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间上看,2015年的承前启后,只是年轮上的365天,可是,它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在平常的日历翻篇中表现出不同寻常。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之后,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又发布了《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对全社会重视文艺的发展,以及对文艺发展自身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一年中,不仅是美术创作为这一年累积了成果,而通过纪念抗战展览也配合了国家的重大事项,其他方面的展览不时掀起高潮,第六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首届亚洲双年展暨第五届广州三年展,都是本年度重要的展事;引进的展览也是此起彼伏,将观众吸引到博物馆、美术馆之中,从而又检验了博物馆美术馆的工作,推动了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发展。这一年的艺术市场又多了一些高价位的记录,为低迷的市场注射了强心剂,更重要的是中国买家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成为热点,也让人们更加看不懂这个神秘莫测的市场。本年度,年逾90岁的李可染先生的夫人邹佩珠、石鲁先生的夫人闵力生、徐悲鸿先生的夫人廖静文相继过世,三位老人以她们高尚的人品和爱国情怀以及对国家的无私捐赠,为后世树立了楷模,也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进一步提醒了身处市场经济中的艺术家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当下的意义在于它的现实指向。回到现实中来说,文艺界如何理解和艺术家怎样认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如何把正确的理解和认识落实到实践之中,是个重要问题。其核心是,很多文艺家面对当今错综复杂的社会,在自我的天地中迷失了方向,在市场经济中丧失了自我。因此,以自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就成了当前文艺创作中的另外一种风光。
一年中,画院等各级以创作为主务的单位,都试图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主导创作的集体意识,三下乡、走基层,逐渐成为一种文化自觉。它有可能像抗战时期那样受到社会的激发,也有可能在和平时期得到社会需求的支撑,可是,在现代化的经济社会中,理论形态与现实状况往往难以统一到一个概念之中。因此,只有假以时日,美术家们通过实践而获得一种符合时代发展的认知,才有可能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自己艺术成就的根基。显然,“以人民为中心”不是到基层中去贴标签、做样子。而是在思想根源上强化这一文化自觉,在内心深处荡秽涤瑕,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
基于此,画家集体性奔赴边远贫困地区,在远离画室的自然中通过写生不仅获得了新的素材,而且也为往日的个人风格增添了一些新鲜的生活气息。中国美术馆的“向人民汇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当代十五位美术家作品展”,国家博物馆的“深入生活,表现时代——中国艺术研究院写生创作展”,广东美术馆的“探源:百名画家进兰寨优秀作品展”等就是其中的表现与代表。其他与设计相关的艺术家也在设计中更多考虑公众的利益和需求,并以创意产业的实务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时代特色。
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为契机的梳理、创作与展示
10年前,各博物馆、美术馆举办过不同形式的纪念抗战展览。10年之后,如何举办这一同样主题的展览?各馆从年初就开始酝酿和研究展览方案,开始策展工作。毫无疑问,因为抗战是一个宏大而深邃的主题,有着无比丰富的内容,这之中既有历史的梳理,又有传统的经典题材的创作。而在横向方面,还要考虑在“70周年”这一特别年份里,与其他馆在展览策划、选题、形式等方面的关系。如何做出特色和影响,如何表现自己的水平和特色,这是需要反复考虑和仔细斟酌的。对于博物馆来说,要把展览做好,首先需要仔细而深入地研究馆藏,这对于有着130余万件馆藏文物的国博更为重要。要办好展览,还要研究抗战中的许多问题,使之在呈现历史的过程中反映与历史相关的深刻的学术内容。而对于中国美术馆来说,如何连接现实的美术创作,将抗战主题的美术创作推向一个历史的新高度并表现出时代的风采,则是又一个现实的挑战。
国家博物馆在梳理馆藏的基础上,以“文艺与抗战”的关系所构成的文物群,展现了抗战中文艺和文艺家为抗战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共有1109件(套)文物参加了展览,其中有700件(套)是首次展出。尤其是通过五个具体的展览构成了一个系列,其中的相互关联以及各自的特色,都再现了抗战中不同地区、不同时段、不同艺术形式的历史。而在展览的整体设计上也是相互辉映,将丰富性的特质用展陈的艺术语言表现出来,体现了“历史与艺术并重”的精彩。
中国美术馆的“铸魂鉴史·珍爱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美术作品展”,汇聚了以中国美术馆为主的国内部分美术馆经典藏品和全国范围内近期新创作的主题优秀美术作品,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为主题,以抗日战争历史进程为线索,用三大部分构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展览:一是中国美术馆及部分省级美术馆和纪念馆藏品;二是文化部、中国美协、总政宣传部等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并评选出的相关主题的优秀作品;三是根据展览内容需要,特邀部分艺术家的相关主题的优秀作品。展览共展出作品300余件,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年画、连环画、综合材料等多种艺术形式,按照抗日战争发展的历史时期展开了一个叙事性的策展方案。
与之相应的是各地的博物馆、美术馆也分别举办了不同形式的纪念抗战胜利展,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在配合国家大政方针方面的作为,以及积极主动所做出的努力。其中浙江美术馆以持续举办的专题纪念展,表现出了美术大省的实力以及美术馆的作为。“绘兵记”作品展以中国美术学院专业基础教学部《绘兵记》课程为诱因,集中展示中国美院师生为千名抗战老兵所作的330件造像,在历史和未来双重维度中诠释艰辛的代价所带来的和平的意义。“抗日战争在浙江”(图片)、“血肉长城”(美术)、“人民的力量”(书法)、“榛莽之行”(野夫木刻)、“江淮之波”(涂克、陈惠艺术文献),每一个展览都各有重点。“上海第八届美术大展”以纪念为专题,在收到的1200余件参评作品中评出328件参展。这些展览让我们重新审视了抗战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对艺术发展的影响。在新的形势下,对举办这样的纪念展览提出了新的要求,各馆都花了很大的力气,从展览策划,到主题审视和作品甄选都有很大的不同,表现了博物馆、美术馆在策展方面的长进。
美术创作工程紧锣密鼓体现了繁荣与发展的时代节奏
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的165件作品在今年到了定稿的关键时刻。这一跨越中华文明历史发展全过程的创作,是国家投入的一项史无前例的工程。总体来说,在主题创作式微的今天,能够有这样的政府行为和美术家们的积极响应,是非常难得的。
这一年里,艺术家们在最大限度接近人们的期望值方面作出努力。然而,这种接近于人们所期待的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要求还存在差距。因为这是一个具有相当难度的主题创作,美术家对特定题材中的历史知识的了解,对题材的理解以及资料的把握,都因为题材而有着很大的难度差异。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表现之间获得平衡,对每一位美术家都是极大的考验。另一方面,这些作品在2016年完成之后,将悬挂或安放在国家博物馆的公共空间之中,这又增加了作品与特定建筑空间的关系问题。
与之相关的是,经过几年努力,国家博物馆组织创作的唐勇力的巨幅工笔画《新中国诞生》、王迎春和杨力舟的《太行铁壁》等,不仅成为当代艺术的重要馆藏,还成为国家博物馆中央大厅的重要展品。这种由博物馆自己组织创作的做法,作为新中国美术创作的传统更切合实际,也成为本年度美术创作的一大亮点。
传统书画受到高度重视所带来的在教育、推广方面的反思
为纪念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经过精心准备而打造的“石渠宝笈特展”成为本年度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展览汇集了院藏的晋唐宋元至明清的283件重要书画,进一步提升了公众对中国传统书画的关注度,所带来的全民对于传统书画的热情,盛况空前,史无前例。其中,公众对于《清明上河图》的追捧,超越了美术史的认识,也颠覆了美术史过往的结构,影响到美术史的研究。“石渠宝笈特展”所表现出的轰动效应,对博物馆的公共服务系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期待,当然与之相关的还有很多其他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在博物馆中增加反映中国绘画发展史的常设展,使公众能够在博物馆中获得基本的知识和审美教育,从而为中国书画艺术传统的普及和当代发展作出努力。
本年度,为纪念黄宾虹诞辰150周年,中国美术馆和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美术馆等都举办了大规模的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在学术梳理方面倾注心力,打破惯常的思维,在分类和分期方面突出了黄宾虹在艺术上的成就特点,同时,运用多种艺术形式在布展上呈现新意。浙江省博物馆发挥馆藏优势,以全面、综合的呈现让人们看到了支撑黄宾虹艺术的方方面面,更加强化了传统文人艺术发展到20世纪上半叶中黄宾虹个案的历史意义。
回顾20世纪以来传统书画艺术的发展,历经冲击和改造使得文化根基受到破坏,加之现代化的发展,进入21世纪之后传统书画的发展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捩点上,因此,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来关注传统书画艺术的现状,并通过一定的教育手段从培养受众开始,从基础上维护传统文化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值得关注的是,“石渠宝笈特展”中绝大多数作品在过去都曾在故宫展出过,但是,从普通公众到专业教授都没有表现出如今的热情,可见,传统文化重新回到公众的视野,应因势利导,让传统文化更加深入人心,并于价值观的层面上在文化输出上作出努力。
国外交流展与对外文化交流凸显了大国影响
接续2014年中法建交50周年系列交流展余波,“罗丹雕塑回顾展”在2015年年初作为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系列活动的尾声,开启了中方在国家博物馆举行的闭幕活动,同时又连接了法方在巴黎吉美博物馆的闭幕仪式。此后,为纪念中国和波兰建交65周年,国家博物馆举办了“来自肖邦故乡的珍宝:15至20世纪的波兰艺术”展。中国美术馆则以“从源头到灵感:波兰设计中的民族主题”展,进一步扩展两国建交纪念的社会影响。通过展览而开展的外交活动在这一年可圈可点。
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伏尔加河回响——特列恰科夫画廊藏巡回画派精品”,展出了包括列宾、克拉姆斯柯依、瓦西里耶夫等35位俄罗斯艺术大师的64幅经典画作。“生命之绘——迪士尼经典动画艺术展”为观众带去引人入胜的互动式观展体验。“安娜·高美雕塑艺术展”展出了30余件雕塑作品和纸本素描作品。“博特罗在中国——费尔南多·博特罗作品展”展出了博特罗极具代表性的作品96件。中国美术馆展出了“黑白的力量——凯绥·珂勒惠支经典作品展”,以及与俄罗斯国立博物馆和展览中心(罗西佐)共同举办的“胜利:1945-2015!——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俄罗斯美术作品展”。上海美术馆有“信仰的意境——印度美术作品展”、“哥伦布之谜”、“地中海的女人——法国艺术家沃尔蒂作品展”。广东美术馆有“泪·愤怒·温柔——奥斯瓦尔多·瓜亚萨明作品展”、“尤里·卡留塔油画展”、“巴黎——北京 1844-2014:法国人镜头下的中国”、“第28届亚洲国际美术展”都为本年度的外展增添了亮点。
2015年是中英文化交流年,在中英文化交流方面有很多重要的、积极的成果,特别是中英文化论坛,以“文化与创意经济”为主题,进一步强化了创意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其中具体的内容都有可能带来未来文化交流方面的具体成果。本年度的米兰世博会、威尼斯双年展都留下了中国艺术家的智慧和创作。
全国第十一届书法篆刻展览与书协换届引发关注和热议
在当代中国文化界最容易引起争议的就是书法,因为它不仅是艺术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人人都是书法家以及混迹于书坛的政商权贵,将书法沦为一种标榜和手段,因此,每当书协换届和全国书展年,往往会引发各种带有猜测的街谈巷议,甚至是谣言。2015年是书协换届年,又赶上全国书法篆刻展,可以想象到圈中的热闹。
“全国第十一届书法篆刻作品展览”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展览,展览以优秀作品与入展作品展和当代书法名家邀请展为主体。还包括了古代书法展览系列,其中有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甲骨文金文书法特展”,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的“碑帖善拓书法特展”、“敦煌遗经书法特展”、“近现代名人手稿特展”,同时又结合故宫的“石渠宝笈特展”,并配合相关学术讲座等活动。这一旨在使古代书法与当代书法形成展示互动,进一步扩大国展的内涵与功能。8月9日,预展及颁证仪式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入展书法作者623人,篆刻60人,刻字20人。
12月7日,中国书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国书法家协会的领导机构。业界和公众对于这一职位人选的期待是希望以众望所归的专业水准而获得大家的尊重。在本次换届中,具有一定行政级别的领导从新的领导机构中退出,表明书协在去行政化方面走出了重要的一步。可是,作为群众组织的书协能否在专业方面发挥作用和影响,依然是一种期待,而关键是书法整体水平的提升以及在电脑时代维持书写的文化趣味,都有可能关系到中国书写文化和书写艺术的传承。
博物馆、美术馆的发展与文化共享日益受到关注
博物馆、美术馆作为公共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越来越受到关注,参观人数的逐年攀升显现出公众对它们的依赖。其中,据美国主题公园及景点协会发布的《2014全球主题公园和博物馆报告》,国家博物馆以763万的年接待量被列全球最受欢迎博物馆的第二名。无疑,与之相关联的有很多的具体工作支撑了各地博物馆、美术馆观众人数的攀升,而其中值得关注的国家收藏在2015年也呈现出了新的气象。这一年文化部第二批全国重点美术馆评选揭晓,重点美术馆扩展至13家。而新的云南省博物馆开馆,旧馆将改造为云南省美术馆,都是省区公共文化事业的大事,并在全国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国家收藏与文化共享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在2015年的践行中得到了公众的认可,成为2015年度公共文化事业的重要的内容。代表国家的有关文物和艺术品的馆藏,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软实力,也是一个城市的魅力所在。中国地缘辽阔,地下文物蕴藏丰富,但分布不均匀,却在文化类型与地域特色方面表现出各自的精彩。随着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出土文物的数量不断增加,由考古发现而带来的国家收藏正在不断扩大,它们作为博物馆中收藏的主要来源,每一年度的十大考古发现都丰富了国家收藏。2015年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重要文物,其考古成果辉煌,也是对国家收藏的重大贡献。本年度在海外回流文物方面,国家文物局先后两次接受了法国古董藏家克里斯蒂安·戴迪安返还甘肃大堡子山流失的52件春秋时期秦国金饰片,国家文物局将其划拨给甘肃省博物馆收藏。今年,国家文物局还划拨美籍华人范季融、胡盈莹夫妇捐赠的9件周代青铜器给上海博物馆。如此等等都显示了继国家文物局划拨40万件文物给国博收藏之后,通过政府努力促成文物回流并交博物馆收藏正成为各地博物馆、美术馆获得收藏的又一重要来源。本年度,各地博物馆利用年度收藏经费或专项收藏经费,主动获得收藏也取得了相应成果。虽然这种常态化的国家收藏在各地的表现状况不同,可是,各地在年度经费与专项经费方面的不断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捉襟见肘的尴尬。大量的民营资金涌入到文物和艺术品市场中,因此,它们与国家收藏的竞争为国家收藏带来了压力。可是,捐赠依然是博物馆、美术馆获得收藏的重要来源,与外国收藏家捐赠博物馆所不同的是,中国美术家基于对国家博物馆、美术馆的依赖和信任,美术家本人或家属习惯将作品捐给国家收藏,因此,这一类收藏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收藏之一。本年度中国美术馆获得油画家马常利和罗尔纯的捐赠;国家博物馆也获得了黄君璧的家属,以及饶宗颐、萧海春、袁运甫、董继宁等的捐赠,还获得了杨虎城将军1933年电影纪录原片的捐赠。
在2015年诸多文化事件中,另一方面突出的表现是在公众文化服务方面,公众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期待与日俱增,这给各类文化事业单位提出了新的要求。像故宫这样展示深藏宫中的珍贵文物为文化共享做出的努力,以国家博物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特展为代表的运用馆藏配合时政的展览,都是年度文化共享方面的具体表现,为年度惠民工程贡献了力量。文化共享是文化惠民工程的具体内容,它一方面打破了区域局限,如“茶马古道——八省区文物特展”通过区域间的合作,将“一带一路”的主题以及各博物馆、美术馆的合作,推向了与之相关的更宽广的领域。另一方面又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将以公众为中心的文化共享来促进博物馆、美术馆的展陈,不仅充分利用了馆藏资源,而且让公众更加了解馆藏,更加愿意走进博物馆和美术馆。
艺术市场中数字的节节攀升与文化产业向做大做强方面的发展
艺术市场的风云变化连接着艺术与市场,并影响了当代中国美术的创作。在强大国家经济的支撑下,活跃的民间经济正成为中国联系国际艺术市场的主力。先是万达集团以1.26亿元人民币拍得莫奈的《睡莲池与玫瑰》,接着是上海龙美术馆以约10.73亿元人民币在纽约佳士得“画家与缪思:20世纪艺术家晚间特拍”专场上拍得莫迪利亚尼的《斜躺的裸女》,并将这一作品推送到全球艺术品拍卖纪录中的第二位。显然,这会引来多方面的猜测和联想。从中闻到酸味的是拿过去的一些经验去臆想文化上的问题,而忘却了市场经济中的一般规律。
与之相应的是,在国内拍卖市场上,2.79亿元的潘天寿的《鹰石山花图》(中国嘉德)、1.84亿元的李可染的《万山红遍》(中国嘉德)、1.265亿元的李可染的《井冈山》(中国嘉德)、1.15亿元的齐白石的《“叶隐闻声”花卉工笔草虫册》(北京保利),扩大了亿元俱乐部的范围。9315万元的潘天寿的《劲松》、7992.5万元的傅抱石《郑庄公见母》,也以高价位说明艺术市场的内在潜力。它们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了在股票市场持续低迷的现实中,艺术品市场在投资方面迸发出的积极力量。虽然拍卖是人们一直看不懂的市场,而因为国家整个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使艺术品市场回归到理性的实际需求,画廊业还是在冰冻之中等待春天。另外,金融业的介入,尤其是各电视台的竞相鼓噪,使得公众对于艺术品投资的热情高涨,却忽视了比股票更大的风险。各种关于真假的诉讼不断,依然成为市场上的话题。
艺术产业继续得到高度的重视,从产业园区到文创产品的开发,究竟有多大的规模,能够发展成什么样的业态,仍然在摸索之中。
自媒体所引发的争论以及网络的舆论导向仍然考验社会
自媒体成为一道菜,日益发挥着特别的影响力。毫无疑问,这是爱之恨之的双刃剑。网上的热闹成为业内的闲言碎语,考验着个人的判断。有将其作为工具的,也有将其作为武器的,但多数是打酱油的。自媒体不像传统媒体那样具有一定时期的持久力,真正是稍纵即逝。它们虽是边边角角,却在传播方面表现出了它特别的意义,也有着特别的传播速度和影响力。以自我为中心的各种发布、转发、点赞,为2015年美术增添了别样的内容。
因为中国美术馆纪念抗战展中蒋兆和《流民图》的缺席,带来了关于蒋兆和与《流民图》的争论,实在是冷饭热炒。这种借助网络传播将过去在业内的论争扩大到公众之中,激发了无数不辨热饭变冷过程的人,他们以好奇心继续传播着好奇。而其他包括各种个人行为的揭露,也是通过这个只要自己就可发布的平台,带动大众对于专业或道德的评判。而这之中,少数不良者的利用,以小见大,以少说多,肆意炒作,搅动是非,也使得公众难以判别真假。一个基本的原理是,利用一般公众仇官仇富的心态,利用公众对于专业判断的不足,错误的导引使得年度网络平台呈现出鱼龙混杂的现象。因此,专业的、公众的对于监管的态度也成为现实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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