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杂技的历史有3000多年，但直至清朝末年才有了杂技理论的萌芽，而作为独立学科存在和发展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杂技理论的起步应该是从1950年5月5日政务院发布“改人、改戏、改制”的“三改”政策开始的，重点针对“改戏”，即对旧节目的推陈出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艺建设中，杂技建设就着手剔除糟粕，创排反映新生活的新节目，使之为国家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杂技理论配合形势，对一些尚存的陋习和糟粕进行抨击，引导杂技创作向着健康发展的道路行进。随着国家建设的发展，杂技艺术的发展走入正轨，杂技理论则有针对性地探讨了杂技的艺术特征、杂技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杂技如何从其他艺术中汲取营养、杂技能否表现情节、滑稽在杂技节目中的作用等问题，甚至还探讨了借鉴体育理论指导杂技训练的问题。

　　这个时期杂技理论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如田汉、洪深、周巍峙等文化界领导和一些非常有影响的文化名人都曾亲自过问、指导杂技艺术的创新创作和杂技理论的发展，使杂技创作发展迅速，杂技理论在很高的起点上起步。著名戏剧活动家、曾任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的张梦庚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撰文《谈杂技艺术》《杂技艺术问题探讨》，探讨了杂技艺术的规律、杂技节目是否需要情节、情节如何安排等问题，还出版了研究杂技的专著《杂技艺术的花朵》。

　　1964年5月，文化部主持召开了全国杂技座谈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召开杂技主题的全国性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杂技界在贯彻‘二为’方向、‘双百’方针以及民族化大众化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大家就加强党对杂技事业的领导，杂技、马戏、滑稽节目的发展，杂技队伍建设，节目创新，学员培训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并提出了高、精、尖、稳、准、美的创作标准”。这一时期，杂技理论探讨已经深入到杂技本体特征、杂技美学、杂技评判标准等具有学科理性的问题，为杂技理论体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全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杂技理论没有远离当时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主流文艺发展潮流，而是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建构着自己的语言逻辑和社会平台，把自己融入文艺发展的浪潮中。1983年3月，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杂技家协会和文化部艺术局联合举办了全国杂技创新座谈会，收到涉及杂技各类话题的论文43篇，与会者对杂技的基本问题、基本概念、理论阐述等取得了比较统一的认识和大家都认可的遵循。

　　这次座谈会后，全国又陆续举办了全国和地区性的杂技理论研讨活动，不仅促进了我国杂技理论的进步，而且在全国文艺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期，也出版了一些杂技理论著作，如《中国杂技艺术》（1980，上海杂技团编）、《中国魔术》（1981，曾国珍、杨晓歌著）、《新中国文艺大系·杂技集·1949—1984》（主编夏菊花，副主编冯光驷、王峰）、《延安时期的杂技艺术》（1988，李志涓著）、《中国杂技史》（1989，傅起凤、傅腾龙著）等。以及杂技界第一部杂技训练专著《杂技训练基础知识》（孔令仪著），第一部关于中国马戏发展史的专著《中国马戏初探》（邓长风著），第一部探讨杂技美学的专著《杂技美的探寻》（唐莹著），等等。一系列杂技理论著作的出版，不仅丰富了理论创作，更对杂技的基本认知、艺术创作规律、杂技理论规范等的建立作出了突出贡献。

　　1987年11月，中国杂协与天津艺术研究所、天津文联理论研究室联合召开了“首届杂技美学研讨会”，会议围绕着以当代审美眼光审视杂技艺术发展的中心议题展开讨论。这是杂技界第一次召开杂技美学的专题研讨会。会议共收到论文26篇，它们从不同的视角提出并论证了一系列有助于杂技艺术发展的重要问题。有很多观点在今天看来都是新鲜的，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比如关于民族性与个性的关系，有论者认为，民族风格的丰富性正是建筑在无比多样的个性之中。今天，我们更多地强调了民族性，忽视了个性特色，造成雷同的节目很多，同质化现象严重。再比如，有关“技”与“艺”的关系问题，有论者指出：“技巧只有在构成艺术作品之后，才能使自身技能的价值转化为艺术的美学价值。”“杂技技巧和杂技艺术是两个紧密相关而又相对独立的概念，不能混同。技巧是构成作品的技能和手段，它们所构成的作品只有在传达出审美情感时，才能称之为艺术。”“诸种艺术因素在进入杂技这个综合艺术体之后，它们都失去了原有的独立性，共同服从于杂技综合艺术的美学原则，共同在有机组合体内发挥其作用，共同为作品的主旨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不应夸大杂技技巧在综合体中的作用，视其他艺术因素为装饰，把它们看作是杂技技巧的附庸（摘自王德勤、陆乾：《论杂技艺术的综合性——兼谈杂技“技与艺”的关系》，《杂技美学论文集》1988年10月出版）。”“技”与“艺”的关系问题在杂技界一直被讨论，但是大多数的人往往都强调作为杂技本体的“技”，而常常忽略作为艺术的杂技如何才能体现其美学价值。其中的关系，上述论点将之阐述得再清楚不过了。由此可见，当时杂技理论探讨达到的理论深度和思想认识深度。上述论点放在今天，都对杂技的创新创作具有指导意义。

　　1989年8月，中国杂协再次与天津艺术研究所、天津市杂协合作举办了“全国首届杂技滑稽表演研讨会”，五天的会议有观摩演出和学术研讨等活动，收到论文26篇，邀请了21个滑稽节目参加表演。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有一批大学教授和从事喜剧研究的专家学者参与会议全程，对杂技滑稽的性质和今后的发展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改革开放新时期召开的这几次具有历史意义并载入史册的会议都及时观照了杂技界的关切，有很强的针对性，引领着处于发展新阶段的杂技、滑稽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

　　此外，各种研讨交流活动普遍展开，如1983年7月的东北三省杂技创新座谈会；1987年8月的全国部分省市杂技人才培训工作交流会；1988年2月，杂技教学经验交流会；1988年8月，全国杂技编导、教师文艺理论学习班；1990年8月的上海杂技滑稽小丑艺术专题研讨会；1990年9月的山东省首届魔术、口技、滑稽研讨会，等等。

　　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杂技理论研讨的活跃程度以及研究者著书立说的热情，在杂技界是空前的。这个景象大约持续了10年。这个时期理论研究的特点是，既注重基础学科内容，涉及杂技本体、杂技美学、风格流派、教育科学、运动心理学、运动生理学等等，更重视回答创作中的问题，如继承与创新、民族化与现代化等，并确立了差异化、科学化的杂技评价体系。杂技理论研究开创出了崭新局面。

　　世纪之交，市场与观众的审美情趣发生巨大变化，杂技创作也追随时代变化呈现出百花盛开的景象，杂技繁盛的创作格局为理论研究和著述提供了丰厚的基础，研究者有条件积累丰富的素材和观摩体验。经过近十余年潜心研究，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研究者的个人著述集中出版：2003年湖北文艺界前辈林义泉所著的《杂技艺术论》出版；同年，河北杂技的研究者杨双印所著的《吴桥杂技》出版；2004年我国杂技研究领域的前辈傅起凤、傅腾龙所著的《中国杂技史》修订后再次出版，并因为市场需要不断再版；2007年天津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唐莹在其两部著作《杂技美的探寻》《杂技，超常的艺术》的基础上，完成了《杂技美学》撰写和出版；现任中国杂协主席边发吉和河北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周大明合写的《杂技概论》也于同年出版；2012年山东师范大学编撰的《中华杂技艺术通史》出版。这是经过十余年积淀的集中爆发。一史一论和一部美学著作的出版，为我国杂技理论构建出一个高水平的、学科框架性的理论平台，在我国杂技理论建设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对我国杂技理论学科建设起到积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杂技理论研究普及化的工作也在持续开展。作为行业协会，中国杂协把主要力量放在了普及上，通过举办理论研讨活动，特别是中国杂技金菊奖设立后，中国杂协就将理论评奖纳入金菊奖的子项中。评奖近20年，共进行了八次全国性理论评奖，推出一批优秀理论作品。金菊奖理论作品评奖活动引领着全国杂技理论研究的方向。此外，中国杂协还通过常年持续不断地在全国各地举办杂技理论研讨、论坛、培训、研修等活动，使更多的从业者提高了对杂技的认知水平，为杂技理论建设奠定了人才基础。举办这些活动，整体推进了杂技理论的普及，在事业发展层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中国杂协于1981年创刊《杂技与魔术》杂志，成为观点争鸣、理论阐释、作品评析、现象评说的平台，为杂技理论建设持续发挥作用，还陆续编辑出版了《中国杂技老艺术家传略》《中国杂技艺术院团发展纪略》《中国杂技金菊奖理论作品奖获奖论文集》，以推进杂技著作的出版和杂技史料的收集。广西民族大学董迎春教授主持申报的《中国当代杂技创作研究》，获得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立项，这是杂技类首个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资助立项的国家课题，使杂技理论研究工作迈上更高的平台。

　　地方性的杂技理论研究活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进一步扩大了杂技理论研究的群众基础，如东北三省杂技创新座谈会、杂技教学经验交流会等等。2011年，东北三省杂技家协会联合举办“东北三省杂技论坛”，现已举办8届，其影响力已经辐射至全国，成为杂技理论研究活动的品牌。

　　回顾新中国成立后70年杂技理论的发展，可以看到两个特点，一是个体研究著述对杂技理论的学术建构贡献突出，他们的研究水平直接代表着我国杂技理论的发展水平，他们的著述丰富了我国杂技理论宝库，使得杂技理论具备了跻身于我国文艺理论行列的条件。二是普及化程度比较高。70年来，杂技界始终如一地做着杂技理论普及工作，尽管理论水平的提升并不理想，但是杂技从业者们对杂技最基本的认知、对作品进行分析和阐述能力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杂技理论从无到有仅仅几十年时间，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得益于行业的引领，得益于杂技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当然，在这种繁荣景象之下，也存在着一些深层问题，一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加速转型，杂技理论表现出思想和理论根基的贫乏。面对事业、产业发展和杂技作品多种形态并存的局面，尚未找到一种恰切的理论批评话语给予完整表达。二是多年来对杂技的基础理论研究、理论体系建设等重视不够，杂技理论还有很多研究领域、研究课题处于空白。比如，杂技本体研究、杂技史学研究、风格流派研究、杂技家个体研究、杂技传播学研究、杂技学派的建立，等等。三是理论研究长期滞后于创作实践，表现在对创作潮流、现象反应迟钝。比如，杂技主题晚会、杂技剧的创作从新世纪前后出现到今天已十余年过去，理论界始终没有对这两种新的作品形式进行过专题探讨，推出有水平、有深度的研究文章或者著作，引导创作者从理论上对它们的特点、创作原则和规律、美学特征等提高认识。杂技主题晚会、杂技剧的创作走到今天，更多的是创作者在不断的实践摸索中总结经验，修正自己的坐标。再比如，加拿大太阳马戏团对我国杂技创作影响深远，近几十年我国杂技创作模仿的痕迹很重，不是技巧语言的模仿，也不是完整剧目的模仿，更多是服装、灯光、舞美等包装手段的模仿，在创作理念还不能一下子改变的时候，这种模仿具有进步的意义，它推进了杂技的舞台化过程，提高了舞台的观赏性和表现力。但若停留于此，就有了包装过度之嫌，这是创新创作能力不足的表现。对此理论界也少有声音。

　　杂技理论七十年的历程，对未来发展有这样几点启示：

　　第一，应不断创新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杂技理论发展的历史很短，没有高等教育，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这一客观现实面前，我们要转变发展思路，创新发展理念，谋略发展规划，制定发展战略，实现杂技理论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应不断加强基础性研究工作。在普及工作之外，更要集中优质研究人才开展对杂技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尽快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杂技理论体系、话语体系、评价体系，完成杂技学的建设。

　　第三，应不断关注杂技事业发展实践，关注当下我国杂技的创作问题、事业与产业发展问题，发出专业性的、学理性的、建设性的声音，形成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的局面。以杂技创新发展的理论思考回答现实问题，这是时代赋予杂技理论的责任。

　　（作者：高伟，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杂技家协会《杂技与魔术》杂志社主编、中国杂技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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