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的中篇小说,数量繁多,情态各异,却都在不同维度上勘探着经验的生长与可能。
此外,一批中短篇小说集的出现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文学经验。它预示着小说生产发表机制的旧有秩序正在悄然变化。当小说的生产、流通与消费等环节均有新的因素加入进来时,势必要对写作本身,包括批评在内,构成难以估量的影响。
物质的壳
沉寂四年之后,张欣携一曲《狐步杀》归来。这篇小说最大的好处,并不在于提供了多么精妙的故事,反倒是一些不太刻意的细部,比如物质细节、人物设定,因凝结着复杂丰沛的现代都市经验,而彰显着文本强劲的独立性。活动在故事里的人,大部分是地道的都市土著,自如地生活在茶餐厅、山本耀司、古籍善本、交响乐和暗物质中间。随着狐步舞曲的行进,曾被有意回避的物质细节得到凸显并得以放大。在都市经验中,值得称道的物质细节往往不动声色地构成景深,扎实地参与到都市的诸多面向与层次中来。小说的复杂性因此更加充分地展开,叙述话语从空中降落到地面,无需转译,可亲可感。
荆永鸣的小说《较量》标识了拓延经验领地的辛劳与卓绩,被看成是荆永鸣的转身之作。作者的视域从脚下的北京“房东”“邻居”“候鸟”“时间”,延伸向更开阔的世情和更深微的肌理。荆永鸣坦言,写作时他不得不时而放下人物和故事,埋头扎进一窍不通的医学术语和病症病例里,时而比量称重,以防“恶补”成果变成阅读障碍,影响小说的不易言表。用心至此,作者真正属意的,恐怕还是曲终人散后的失意与无奈。这种微苦的意味,因为有了一以贯之的充沛元气做支撑而呈现出一种达观的神态。
看与被看,是人类存在的主题,也是文学的主题。《无穷镜》和《地球之眼》中的反思,或可帮助我们略知一二。陈谦在《无穷镜》中设置了两个令人不安的物象:镜与眼。镜子与镜子相对时,左右两侧同时压来重重窥探,主体陷入确认—动摇的循环之中,写出了人屡遭怀疑的意志和抉择。《地球之眼》满怀诚意和善意,从看与被看的角度讨论道德。小人物面对物质精神双重压力的反抗以及传统的、久经考验的现实主义原则,都是石一枫执意坚持的。在三位色调各异的人物身上,我们既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又能读出喟叹和警示。
精神地理
有这样一种小说,它们来自时间或空间的远方。因为够远,文字里沁出了古典的味道,依稀勾勒出人本来的样子;也因为够远,仿佛回到了时间无关紧要的时代。历史、传统、信仰、世代相传的智慧和族群精神于此处凝结、沉淀并诉诸实践,在精神地理的纵深与丰厚中,经验自由延绵。
阿来《三只虫草》中的桑吉大约是2015年中篇小说贡献出的最美好的形象。人类的良善品性和人生的丰盛韵味同时集中在他小小的身躯里,这种善好因为有了智识之境的召唤。他如同是一个提示,一个起点,关于人的一切都返回到他这里,重新开始,再度出发。阿来说,《三只虫草》《蘑菇圈》是“从青藏高原上出产的,被今天的消费社会强烈需求的物产入手的小说”。现在看来,这两篇小说显然都比预设走得更远。
大山深处的石头房子里,有个孩子立志要成为鱼王。同样是出门远游、拜师学艺的段落,到了张炜这里却格外灵动活泼,舒缓有致。《寻找鱼王》讲述了一个富有仪式感和传统意味的成长故事。两位师傅、包括爸爸妈妈都以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爱与美、敬畏与谦卑、信义与持守。长者们的经验帮助“我”获得前行的力量,而当“我”垂垂老矣时,又将自己的故事讲述给别人听,如此往复,时间和自然当中指引人生的恒常之理就这样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
《梅子与恰可拜》中,一位南方女子和一个说着突厥语的土著小伙,与他们金子般的承诺和等待,共同生长在天山北边,额尔齐斯河与伊犁河之间,准噶尔盆地的荒野戈壁上。董立勃一向擅长讲故事,他的文字粗中有细,酣畅淋漓,小说的完成度和语感舒适度都十分到位。在他看来,写出这样的作品再自然不过——身后的牧场与村庄,多少年来守护着无数类似的情节,也守护着善良忠诚,相亲互爱,奉献牺牲。
他者与唤醒
总有一部分经验是隐性的。它们被意志与表象的世界所遮蔽,潜行在记忆里,无法预测何时何地会被唤醒。只有当沉睡的经验被触动、被确认并陡然蓬勃起来,当不同的经验之间因他者而建立起错综复杂的置换联系时,人们才能在一次又一次的回溯中实现自身的完整。
《奇葩奇葩处处哀》是王蒙先生“耄耋之年五味俱全的时鲜新作”。围绕老年丧偶、谈情论嫁的主题,小说中所有的人物都处于雄辩或者试图雄辩的状态,语言的速度与力量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荒谬、愕然、振奋、呆痴、无厘头、缘木求鱼、感激涕零等一众状况和情绪在小说中扭打争夺,令雄辩的复调现场热烈无比,饱满到爆炸。当然,一同爆炸的还有作者惊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小说将近5万字,每个字都如同感应丰富的触须,无比自信兴味冲冲地伸向空间、时间、性别的纠结激荡和众生时代风景。
刘建东离开工厂16年,当他用文学的形式再度演绎“师傅”时,突然意识到这个曾经只关涉意义责任的词汇,竟可以如此和蔼、温情和复杂。《阅读与欣赏》里风姿绰约、行为大胆的女师傅冯茎衣,是作者由文学出发,触发个人经验的写作成果。小说的语调也耐人寻味。除了作者一贯的沉默、退避之外,还增添了几分谨慎、低微,以及固执。这与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徒弟身份相吻合,或许,一并吻合的还有遭遇他者、局面洞开后的微妙的写作心境。总而言之,《阅读与欣赏》仅仅是个开始。一个好的开始相当于邀请,提醒着人们佳境渐近。
林白的《西北偏北之二三》遍布着不确定性,惟一确定的是,倘若没有动身去额济纳,遇到某些人和事,赖最锋的诗句恐怕早已窒息在他湿塌塌的人生里。小说结尾的出行有双向救赎的意思,翘儿可能找到抛弃她的妈妈,诗人可能寻回那些丢失已久的冒失疯癫。
不可复制性
如果将经验定义为“与根据权威或传统或习惯被接受的东西相对”,下面这些文本在安排话语和缄默、讲述细节、揭示秘密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呈现了经验的自觉、自主、独特和不可复制。它们与世界所构成的对话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生发出关于文学新质的思考。
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写救赎,处理的是罪案和重逢,是灵魂受难,是强大意志与无可遁逃的生活间的角逐抗衡。与救赎紧密相联的,并非人间烟火,而是不知尽头的等待与匮乏,这种悲剧性两难使得故事的走向、人物的进出、叙述节奏以及语言都伴有一种力量,审慎、决绝、压抑、沉重。小说采用“环型链式”结构,在封闭的循环中完成叙事。不同人物的讲述联结成密实的网,每一条灰线最后都回转过来,指向身边的意料之外与情理之中。内容与形式构成的不可摧毁的统一体,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小说的发现,增加了小说不可抵抗的说服力,展示了青年作家双雪涛的写作智慧和笔端所能拓展的小说空间。
罗伟章的《声音史》里,合于天地的状态余音未绝,主人公杨浪虽小如草芥却天赋异禀,他的耳朵无限延展,将万物的声音收于心中,最后在嘴唇上开花结果。小说以杨浪为载体,从声音的角度叙写乡村的离散变迁。但因为续承了纵深的文化基因,世事更迭与古老神秘的历史形成呼应,若有似无间,小说的丰富面向被渐次揭开。
当荒诞本身不再新鲜,如何表现荒诞便成为考验小说家的又一难题。胡学文选择在城市边缘人最正常有序的生活中安插荒诞,让小说把生活撕开一个口子,体悟尘埃之痛(《午夜蝴蝶》)。田耳《范老板的枪》中范老板的荒诞则带有明显的青春期余温,想象的个人化的精神特质让他从千千万万的老板中脱颖而出,透着喜剧之王般的自嘲与无奈。
此外,2015年,一批中短篇小说集的出现也为我们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文学经验。它们是颜歌的《平乐镇伤心故事集》、赵松的《抚顺故事集》、赵志明的《万物停止生长时》、袁凌的《我们的命是这么土》、纳兰妙珠的《黑糖匣》等等。这些集子通常围绕一个主题,由若干短制簇拥而成,本文之间互文互释,最终形成一个结构整饬的整体性言说。它预示着小说生产发表机制的旧有秩序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当小说的生产、流通与消费等环节均有新的因素加入进来时,势必要对写作本身,包括批评在内,构成难以估量的影响。
延伸阅读:
专题:“2015年文艺发展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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