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毛泽东与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诞生以来就高度重视宣传工作，把宣传动员和思想教育工作作为组织建设的基础，在党史中就有“先有报，后有党”的说法。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借助《新青年》《每周评论》等现代大众媒介进行政治宣传和思想动员，到1927年从城市转向农村开启了在农村根据地进行军事游击战、社会建设和文化宣传的实践，这种从现代空间到非现代空间的转换面临着多重挑战。本文拟结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延安《讲话》）对此进行探讨。

延安《讲话》对文学媒介的改造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学成为当时依托现代印刷和出版系统的最为大众化的现代出版物。如果说五四时期形成了文学参与政治、社会革命的传统，那么根据地时期以来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文学这一大众媒介则下沉到基层，文艺工作者以更主动的方式参与农村根据地的社会革命和文化建设。这种特殊的文学实践与延安《讲话》对文学媒介的改造有关。

20世纪40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发起了“整风运动”。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1942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作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后改为《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1942年2月8日在中央宣传部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发表《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这三篇报告成为全党整风运动的理论基础。整风运动的核心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带来三个成果：一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渐完成了领导人民向民族解放与阶级革命双重任务的转变；二是通过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批判，完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三是“反对党八股”，“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也就是说，整风运动提倡对中国实际进行调查研究。

1942年5月2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由两部分组成，分别是毛泽东5月2日讲的引言和5月23日讲的结论。延安《讲话》是抗战时期对文化艺术领域的整改，是“意识形态再生产”领域的调整，使得文学等文艺活动参与、组织到党的宣传工作中去，以适应根据地时期的思想和文化动员，与军事、政治斗争更密切地配合起来。2022年出版的首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简史》中把延安《讲话》作为整风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延安《讲话》从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谈起，主要面向国统区来延安的文艺工作者，谈了解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学习问题以及文艺为群众、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还有党与文艺的关系，文艺与时代、生活的关系以及文艺批评的标准等文艺生产与评价的问题。毛泽东从地理空间和受众的变化来谈“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根据地也有学生，但这些学生和旧式学生也不相同，他们不是过去的干部，是未来的干部。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者”。《讲话》从文学阅读者/受众的变化提出文艺工作者要创作与工农兵有关的文艺作品，这就涉及文艺工作者下基层、深入生活等问题。延安《讲话》还给文学创作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作家/书写者与群众/被书写对象的伦理问题，二是用典型论来进行现实主义文学创作。

（图片来源：影像中国，摄影：蒿成）

书写者与被书写对象的伦理问题

延安《讲话》改变了文学书写者与被书写对象的“权力”关系，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之间文明/落后、干净/不干净的二元“等级”关系。在这种背景之下，自我与他者不再是不言自明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一种主体间性和互为主体的状态。如何了解工农兵的生活？毛泽东提出的方法是改造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这种“思想感情”的改造，既是从一个阶级变成另一个阶级的“变身记”，也与社会学、人类学所强调的民族志、分享人类学类似，使得文学创作带有了社会学、人类学的“科学性”和“社会性”。

提倡以“典型论”为特征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

这种文学创作领域的典型性一方面来自于恩格斯所总结的“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等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另一方面与党报党刊中将抓典型、塑造典型作为主题报道有关。它有以下几种特征：一、树立典型既是对典型人物和事例进行表彰和表扬，也是为了政策宣传，让群众更好地理解党的政策，典型形象使得以文字为载体的文学媒介视觉化和图像化，便于理解和传播；二、把这种来自于基层和地方的经验抽象化为一种具有典型性的样板，通过典型案例的推广可以将之变为一种可传播的地方治理经验；三、寻找典型、树立典型往往需要新闻记者、作家“身体力行”，到基层了解真实情况，这既是一种与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类似的田野调查式的和民族志式的工作，也是中国共产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实地调研精神的体现。

下基层：逆向流动的知识分子

相比现代化的城市空间，彼时广大农村地区正处于“前现代”的状态中。具体体现为：一、农村无法生产报纸、广播、电影等依托现代技术与资本的大众媒介产品；二、大众媒介也经常无法覆盖农村地区；三、农村缺乏电影院等文化消费空间，农民是相对落后、蒙昧的群体。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所开辟的根据地区域出现了一种让现代媒介和信息实现“逆向流动”的实践，从而在农村地区搭建起了村庄与村庄之间信息流动的网络。这种有中国特色的“逆向流动”的社会经验，也是在现代、城市空间之外的农村地区进行现代化信息流动的模式。因此，根据地时期，除了对大众媒介进行改造之外，更重要的是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使其成为逆向流动的主体，承担信息传递的功能，以此来弥补农村地区大众媒介的稀缺和匮乏。延安《讲话》塑造了这种逆向流动的主体，这些从城市流向农村的文艺工作者不只是进行文艺演出，而是组织群众一起创造表现群众生活、反映土地革命的新故事。这就是延续至今的文艺下乡、干部下基层的源头。知识分子在逆向流动中扮演着三重角色：一是信使，通过下基层、下乡把信息从城市向农村传播；二是“代言人”，通过“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三是成为基层社会的建设者。

延安《讲话》对此提出了具体要求，“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延安《讲话》要求文艺工作者要下基层，与群众“打成一片”。对于作家来说，完成这种主体转换的方法是变身为记者，使文学创作转变为一种新闻式的写作，先采访、调研，然后再完成书写。如作家丁玲在20世纪40年代完成《田保霖》《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三日杂记》《袁广发》《民间艺人李卜》《记砖窑湾骡马大会》等通讯、报告文学作品，作家欧阳山创作介绍纺纱模范邹兰英的《活在新社会里》等作品。

这就形成了以文艺知识分子/新闻记者为下乡、下基层的主体的状态，这种状态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农村欠发达地区缺乏现代化信息的困境。延安《讲话》中有一段话这样描述了下基层之后文艺工作者所扮演的角色：“我们的专门家不但是为了干部，主要地还是为了群众。我们的文学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我们的戏剧专门家应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小剧团。我们的音乐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歌唱。我们的美术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美术。一切这些同志都应该和在群众中做文艺普及工作的同志们发生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帮助他们，指导他们，一方面又向他们学习，吸收由群众中来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使自己的专门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

这些逆向流动的主体不仅实现了现代信息的下沉和扩散，还承担着双重功能，一是把群众启蒙为现代化、理性化的主体；二是使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成为新的知识和价值。经过这种改造，农村根据地建立起了一个又一个的文化阅读和消费空间。无需固定的剧场和影院，田间地头或村口广场也能上演流动话剧和露天电影。“逆向流动”并非只是把城市的话剧、电影、图书等现代信息传播到乡村，而是文艺工作者通过实地调研、深入基层，在土洋结合过程中把当地群众的故事转变为新的文艺作品呈现出来，群众成为了文艺作品与舞台中的主角，并对作品提出修改和反馈意见，促成文艺作品在传播与反馈的动态平衡中趋于完善。另外，这种文化传播过程也承担着发掘基层知识分子的功能，如基层通讯员制度就是在基层培养“业余记者”，负责把基层的好人好事、地方经验与先进典型写成新闻稿，在报纸上发表后，变成其他地方可以分享的公共经验，或者在戏剧工作者的帮助下把当地的经验改编为话剧作品。这种知识分子的逆向流动形成了双重社会效果，一方面体现为文学家作为知识分子参与基层社会的改造，一方面体现为文学媒介更主动地介入社会与生产宣传，成为组织群众参与社会建设的“中介”。

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在特定的时代和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依托群众路线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艺参与宣传的模式。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些在战争环境下形成的随时移动、临时搭建的文化宣传模式依然长期存在，成为农村、边远地区进一步实现现代化发展的中介。

（作者：张慧瑜，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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