汤火关、落树、蛇咬、瘟(溺)死、掉魂，都是挑选的手段，命运像是一副巨大的筛篮，只有那些躲过了筛眼，留在筛子里面的孩子能够存活。”(袁凌，《我的九十九次死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版，序)不只是人，还有树的死，熊的死，狗的死，各种动植飞潜的死，各类物品的消失……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或许是因为对死的郑重，这本书有显而易见的抒情气息，仿佛面对命运的、有分寸的叹息，重了，怕惊扰了逝者，轻了，又不能达成安慰。

　　不过，生与死的界限，在这本书里也没那么明显，所有的死者，在此之前都是生者，他们有自己的喜怒哀乐，跟所有生者的喜怒哀乐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　而那些更早逝去的人，也化为鬼神，庇佑或干扰着这个他们曾经生活其间的人世。鬼神究竟有没有，谁也不知道，所以孔子有“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作者呢，也不置可否，或许“走运的人、火眼高的人，鬼就不敢来冲犯;　不走运的人，火眼低的人，鬼就找上了。一般人年轻的时候火眼都高，所以老年人给年轻人说鬼，没有几个相信的，要等到他们自己老了，就和鬼神的世界渐渐亲了。六七十岁的老人，其实已经有一半活在鬼界了。”(同上，第127页)

　　这鬼神的世界稍一扩展，我们看到的，就几乎是一个因果牵连的世界。外婆老了，幺舅很冷漠，后来竟用橘子噎死了之。外婆过世之后，“幺舅接连遭了两次灾星：一是他得了伤寒，倒床一个多月;二是有一晚上，他在外婆原来住的房子里睡觉，加了火门窗关得死死的，结果煤气中毒了，口吐白沫，弄到卫生院好不容易救转来。这两件事情发生以后，幺舅爷到外婆墓门前去了一趟，烧纸，恳求外婆保佑”。然而，幺舅终于没能免于责罚，他去跑摩的，“两辆大车一上一下，他在拐弯的时候超车，抵到了两辆车中间，夹得极死”(同上，第266页)。这样鬼神参与、报应不爽的事，在这本书里所在多有。只是，读过后我们或许会明白，鬼神存在可以不论，但对鬼神的存在相信与否，对因果牵连的相信与否，在在影响着活人的世界。

　　其实也未必全劳鬼神，摊开看人的一生，差不多也是一次因果之链的循环。安爷爷出身地主，没有野心，雕章刻字，赖以存身。一个贫农姑娘看了她写的春联，主动要求嫁给她，也就有了幸福，有了儿女。不幸她早早离世，安爷爷拉扯大儿女，由儿子陪同，去了西安，“待在碑林里，费掉三张门票。他终于看到了两本书上的草字，还有更多字帖的来处”(同上，第83页)。安爷爷去世后，我去跟刻碑的王恒利了解他们的交谊，“王恒利却忽然哭起来了，说袁仁安还有这么个孙子，想着访问他的事情，将来写下来”(同上，第85页)。也算得了安慰。仿佛都不是大不了的事情，不过是平淡的一生吧，却也略有波澜，在乱世里，能经受幸福，获得过满足。在人与人密集的关系缝隙里，在斗争如火如荼的时代，安爷爷算是逃过了厄运，避免了极度的不幸。如果说因果，这平淡换来的近乎幸福，也可以算是因果给予的报偿了。

　　如此一来，即或有忤逆，乡村的生活，也近乎安稳了，却并不是。在这里，人情薄如纸，人命如草芥，那些尘肺患者，那山洪中的少女，街上的疯子，被枪毙的小偷，棚屋里的幼女，吃观音土胀死的乡亲，溺死在粪池的婴儿，被掐死的孩子，被生父强奸的女儿，被塞在便槽里的普法青年……都提示着我们，这不是无论魏晋的桃源，书里写的，更常见的是旧秩序的崩塌，那些参与了人世生活的鬼神和因果，也差不多是旧秩序的残留，并不是新体系的产物，甚至于对现实的关心，也浸染着作者的笔，内里的心疼，慢慢渗透出来。这一点，从袁凌2015年新写的几篇文章里，可以看得更加明显。除《被叫走的母亲》　还有对旧秩序的叹惋，此外的作品，不管是《他吸完最后一瓶氧气，没有等到新年》《在悲痛最深邃处寻找宁静》，还是《矿工雪夜逃生记》《一个现代隐士的偶然死亡》，甚而至于《上访一辈子的美丽女人》，都是对新体系建立中被遗漏者的命运的忧虑、无奈，甚至痛惜。

　　对消亡和即将消亡的一切的怀念，对新体系建设中个体命运的担忧，是很多作品的主题，如马宏杰　《最后的耍猴人》，如申赋渔的《匠人》。《最后的耍猴人》深入一个个具体的耍猴人身边，关注他们的辛苦与坚韧，也对他们遭遇的不公深怀同情，把一个即将消失的群体，用文字呈现出来。《匠人》则具有明显的哀婉气息，书里写到的瓦匠、篾匠、豆腐匠、扎灯匠、木匠、剃头匠、修锅匠、雕匠、花匠、铁匠、杂匠、裁衣、教书匠、秤匠、织布匠，或者已经消失，或者行将消失，或者早就失去了这个名称的本来意义，变成了新体系的一环，流水线的一角，不再有手艺人那种自足的质感。作者写这本书，仿佛也是为了怀念：“那些不复存在的匠人们的脸，一次次地出现，一次次地把我拉回到那个已经消失了的年代。”(申赋渔，《匠人》，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6月版，前言)

　　二

　　2015年，抗战题材的作品大量涌现，粗略来分，可划为全景式作品和个人性作品。全景式作品，或书写抗战的全局，如王树增的《抗日战争》;或抗战某一方面的总体情形，如李延国和李庆华的《根据地》、徐锦庚的《台儿庄涅槃》、孙晶岩的《北平硝烟》、李林的《雪沃东北：民族英魂88旅》、彭荆风的《旌旗万里：中国远征军在缅印》等;或抗战中某些少为人知的角落，如章剑华的《承载》、王龙的《刺刀书写的谎言》、高建国的《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铁流的《一个村庄的抗战血书》等。作品太多，不能遍举，要说的是这些作品，或从全局宏观书写抗战，或从某个局部全景展现抗战细节，或在某个范围内发掘抗战传奇，都从某种意义上重新让人回到那个艰难时代，并在这艰难中展示了抗战军民捍卫国土、浴血奋战的荣耀。

　　王树增《抗日战争》，三卷，180余万字，是作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走访亲历者的结果。该书从大处着眼、小处落笔，牢牢把握住抗日战争的各关键时段，却又从各时段的上下四旁入手，全面展示了战争的起因、发展、结果，并始终贯穿有血有肉的人物，书写饱满而生动。因为忠实材料和贴近人物，作品部分摆脱了以往抗战叙事中常见的意识形态偏见，回到人物具体的行事，把抗战中形势的转换、局面的复杂，参与抗战、为抗战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包括他们的英勇和犹疑、勇敢和偶尔的怯懦，对抗战持不同看法者的思考，都一一写进书里。这样的书写方式，既看到了抗战的艰难，也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人物在战争中的表现，让人感受到抗战荣耀的同时，也在宏大背景的对照下，对具体人物能产生同情的了解。

　　该书的序章　《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逻辑?》，讨论日本侵略中国的逻辑。在受到西方列强的劫掠之后，日本人产生了奇怪的“补偿论”：“在强国面前，隐忍所有的屈辱和损害，同时向弱国动用武力，把在强国那里的损失———包括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统统补偿回来。”这样的选择，违背了常理，“常理应该是：受到劫掠，弱者顺从屈服，强者奋起反抗，两者必选其一。而日本两者都没有选，不去劫掠者那里讨回损失，却去劫掠别人以挽回损失”(王树增，《抗日战争》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6月版，第5页)。这个奇怪的逻辑背后，是世界新旧秩序交替时国家道德观的混乱。这种国家层面的混乱状况，落实下来，就是残酷的得失成败，如日本这样，把整个中国拖入一场残酷的战争，数千万人的生命，就葬送在这里。

　　这个战争的结果，看起来让人瞠目：“战争彻底破坏了中国的民族工业和经济建设，日军对中国不设防城镇的轰炸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中国多数的城市成为一片废墟，广大的城镇成为一片焦土。穷凶恶极的日军，铁蹄所至肆意烧杀抢掠，其行为之野蛮残暴和灭绝人性，导致中国人民所遭受的战争蹂躏之悲惨酷烈程度在世界战争史上绝无仅有……”(《抗日战争》第三卷，第562页)日人一炬，可怜焦土。如此残暴的破坏，如此惨烈的战争，让中国人自晚清开始慨叹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更有了刻骨铭心的铁证。

　　陷入战争的漩涡里的人固然要决死一战，而这战争动荡波及的人们，其命运也不可避免地被冲击、被改变了。有关这一部分的文字，不妨称为关于抗战的个人性书写。其中较为特殊的一种，是张雅文的　《与魔鬼博弈———留给未来的思考》。这本书把视野扩展到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写了中国、德国、日本等多位反法西斯者的具体故事。他们超越了简单的民族划分，勇敢地“站在了良知和人性一边”，让作品在残酷的战争中写出了人性中共通的善良。刘梅香口述、张哲执笔的　《梅子青时———外婆的青春纪念册》，主体部分也是抗战八年，外婆当时就读的湘湖师范曾七迁校址，饮食困难，衣不蔽体，还要经受大量身边人死亡的折磨：“这次轰炸不光死了七个人，还有三四十个人受伤……轻伤的人被转到松阳县里的卫生所，而那些尸体，据说血肉模糊，有的肚肠都飞到树上挂起来，是胆子大的老师和同学一捧肉一捧肉运出去埋掉的。”(《梅子青时———外婆的青春纪念册》，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9月版，第105页)。李彦的《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书》，则从一个侧面，勾勒出白求恩不为人知的一段情感生活，而这人性丰富复杂的部分，是在全景式的抗战书写中少见的。前面提到的《匠人》里那段铁匠的告发事件，也与这场战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而在这类文字中最曲折细微的，则是金宇澄的《火鸟———时光对照录》。

　　《火鸟》的叙事非常耐心，一面是作者的叙述，一面则是引用笔记、传闻、口述历史、父亲的日记、书信，两者彼此映照，有时互为说明，有时互为补充，有时又显得互相矛盾。就在这样的参差对应之中，文章进入了尘封历史的后宫，撬开了人性的诸多幽微之处。文中有一细节，看后顿觉惊心动魄。1937年，日军途经黎里镇，却无从驻扎。

　　黎里镇的“维持会”迫于平望日军压力，决定送几个最无亲眷的尼姑到平望交差———“远远就听到女人哭声，镇里人人晓得，是几个尼姑的声音，一艘菜贩小船要送这几个女人去平望了，哭声越来越响了……天落无穷无尽细雨，小船一路摇，尼姑一路哭，桨声哭声，穿进一座接一座石桥洞，朝镇西面慢慢慢慢开过去……这是啥世界?!”(《火鸟》引文，均引自《收获》2015年第5期)没错，让人想到莫泊桑的《羊脂球》，同样的无助无告，却又因为交待和描写得少，反比《羊脂球》多了些什么，那桨声伴随的哭声，把人性里无名笼罩的残忍和尼姑们的无奈，勾画得异常清晰。

　　作品里还写到了女作家关露。关露，1932年加入“左联”，同年入党。1939年，潘汉年让其到汪伪机关做策反工作，对外不得对“汉奸”身份有所辩解。1943年，至日本出席“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欲治其“汉奸罪”，组织将其调往解放区，不久即遭“汉奸罪”隔离审查，就此患精神分裂。1955年受潘汉年案株连入狱两年，1967年又被关入秦城监狱，1982年3月平反，同年10月自杀。这段话，几乎是全文照搬，逸笔草草，却写出了某种可怕的真实，让人感叹时代的不仁，造化的弄人。

　　这当然不是偷懒，已经讲过了，金宇澄的叙事非常耐心。关露命运中的罅隙，《火鸟》的主体部分，即作者父亲自少至老的遭际，填补了进去。全面抗战爆发，父亲进入中共秘密情报系统，自此惊扰不断，并于1942年被日本宪兵逮捕。虽然并没有叛变，可随后的岁月里，仍然被自己人审讯，最和缓的结论是“被捕后表现消沉”与“极不负责”，真可以说是，“祸患踵至，幽明互映，是这代人‘不胜扼腕’运命的寻常……”那些平常的人间事，那些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如积藓残碑，糅合在这命运的主线索里，作品也就撬开了人性与时代交织中的缝隙，把满满的命运之感，写了进去。

　　1967年，十五岁的作者问四十八岁的父亲：“当年他为什么不做工，不做码头工人，不到炼钢厂做学徒，或者拉黄包车?如果这样，我家肯定不会多次被抄，就是安稳的‘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成分了……”这质问，也在提示着我们，那个已经被战争轰炸得千疮百孔的旧秩序，还要经受更多的磨砺，人免不了在其中翻滚，而更新的秩序隆隆的巨人脚步声，早就声声入耳。

　　三

　　先从《匠人》的一个故事讲起。1958年，生产队派了两个人，带了绳子和铁锹，把各家各户的银杏树挖了，栽到很远的公路边上。爷爷心疼自家的树，怕被弄死，就陪来人一起去栽好。1962年，风潮过去，人们去公路边把自家的树又挖回去。移过去的时候，树死了一批，移回来的时候，又死了一批，爷爷心疼的那棵树，也移栽了回来———“树出去了三年，瘦了一圈。之后，又花了三十年，它重又变得茁壮。”(《匠人》，第51页)放大看，这几乎是中国百年来的历史缩影，如勤动者之烹治小鲜，翻来翻去，鱼就碎了。

　　在阎海军的《崖边报告：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里，我们看到，农村人口比例失调，很多男性找不到伴侣，光棍问题日益严重;随着老人逐渐失去劳动能力，不孝敬老人的问题日益严重;　乡村自治失序，集体感缺失，组织涣散，呈一盘散沙的状态;道德维持难以为继，法制推行困难，治安一片乱象……弋舟的《我在这世上太孤独》，则关注空巢老人这个群体。每个空巢老人都有自己空巢的原因，也各有各的委屈和不满，有些甚至非常不幸，但无论是怎样的情形，这些老人的状况，都与孤独有关———这里的孤独，并非本质性、形而上意义的，而是老人们不得不承受的世俗命运的一部分。在弋舟看来，空巢老人的状况，短时间内无法解决，而阎海军则针对自己看到的现象，给出了相应的应对方案。不管有没有解决途径，我都无意对这些结论本身发言，对一个非虚构作品来说，能提出问题，让人感受到社会裂变时期的疼痛与无奈，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就是好的。

　　与《崖边报告》相比，刘绍华的《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和魏玲的《大兴安岭杀人事件》关注的群体相对较小，切入也更具体。前者版权页表明出版于2016年，按本文开头所说的时间延续性，也考虑到出版时间的标示技术，写入该综述。该书写的是四川西南凉山州利姆乡的诺苏群体，这里在20世纪末成为遭受海洛因和艾滋病双重袭击的重灾区;　后者则写的是大兴安岭林区全面停止商业性采伐的指令下达之后，发生在鄂温克族人与森林产业相关人之间的一起凶案。与广泛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众多农村人口不同，这两个群体，都人数不多，却与那些规模庞大的生活在村落里的人们一样，经受着新体系的洗礼，在现代化的普遍推进之下，显得进退失据。

　　20世纪之前，诺苏人有着自己的社会秩序和群体规则，有独特的文化系统。随着20世纪初鸦片的传入，一切都开始发生变化。鸦片的流入为诺苏人引入了货币贸易，打破了此前封闭的经济体系。又因为种植鸦片，诺苏人的经济水平得到提升，自身实力加强，在对汉族的关系上，也大占上风，而鸦片，也成了诺苏社会的奢侈品。这真像是一个现代寓言的标准前奏———新奇事物出现，勾起人们的好奇心，一时间人人似乎获得解放，接下来，那个新奇事物携带的所有问题，都要在这个寓言里一一应验。

　　1950年代，在依据社会进化理论进行的分类里，诺苏人成为“中国仅存的奴隶社会”，改造不可避免，抵抗改革的，被称为土匪。各类“迷信活动”被废除，废止社会阶层，禁止家支活动、宗教仪式，重新测量和规划土地，加强户口管理。在这样的情势下，当然不能免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诺苏人的家支活动和传统习俗几乎被全面荡涤，虽然时有挣扎，但旧秩序仍几乎被清理一空。及至1978年，诺苏人又一变而被卷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人口开始流动，到外面创世界的诺苏人，很多靠偷抢为业，年轻人视海洛因为时髦奢侈品，并因注射不当，艾滋病大规模流行。

　　《大兴安岭杀人事件》，笔力集中在一次偶然的杀人事件上，其间却带出了鄂温克人的经历，与诺苏人不同，却也有些相似。他们曾经不需要日历，根据自然的运行决定自己的行止。新秩序来了，他们先是被从贝加尔湖畔赶走，接着是被从中苏边境的奇乾带到大兴安岭密林深处。他们在西伯利亚被驱逐时有大约七百人，到2011年，仅剩一百零七人。他们的家园在失去，过去的风习在失去，人生的目标也在渐渐失去，“现在的鄂温克人和林场人有着相似的神情，那是失去目标感的人的神情”(《大兴安岭杀人事件》引文，均引自　《时尚先生》2015年6月刊)。失去目标的他们，酗酒、干架，在颓然里生活。陡然而至的杀人事件，与此并无直接关系，但或许也并非无关。这个作品，与《我的凉山兄弟》一样，提示了现代化过程中某些被选中或被遗漏的部分，那个用来统整一切的“现代正确”，在“持续竭尽所能将异文化正常化、同质化”，对那些偏离现代认可范围的人、事、物，“也不断致力于将其阶层化、管制、排挤、定罪，以霸权支配，或将之边缘化”(小威廉·H.休厄尔语，转引自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第43页。)在这样的情势里，一个作品所能给出的，不是既定的答案，而是更多的复杂。阅读的人只要意识到，那置身其中的人，在这选中和遗漏里气息奄奄，而那个写作的人，“心之忧矣，曷维其已”。

　　有时候禁不住会猜测，现代化的普遍推行，遇到各种不同的群体，会形成怎样的新模样呢?魏玲《一个画地为牢的故事，很可能就在你身边》讲的是一个矫正试点里的矫正官和被纠正者的故事。纠正，是指“把一部分犯人放在居住社区而不是监狱服刑”(该书引文，均引自《时尚先生》2015年2月刊)。纠正官赵振国管理着这些被纠正者，他“将和八十几个小镇‘土著’的酒驾者、管制犯、假释出狱者和缓刑犯一起从零开始，建构起小镇的矫正世界”。赵振国很快就意识到，“非监禁刑要达到监禁刑的目的”，必须“把人的意识掌握起来”。于是，他不断强调被纠正者的犯人身份，借助现代通讯技术，让被纠正者不断意识到自己受到监控，还需在微信上交流自己的纠正心得，且以“我可以把你重新送回监狱”胁迫。严格的监管之下，被纠正者发现，“自己比在监狱还紧张，狱警惩罚前会先问原因，可在赵振国这儿没有为什么，只有正确错误，一二三四”，如此一来，人便“变得比从前犹豫，会下意识自我审查”。至此，一个由他力和自我内化构成的牢狱，已然成形。

　　相比隐藏在各个社区里的被纠正者，一条高速公路的建设，或许更能见出新旧交替里的人心与人生，渴望与无奈。这就要说到张赞波的《大路：高速中国里的工地纪事》。这本书，是纪录片导演张赞波三年来深入一条高速公路建设的内部，一笔一笔记下来的。这条公路的修建，要穿过寺庙，穿过房屋，穿过坟地，要耗尽无数人的汗水、梦想甚至生命，要把无数人的安静的生活扰乱……在这本书里，你会看到，一条承载着现代运输任务、表征着现代推进的大路，如何惊扰起它周围的旧秩序，又如何在金钱、权力、宗教、风习、世俗智慧的合力之下，把这一切处置得一地鸡毛或收拾得干干净净。在这里，新体系展现着自己的横蛮，也显示出它的活力，旧秩序也以自己的惯性与之抗争。诚如作者所言，这本书记录了“现代化进程中的变迁故事”，并期望“借此反思它对人的生存境况及道德人心、传统文化的影响”(张赞波，《大路：高速中国里的工地纪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版，第62页。)

　　或许是因为三年的时间足够长，或许是因为一条高速公路的修建要牵扯的东西足够多，因此尽管作者偶尔在书中流露出较为明显的自身立场，但这立场并未太过明显地影响作者的观看，因而这本书记录下的，就不只是公路建设。在公路修建过程中，古树被巧取豪夺，然后贩运到城市;　因为建筑工人聚居，“桥头堡”横空出世，安置着他们的卑下的欲望;因为利益争夺，无辜的建筑工人被砍伤，留下或大或小的残疾……围绕这条公路，无数个体的生活被缠绕进去，有时候作者甚至会跟踪调查，从而勾勒出工地上一个个面目模糊者的清晰样貌。

　　这漫长的新旧交替时代早已开始，并将在很长时间里继续进行下去，非虚构的写作，必定在这交替里产生，并为这交替写下见证。这些见证，或将如维姆·文德斯说的那样，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生活———“每个人都以自己的眼睛观察真实世界。你用眼睛看别人，特别是那些与你亲近的人，你周遭所发生的事，你所居住的城市与其地理景观，你看见死亡，人类的腐朽与事物的更迭替换，你看见并体验爱情、寂寞、快乐、悲伤、恐惧……每个人都会看见自己的‘生活’。”(转引自《大路：高速中国里的工地纪事》，献辞)

　　延伸阅读：

　　专题“2015年文艺发展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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