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画，这一传统绘画形式在中国民间主要是避邪驱凶、祈福迎祥，按一定程式来表达人们某种祈愿的装饰性美术形式。早期先民对大自然风雨雷电、毒虫猛兽等无法解释的现象或事物产生恐惧，逐渐形成了神祇崇拜、祈福禳灾等风俗。民间传说尧舜时代就有门神画，用以驱鬼祈福。东汉蔡邕在他的《独断》中记载，汉代民间有门上张贴捉鬼的“神荼”“郁垒”神像的习俗。张贴门神在唐宋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为年画的壮大兴盛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条件。至南宋时，年画的种类已经有神仙、戏曲、美女、婴戏、风俗、历史故事等。每到岁末，张贴门神，可供一年驱灾和祈祷之用，多一年一换。至光绪年间开始称之为“年画”，天津杨柳青、开封朱仙镇、山东杨家埠、苏州桃花坞等都是著名的年画重镇。在近代西学东渐的社会背景下，年画也悄然发生变化，上海小校场年画将社会上新出现的诸如火车、轮船、飞机、马戏、杂技等事物、市井百相融入画中，颇有都市风情。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讲究“中国气派、民族形式”成为边区各种艺术形式的核心内涵，文艺工作者紧密结合当时的新形势深入基层，积极向民间文艺学习，表现当时出现的新人物新事迹，以文艺作品参与到宣传革命和抗日斗争中，产生了一批反映人民大众生活，老百姓看得懂、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作品。年画在美术领域得到大力弘扬，文艺工作者在借鉴民间年画的基础上，适当融入西方绘画所擅长的比例透视，使得年画中的人物形象更加接近现实中的真实人物，很受老百姓的欢迎。如古元创作的《人兴财旺》、力群创作的《丰衣足食》、焦星河创作的《组织起来》等。彦涵还将当时的八路军抗日斗争用年画门神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抗战胜利》《军民合作》等，形象鲜活新颖，他们就是护佑民族平安的“新门神”，成为当时抗日民主根据地老百姓欢迎的年画，这种新形式此后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推向全国。

古元《人兴财旺》 中国美术馆藏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适应新生的民族国家建设与发展需要，充分塑造新中国国家形象、讲好新中国故事是这时期文艺家们思考最多的问题。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新中国的文艺既要吸收现代欧美文艺观念的长处，又要保持本民族传统之根，避免走全盘西化之路，树立中国文艺新气象。当时，一系列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文艺新政策引导文艺工作者创作通俗易懂、审美取向更贴近工农生活的作品，群众性的美术形式有了很大发展。

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批示同意由蔡若虹起草、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署名发表的《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并刊登在11月27日的《人民日报》上，要求美术界大力发展工农兵喜闻乐见的年画形式，但要配以新的题材、新的内容以区别于旧年画。由于毛泽东的提倡、文化部牵头积极组织，新年画运动的倡议得到了各级政府部门的推行。文教部门、出版机构、文艺工作者都广泛地参与到这场运动中，形成了一股声势颇大的“新年画运动”。

新年画摈弃了传统旧年画的内容，打破了旧年画的程式化表现手法，加入了新的形象元素，有的还配有新诗歌、新标题。如，白逸如创作、署名潍坊市年画生产合作组的《合作社养猪》，配诗：“农业合作有分工，男女老幼齐劳动。老汉养得肥猪好，爱国增产真光荣”，既形象又通俗易懂，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很多原来从事油画、国画、木刻的艺术家，如董希文、叶浅予、李可染、张仃、古元等，都加入了新年画创作队伍，甚至像潘天寿、黄宾虹这些并不擅长年画、人物画的老艺术家后来也参与到这一形式的探索中，更使得新年画样式焕然一新。

《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对绘画题材等有明确的说明，对后期的营销、印刷方式也有详细的引导和周密部署。“今年的新年画应当宣传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传共同纲领，宣传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宣传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 “应当着重表现劳动人民新的、愉快的斗争的生活和他们英勇健康的形象”，不但指明美术工作者“画什么”的方向，也给出了“怎么画”的具体措施，鼓励美术工作者大胆运用劳动人民喜欢的民间形式。考虑到人民大众的经济状况和购买力，这一指示在印刷、发行这类细节问题上也做了具体规约：力求避免浮华，切忌售价过高。除正常的供销合作社、新华书店销售点外，还可以有效利用小书摊、货郎担、香烛店等民间基层传播销售渠道，以扩大年画的市场。《人民美术》杂志在1950年第2期还刊发了新年画专号，很多高等院校美术系将年画创作列入正式课程，各年级都有年画创作教育课。一些原来在旧上海颇受市民欢迎的画月份牌名手，如郑曼陀、李慕白、金梅生、何逸梅等，也加入新年画的创作队伍中来，画家笔下的人物逐渐改为生产劳动者丰满健康的形象，以适应劳动人民的审美爱好。

林岗《群英会上的赵桂兰》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在实际创作过程中，美术工作者不断探索，将中国传统年画表现语言与西方写实技巧相结合，并广泛吸收各画种元素，以民间年画的形式呈现，适应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要求。造型上既非一味地像旧年画那样无条件地迁就农民口味，也不是完全按照艺术家个人的审美趣味，展示了艺术家的审美趣味与工农大众欣赏习惯调和、融合、妥协的过程。新年画的人物与传统旧年画相比，更注重人体结构的比例准确、五官端正、造型传神，色彩上既学习传统年画的喜庆特色，又融合西方水彩画的明艳写实，显得真实可信。如金梅生《菜绿瓜肥产量多》描绘的身着淡粉上衣与蓝色裤子挑选蔬果的女劳动者，头梳乌黑发辫，皮肤白里透着红润，完全是新的时代下阳光而健康的劳动者形象。

新年画在题材内容上也由旧年画中门神、财神爷、灶王爷等单一元素逐渐扩展丰富，努力将新政策、新生活、新人物、新风尚融进年画创作中，从丰收、吉祥、喜庆到工农业生产建设场景、军队戍边、婚姻平等、爱国故事、领袖英雄等题材都被纳入画中。在表现新社会新生活内容的基础上，洋溢着新的时代气息和精神，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实际上已经成为时代精神的化身、人们理想的寄托，既受人们喜闻乐见，又包含了更多的时代元素，如林岗的《群英会上的赵桂兰》、金梅生的《劳动的收获》、李慕白和郁风的《女工新装》、戈韦的《初夏》、张大昕的《穿木珠》等代表性作品。新年画在塑造新中国初期的国家视觉形象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20世纪中国美术思潮演进”（17FYS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范建华，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就职于南京邮电大学传媒与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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