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学观念中的“气概”是生成于本土并经过现代学者解读的概念和范畴。它是从最早的元气说中发生的，经过历代学者的解析而得以发展与壮大。“气概”是中国美学区别于其他国度的文化特质，同时也是与他国融合互鉴的内在动力与民族自信。从思想来源分析，它不仅受儒家思想的滋养，同时也受到道家精神的影响。“气概”这一观念在当代的传承与发展，是中国美学研究和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

（来源：影像中国网，张云秋摄）

“气概”这一概念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先秦两汉是元气学说发生的时期，而元气学说奠定了魏晋六朝“气概”论的大体框架。

在六朝时期，“气概”常用来形容人的气魄与气貌。南朝梁沈约《宋书》记载：“玄谟幼而不群，世父蕤有知人鉴，常笑曰：‘此儿气概高亮，有太尉彦云之风。’”北齐魏收《魏书》有：“李神据危城，当大难，其气概亦足称焉。”

唐代文学创作以“气概”雄奇著称，明清时期的诗评家即以“气概”来评论唐代文艺的风格特点。明代诗论家胡应麟曰：“七言古，初唐以才藻胜，盛唐以风神胜，李、杜以气概胜，而才藻风神称之，加以变化灵异，遂成大家。”唐代出现了用“气概”二字来评论书画作品的例子。颜真卿《怀素上人草书歌序》：“开士怀素，僧中之英，气概通疏，性灵豁畅。精心草圣，积有岁时，江岭之间，其名大著。”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评论：“尉迟乙僧……画外国及菩萨，小则用笔紧劲，如屈铁盘丝，大则洒落有气概。”这是正式采用“气概”一词来评论绘画作品的先例。

到了宋代，“气概”开始用来评论诗歌，比如朱熹评论：“唐明皇资禀英迈，只看他做诗出来，是甚么气魄！今唐百家诗首载明皇一篇早渡蒲津关，多少飘逸气概！便有帝王底气焰。”朱熹在这里将“气魄”与“气概”并称，赞扬唐玄宗李隆基的诗飘逸有气概，有帝王气派。宋代陈岩肖《庚溪诗话》评论：“汉高帝《大风歌》，不事华藻，而气概远大，真英主也。”同时，宋代艺坛也用“气概”这一范畴评画。《宣和画谱》评唐代吴道子：“开元中，将军裴旻居母丧，请道子画鬼神于天宫寺，资母冥福。道子使旻屏去缞服，用军装缠结，驰马舞剑，激昂顿挫，雄杰奇伟，观者数千百人，无不骇栗。而道子解衣磅礴，因用其气以壮画思，落笔风生，为天下壮观。故庖丁解牛，轮扁斫轮，皆以技进乎道；而张颠观公孙大娘舞剑器，则草书入神；道子之于画，亦若是而已。况能屈骁将，如此气概，而岂常者哉！然每一挥毫，必须酣饮，此与为文章何异？正以气为主耳。”《宣和画谱》描述吴道子借助将军裴旻驰马舞剑的气势，以壮画思，落笔风生，为天下壮观。其画作的成功得力于气概不凡。

明代文艺批评也运用“气概”来评论作品，例如胡应麟《诗薮》评论汉高祖刘邦的诗：“高帝《鸿鹄歌》，是‘月明星稀’诸篇之祖，非《雅》《颂》体也。然气概横放，自不可及。后惟孟德‘老骥伏枥’四语，奇绝足当。”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评明人词：“元有曲而无词，如虞、赵诸公辈，不免以才情属曲，而以气概属词，词所以亡也。”王世贞认为词当以“雅正”为尚，如果纯以“气概”作词则会导致词艺衰亡。可见，“气概”与儒家的“雅正”有着差异。“雅正”是中和之美，而“气概”是一种冲突之美，是一种主体精神的张扬。清代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苏、辛两家，各自不同。后人无东坡胸襟，又无稼轩气概，漫为规模，适形粗鄙耳。”由此可见，宋代以来，“气概”时时见诸诗评之中，成为一种诗学审美范畴。

对于“气概”之美的追求，往往伴随着当时对于前代审美精神的追寻。南朝齐刘勰《文心雕龙》对于诗骚精神与建安文学气概的肯定，与他对于当时文学精神萎靡不振的批评有关。陈子昂对于汉魏风骨与正始之音的向往，也与他对于初唐诗风颓废的不满有直接关系。晚唐诗人司空图处在动荡战乱的年代，内心充满忧愤，他将这种心情通过《二十四诗品》中的《悲慨》加以抒发：“壮士拂剑，浩然弥哀。萧萧落叶，漏雨苍苔。”又于《雄浑》中歌吟：“大用外腓，真体内充。反虚入浑，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这也可以说是司空图对于“气概”的解读，他试图通过唤起那种雄浑与劲健之美来挽救世风。

南宋末年，面对风雨飘摇的江山，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出了学习盛唐之音的主张，他认为，学诗者首先要掌握正确的门径，不然就会走上歧途。他在《诗辨》中说：“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由立志之不高也。”他推崇汉魏至盛唐诗人的作品，而对于开元、天宝之后的诗人作品则持菲薄的态度。严羽所处的年代国力衰弱、士心低迷，严羽所以呼唤汉魏风骨与盛唐之音，是为了用昔日的文艺辉煌来振奋时代精神，发泄内心的痛苦。在《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严羽说：“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其不同如此。”严羽所概括的“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的盛唐之音，反映了蹈厉发奋的时代精神。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曾对比盛唐与中唐诗歌的不同之处：“‘李杜’数公如金翅擘海，香象渡河，下视(孟)郊、(贾)岛辈，直虫吟草间耳。”“高(适)、岑(参)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孟郊之诗刻苦，读之使人不欢。”所钟情的“李杜”与“高岑”，或雄浑悲壮，或沉着痛快，都是盛唐之音的代表，呈现出特有的“气概”之美。自他之后，宗唐贬宋便成为一种诗学思潮，明清的格调派便是在严羽以盛唐为法的诗学思想影响下产生的。“汉唐气概”遂成为一种古典审美理想。

“气概”是中国美学的重要特质，中国古代固然就有这一概念，但它是经过近现代学者的诠释以后才真正激活的。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梁启超、鲁迅、宗白华等学者十分重视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化，苦心思索与探寻中国美学的“气概”问题，发表过许多精彩的阐述。系统地总结这些观点，对于中国美学的“气概”理念的深化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理念不仅仅是以往概念史、范畴史与体系构建等的产物，而且更主要是经过近现代思想人物的诠释而得以复活的。中国美学的“气概”在当代的传承与发展，是中国美学研究和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

*该文系作者在中国书协与中国评协共同举办的“新的文化使命与书法评论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2023年9月，长沙，点击查看)。来源：《中国书法》2023年第12期。

*作者：袁济喜，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签发：袁正领

审核：张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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